我很快便明白了一件事，大公司里的人们有一半时间是真的在工作，另一半时间里他们装出一副很繁忙的样子。星期一我接受了本星期的工作后，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星期三做完。
我从电影和电视剧中看到，人们努力提前完成任务，又迫不及待地要求增加工作，最终感动了他们的上级领导，因此而得到了提拔。可是我早就看明白了，这种主动积极的工作精神在真实生活中不仅得不到鼓励，而且还会招来怨恨。公司的统治者竭尽全力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潜心研究，工作和休息怎样进行合理搭配才能使他们最舒服。如果我突然开始拼命工作，公司的劳动分配生产率曲线将会下降。这会使我的上司脸色很难看，甚至上司的上司脸色同样也很难看。我所要做的便是跟我的前任一样，或者比他稍有改进。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我应该填补那个预先为我设计好的位置，固守在它的疆域以内，严格地遵循等级制度下庸才的提升原则。
这就意味着我有许多空闲时间需要打发掉。
我仿照他人的做法，很快便掌握了假装努力工作的技巧。
我发现办法其实很多。当斯图尔特或者班克斯来办公室检查我的工作进度时，我尽量把文稿弄得哗哗作响，重新挪一挪桌子，或者在抽屉里面胡乱摸索一通。我不知道德里克是否注意到我的伎俩，他即使已经注意到也没有说什么。我怀疑他也在玩着类似的把戏。因为每当公司领导或者部门上司出现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他也总是突然变得格外忙碌起来。
我想念在学校读书的日子，我经常回忆起过去的岁月。我的大学时代有许许多多乐趣，尽管毕业至今才还不到半年的时光，从感情上说，那些日子却好像已经距我十万八千里了。我发现我很留恋跟同龄人在一起的那些无所事事、满街闲逛的悠闲岁月。我想起有一次我跟克雷格。米勒一起在校园附近玩，那里的小型超市有一个叫做“敏感区”的成人玩具店。那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合用一辆汽车。克雷格建议去商店里呆一会儿，由于我从来没有去过，出于好奇便答应了。我把车停在小型停车场，刚刚踏进超市的门，三位出纳员和几名顾客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克雷格！”他们同时喊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叫做“干杯”的电视剧，酒吧里的老主顾们含着热泪齐声高喊“诺曼广我实在忍不住想笑。克雷格局促不安地看了我一眼。这使我想起了一首歌中的歌词：你的名字家喻户晓，你的感觉多么奇妙！
在自动化界面公司里，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至今还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雇用我，特别是斯图尔特和班克斯已经表现出了对我的鄙视，这就更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我难道属于某种按照比例招收的人员吗？我难道恰好符合了年龄或者族群方面的录取条件吗？我无从得知。我只知道假如雇用人员的决定权掌握在斯图尔特或班克斯手里的话，我是断然得不到这份工作的。
我很少见到特德。班克斯，但是他有时会抽空来部门进行检查。每次见到我时他总是毫无来由地、粗暴无礼地伤害我的感情，经常用有辱人格的口吻评价我的头发、领带、走路姿势，以及凡是他能够想象到的一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尽量装作没有听见他的无理取闹，对他置之不理。
罗恩。斯图尔特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置之不理的人。他不像班克斯那样赤裸裸地表达出对我的厌恶和无礼，从表面上看来，他甚至对我有些彬彬有礼，但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忍无可忍。他说话时总是流露出一副傲慢的神态。尽管他的语气十分愉快，但他竭力设法让我知道，他在智力和地位方面比我优越得多，他跟我谈话已经给了我很大的面子。
更使我感到愤怒的是，当我跟他谈话时，我总是无法摆脱掉他比我优越、聪明、有趣、经历复杂的看法，似乎他一切方面都比我强。尽管我们的谈话总是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但是实际上却在暗中讲述着另外的故事，我感到自己的举止就像一个下贱的奴才。尽管我痛恨自己的行为，我却无法做出别的选择。
我真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偏执症。也许班克斯和斯图尔特其实对每个人的态度都是同样的。
不。班克斯有时跟程序员们开玩笑，有时跟女秘书和速记员们打情骂俏。斯图尔特对他手下所有的人都十分友好，他甚至跟德里克轻松愉快地聊过天。
