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问题。”戴维慢慢地站了起来，冲着我咧嘴一笑，跟随在斯图尔特身后走出了办公室。我也对他笑了笑，但我感到心里很难受。
人们嘴上说的和实际情况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他的话是对的。
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快车道上有3辆车连续追尾，等我回到家时已经6点半了。我把车开进车库，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台阶，回到了公寓。我打开信箱，摸索着里面的邮件。有一张煤气公司的账单，本周余额明细表……还有一张卡片，摸上去像是贺卡之类的东西。
一张贺卡？会有什么人给我寄贺卡呢？
简？
我心中的希望猛增。也许她等待着我跟她取得联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也许她终于决定跟我联系了。也许她像我想念她那样在想念着我。
我迅速地撕开了信封，眼前是一幅热气球在蓝天白云中飘荡的彩色画面，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几个字。我打开了生日贺卡。
白色的卡片上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着电子信息：“自动化界面公司的朋友们祝你生日快乐。”我的心沉下去了。
一张非常正现的、来自单位的生日贺卡。
我把贺卡揉成一团，随手往台阶上一扔，眼看着它落在了地上。
还有两天就是我的生日。
我几乎把这事忘光了。
第13章 被遗忘的生日
我的生日是在不停地打印、起草文件、起草文件、打印的过程中度过的。戴维病了，因此我一整天都是独自一人。
晚上我一直在看电视。
单位里没有一个人为我祝贺生日。我原本就没有指望他们为我做什么，但是我仍希望简能来个电话——或者至少给我寄张贺卡。她知道节日对于我来说多么重要。不过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收到。更使我垂头丧气的是，连我的父母也不记得我的生日了。既没有礼物，也没有生日贺卡，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我试着给他们拨了很多次电话，但是始终在占线，最后我只好放弃了。
我想，再过5年我就该30岁了。我记得当我母亲30岁的时候，她的朋友们为她举行过一个生日聚会，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那天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我也获准比平常睡得晚了一些。那年我才8岁，我母亲却已经显得十分苍老了。
现在我也在衰老下去，奇怪的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按照文化人类学教授在课堂上所说的，美国文化中没有那种人生新阶段如出生、命名、结婚、患病、死亡而举行的特别仪式，也没有成年仪式，因此在童年与成年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也许正因为如此，多年来我仍然感到自己是个孩子。我没有父母在我这个年龄时的那种感觉，无法用他们进行自我评价的方式来评价我自己。我也许过着一种成年人的生活，但是我的感情仍然是儿童式的，我对事物的态度和兴趣也是青少年式的。我并没有真正长大成人。
我距离30岁只剩下5年了。
我整夜想着简，想着这个生日应该怎样度过才对，有哪些方面跟过去有所不同。
我躺在床上，怀抱着一个又一个希望，渴望着能听到电话铃声。
但是它始终都没有响。
夜深了。我不知道我一直到几点钟才睡着。
第14章 已是孤儿
感恩节来了，又走了，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度过了节日，收看着5频道转播的“黄昏地带”马拉松比赛，心里仍然嘀咕着，不知道简在干什么。
一个星期以前，我曾试着给我父母打过很多次电话，希望他们邀请我去吃感恩节大餐，但是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尽管他们曾经连续3年邀请我和简跟他们一起过感恩节，我们却一次也没有去过，理由无非是学校、工作等等，总之所有能想到的理由都用遍了。今年，当我终于渴望着回家过节的时候，却再也没人向我发邀请了。尽管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但是找并不吃惊。
我知道我的父母不是出于恶意，或者故意不邀请我去——他们只是猜测我和简仍然有自己的安排——其实我没有任何安排，我渴望他们能给我一些爱。
我还没有告诉父母我和简分手之事，因为事情发生之后，我跟他们一次都没有通过电话。我父母从来没有对我真正表示过亲热，如果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用成千上万个问题来问我，最终使我感到尴尬和难为情——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谁的过错？你们打算彻底分开吗？我不想强迫自己跟他们谈这类问题，我也不想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尽可能让他们知道得晚一些。我宁愿他们从别人那里间接听说这个消息，而不是从我嘴里直接听到。