我是惟一置身于敌对阵营中的人。在我被雇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听到斯图尔特和班克斯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谈话。
他们站在我的门口大声地说着，似乎故意希望我听见他们谈些什么。
我的确听见了。
班克斯说：“他干得怎么样？”
“他不是我们圈内的人。”斯图尔特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尽快对程序熟悉起来。”
“我们这里容不得溜奸耍滑的人。”
我距离第一次汇报工作还有一个多月。他们极力想激怒找。我清楚这一点，我感到无比愤怒。我不能将这些无妄的谴责背负在自己身上。我起身走出了办公室，来到走廊里，“两位先生，”我冲着他们说道，“我完成了你们布置给我的所有工作，并且是在规定的时间以内完成的。”
斯图尔特温和地看着我，“那就好，琼斯。”
“我听见你们说了一些关于我的话……”
班克斯宽宏大量地笑了起来，完全是一副无辜的样子，“琼斯，我们并没有谈到你呀。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我看着他。
“你为什么要偷听我们的私人谈话呢？”
我无言以对，不回答问题作为一种防御措施并不能算过分。
于是我便闭上嘴巴，假旗息鼓，面色通红地回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德里克正坐在他的座位上窃笑。
“这是你应得的下场。”他说。
你这人渣，我想对他说。你想找死？你这狗杂种。
但是我没有理睬他，拧开钢笔，开始工作。
那天夜晚当我回到家时，简说她想随便去个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情。自从我找到工作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出过门，长期幽闭使她难以忍受，她表现出坐立不安的样子。说实话，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决定出外度过一个夜晚。
我们去了巴尔博，在蟹菜馆吃了晚餐，每人买了一碗蛤蜊海鲜杂烩汤，坐在餐馆门外的餐桌上，一边对过路的行人评头论足一边吃着晚餐。之后我们开着车，经娱乐城一直开到了半岛的码头上，把车停放在码头旁的一个小型停车场里。这里始终是我们的两人世界。在我们穷困潦倒、没有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跟简一起外出时来的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当时是在车里过的夜。在我们确定关系后的最初两年里，我们连一张电影票也买不起，来这里玩时，我们从娱乐城一直步行到码头，逛那些橱窗式的冲浪商店和T恤衫商店，在游乐场上观看孩子们玩乐，跟在海滩上的小船后面走，我们能够一直走到码头尽头的鲁比斯汉堡车那里。当所有的游客都离开了码头，所有的商店已经打烊之后，我们通常总是钻回到别克车上，在后座上做爱。
现在当我们的汽车经过娱乐城时，我却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现在已经买得起T恤衫，也买得起游乐场的门票了。
不过出于习惯，我们仍然什么东西也没有买，只是手拉手地在人群中漫步。我们走过了一群身穿皮夹克、靠在褪色的护栏上的朋克青年，穿过一个提供住宿的港口游艇售票事。空气中充满了汉堡包、比萨饼、炸薯条等各种食物的混合气味，还能模模糊糊地闻到一股从港口飘散过来的鱼腥味儿。
我们走进了一家贝壳商店，简想要沙币，我为她买了一只。
我们乘小船穿过海港，来到了巴尔博岛，在小岛上漫步了一个钟头，从冰激凌摊上买了香蕉冰棍，然后乘小船返回了码头。我们在停车场上就远远地听到了音乐声。在一家夜总会门口的人行道上站着一群穿着讲究的雅皮士，霓虹灯广告在打开的大门和黑暗的窗口之间闪着五彩的亮光，上面写着“影楼酒吧”，旁边有一副挂有汉堡包样品的篷帐，写着“现在登场：桑迪。欧文”几个字。我们在酒吧门口停住了脚步，欣赏着里面飘来的音乐。乐曲简直太奇妙了，那是一支用萨克斯吹奏的爵士乐，不断交替变换的旋律时而热烈时而平静，间或加入尖细而飘忽不定的钢琴伴奏音。这支曲子跟我以前所听过的都不一样，整个乐曲散发着迷人的扭力。我们站在人行道上静静地倾听了十几分钟，后来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我们没有回到汽车里，而是继续沿着倾斜的人行道向码头走去。鲁比餐馆是个闪闪发亮的正方形的小型建筑，它的背后是夜色茫茫的大海。码头沿岸站满了渔民，到处是成双成对散步的人。一群黑头发、深色皮肤、身穿黑色服装、讲一口西班牙语的女高中生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位手拿钓鱼竿的老人坐在一把破旧的长沙发上；一时穿着过于讲究的男女正靠在栏杆上热烈地拥抱、亲吻……微风从远处吹来了音乐声，它随着我们的脚步四处荡漾。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已经不在奥兰治县，而是在某个更加美妙的地方，好像进人了电影里南加州的美丽景色，空气那样清新，人也特别友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鲁比餐馆里的生意十分红火，一群等候进餐的客人站在餐馆门外，里面拥挤而狭窄，到处是正在用餐的人们。我和简走到餐馆后面，跟两个渔民一起趴在栏杆上欣赏海洋的夜景。洋面是深黑色的，这里的夜色比起内陆地区来更加黑暗、更加深沉。