如果我打算去圣地亚哥过感恩节的话，我就得准备撒谎，告诉他们简临行时生病了，只好回家去跟她的父母一起过节。尽管这个蹩脚的理由明显站不住脚，但是我坚信我的父母一定会相信。他们属于那种很容易受骗上当的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骗过他们。我很清楚，我完全可以自己邀请自己，在星期四那天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台阶上。不过我感到这样做不太合适。
因此我便留在了家里，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直播“黄昏地带”马拉松竞赛。我的感恩节晚餐是我自己做的通心粉加奶酪。
我感到十分郁闷，我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孤独感和被抛弃感。
我几乎盼望着感恩节尽快过完。
星期一早晨，戴维比我先到了，他双脚搭在写字台上，慢慢咀嚼着不知什么牌子的松饼。经过了4天的孤独时光之后，我很高兴终于又见到了他。但是当我看到办公桌上那一大堆文件的时候，我仍旧感到心情无比沉重。
我喜欢戴维，但是，我的天，我痛恨这份工作。
我转过脸看着他，“真他妈的该死。”我说。
他吃完最后一块松饼，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进了两张办公桌之间的垃圾桶里，“我读过一个故事，它说地狱是一个长廊，那里塞满了你这一辈子消灭掉的所有苍蝇、蜘蛛和蜗牛，你只能在这个长廊里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永远无休止地走下去。”戴维微笑着，“这就是地狱。”
我叹了一口气，“它似乎离我并不很远。”
他耸了耸肩，“其实这应该叫做炼狱。我倒不认为它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通地狱。”
“你说得对，这的确很有可能。”我回答说。
我拿起笔，将最后一稿地质商务系统指令又浏览了一遍。
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该死的地质系统。从表面上看来我好像前进了一大步，承担了更加重要的任务，但是它却变成了我的沉重负担。我开始想念过去的日子，那时我的工作很少，而且每天都有所不同，尽管工作十分琐碎，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千篇一律和乏味无聊。
4点钟了，按照弹性工作时间上班的雇员们已经要走了，他们经过我的办公室，向大厅另一侧的电梯走去。戴维靠在椅背上，转过身来看着我，“嗨，你下班以后干什么？有空吗？”他问。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无论他邀请我去哪里，我都应该婉言谢绝，找一个不能跟他一起去的理由。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任何人去过任何地方了。我听到自己对他说：“有空。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亨廷顿海滨。那里有很多女孩儿。我想也许你应该去。”
这实际上是一个邀请。
我有些想去，我沉思了一秒钟，觉得这可能会救了我。我应该提议由各人分别承担费用。我们会变成很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伙伴；他会帮我找女人；我的生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得到彻底改变，这一点并不难。
但是我真正的自我战胜了我自己。我摇了摇头，遗憾地笑着说，“可惜我不能去。我已经有安排了。”我说。
“什么安排？”
我摇了摇头，“我不能去。”
他看着我，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他说。
从此以后我跟戴维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过错，但是我们之间的那根感情的纽带似乎已经断裂了。我们的关系当然不同于我跟德里克之间的关系。我是说，戴维跟我仍然说话，依旧友好相处，我们只是不再那样亲密无间了。我们似乎曾经接近过友谊，但是又远离了它，我们最终发现，我们更适合保持一种相互了解的关系。
我们又开始了例行公事。其实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过例行公事，但是自从戴维跟我分享了这个办公室以后，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已经不再适应日常的惯例和俗套了。然而，既然我已经逐渐退出了戴维的周边生活，他也逐渐退出了我的注意，我又开始每天面对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
我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干着一份毫无个性的工作，过着一种毫无个性的生活。
我注意到我的公寓也是那样平淡乏味，没有任何特色。新买来的家具看上去极其普通，既不丑陋也不漂亮地摆在房间里，无论漂亮或是丑陋，它们都展示着家具主人的审美倾向，至少它打上了家庭生活的烙印。事实正是如此，我客厅里的每件家具都完美无缺，完全可以收进家具设计专集中，和家具展销会上那些经过防腐处理的家具同样显得毫无个性。