我注视着远方，看见黑暗的洋面上有一艘小船在闪烁着孤独的亮光。我将手搭在简的肩膀上，背靠金属栏杆，遥望着海滩。在建筑工地和汽车灯光的辉映下，海港的天空变成了橘黄色，它掩盖了真正的夜空。洋面，波涛声声，一浪盖过了一浪。
在电影《星尘记忆》里有一幕场景，伍迪。艾伦在星期日早晨喝着咖啡，他的情人夏洛特。兰普林坐在地板上看报纸。唱机正在播放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录制的《星尘》唱片。伍迪用一种不寻常的声音说话，当时的场景、声音、气味以及所有的一切揉合在一起显得那样完美，在那一刻，那短短的几秒钟里，他变成了一个极其幸福的人。
那就是我跟简一起在码头上时所体验到的人生感觉。
那便是幸福。
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默默地享受着夜景，享受着在一起的快乐。沿着海岸线望去，能够一眼望见通往拉古纳海岸的路。
“我想住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简说，“我爱听海水的声音。”
“哪个海岸？”
“拉古纳。”
我点点头。这只不过是个梦想。我们两人累死也挣不到足够在南加州海岸买套住房的钱，不过这可以作为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简有些发抖，她往我身上靠紧了一些。
“天气变冷了，”我搂着她说，“你想回家吗？”
她摇了摇头，“我们就这样再呆一会儿好吗？”
“好。”我把她拉得更近了一些，紧紧地依偎着她。我们两人共同沉浸在海水和夜的世界中，沉浸在拉古纳海滩沿岸灯火辉煌的夜色之中。
第4章 无端的鄙视
我们仍旧住在加州大学布雷亚分校附近那套狭窄的公寓里，但是我已经在考虑搬家之事。现在我们买得起房子了，我再也不想应付那些喝醉酒的男孩儿没完没了的纠缠，他们总是从我家门外的大街上成群结队地走过，去参加一周一次的啤酒桶聚会，或者参加完以后从那里出来。但是简说她想留下，因为她喜欢我们的公寓。她除了上学以外，还在日托中心兼了一份工作，这里离校园和日托中心都不太远，所以对她来说十分方便。
“此外，”她说，“万一你突然丢了工作或者遇到其他一些事情，我们在这里还能对付一阵，我交得起房租，我们可以一直住到你重新找到工作为止。”
这是我的一次契机，对我的挑战。当时我真该将有关工作的真相全部告诉她，并让她知道我是多么痛恨这份工作，接受它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我希望放弃它，另找一份工作。
但是我没有说出口。
我什么也没有告诉她。
我不知道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我担心她会冲我发火。她也许会试图说服我放弃这个打算，但是最终她会理解我的。我可以不伤和气、不失等严地解决问题。谈话结束后便没事了。
然而我不能这样做。不愿放弃这份工作并非因为我有职业道德恐惧症，我并不崇尚某些抽象的观念。由于我厌恶这项工作，认为自己并不具备这个岗位所要求的资格，因此始终无法置身于同事们的行列中。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动摇自己的感觉——我应该继续做这份工作。出于某种原因，我感到我应该在自动化界面公司工作下去。
因而我什么也没有对她说。
简的妈妈星期六早晨来看我们。当她走进公寓的时候，我尽力装出很忙的样子，把自己藏在卧室里，在简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们的旧缝纫机上弄出震耳欲聋的响动。我从来都不怎么喜欢简的妈妈，她也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我得到这份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尽管简已经将我终于找到一份全日工作的事告诉了她，她也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心中被某种东西激怒了。她又少了一个批判我的理由，同时也少了一个教训简的借口。乔治亚，或者她自己喜欢被人们所称呼的乔治，这是一个正在灭亡的种姓，马提尼酒的故乡中最后的传人。那些特别能喝酒的粗野女人总是用粗重而沙哑的嗓音说话，那种声音在我童年时代在偏远地区曾经十分流行。她们还喜欢用男人的明称来称呼自己：吉米，格里，威利，菲尔。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