我的卧室看上去像是假日饭店标准卧室的复制品。
显然，无论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风格，全都应该归功于简。但是过去的风格显然随着她的出走一起离开了我。
我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我想改变一下风格，努力使自己不再平庸，变得回归自我，独领风骚。即使市政服务机构迁怒与我，我也不再甘心于那种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的俗套了。我要尽最大可能地张扬个性，要穿上最醒目的衣服。假如我因为天性而受到世人的冷落，我则要对抗自己的天性，设法使自己受到人们的关注。
那个周末我去了家具店，订了一只长沙发，一张床，一个床头柜，还有台灯——它们是我从所有家具里挑选到的最荒诞怪异、最不合情理、最胆大妄为、而且最不配套的一些家具。我把它们捆在我的别克车顶上，带回了家中，摆在了最不恰当的地方。我把床放在了餐厅里，长沙发放在了卧室中。这样做既不平庸，又不枯燥乏味。没有人会注意不到这种极不合理的奇特布局和风格。我绕着新布置好的公寓转了几圈，欣赏着自己胆大妄为的杰作，心里感到非常满意。
我又去逛了一趟马歇尔服装店，买了一套最新款式的服装，包括一件鲜艳夺目的衬衫和一条最厚颜无耻的裤子。
我还去了“超级锋利”刀具店，买了一把经过改造的印地安匕首。
我干完了这些事情，改变了自己，几乎从头到脚地翻新了一遍。我现在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星期一去上班时，仍然没有任何人注意我。
我穿过停车场，走进了大堂，感到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地引人注目，剃得光秃秃的脑袋中间耸立着一撮头发，腿上套着一条大口袋般的闪闪发光的红裤子，身穿一件鲜艳夺目的黄绿色衬衫，系着一条闪光的粉色领带。然而这身打扮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甚至没有任何人看我一眼。两名等着乘电梯去5楼的秘书就站在我身边，她们之间的谈话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中断过，而且两个人都没有看我一眼，似乎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甚至连戴维也没有注意到我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当我走进办公室时，他向我打了个招呼，吃完了当作早餐的松饼之后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之中。
即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依然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办公桌旁，感到这身奇装异服和怪异的发型使我变成了一堆臭狗屎。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
他们为什么要漠视我的存在？我究竟是怎么了？我摸了摸我的印地安匕首，好像要安慰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是个真实的存在物，是个物质的实体。我用手抚摩着被发胶弄得硬邦邦的、直立的头发。
我究竟是什么？我是人是鬼？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这个星期过得很慢，一秒钟似乎变成了一个小时，一小时变成了一天，一天则漫长得难以容忍。戴维后半个星期外出了，从那天起直到星期五之前，我一直在忍受着万般歧视和冷落，我已经打算向其中一位秘书进行攻击，以证明我的存在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毫无顾忌地疯狂疾驶，我的心完全没有放在开车上，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的前后左右还有许多车辆。
我的客厅里摆满了各种鲜艳夺目的家具，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格局只能使我更加疲劳和压抑。一把粉红色的蝴蝶椅后面挂着一幅魔鬼罗斯特的招贴画，那是一个最不适当的地方。
我松开了领带，坐在长沙发上。我已经筋疲力尽，然而阴郁的周末正在向我逼近。两天的自由时间，我将始终面对我自己。
我开始试着找一些我可以参加的活动和可以去的地方，以便摆脱阴暗而又毫无意义的独处状态。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亲。我可以拜访他们，他们一定不会冷落我。我还没有沦落到被自己的母亲遗忘、或者被自己的父亲当成废物的地步。我可能无法向他们说明我的现状，但是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只要跟这些注意我、在乎我的人在一起就足够了。
自从感恩节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试着跟他们联系过。他们居然忘了邀请我一起过节，我模模糊糊对他们这种态度感到有些失望，很想为此而惩罚他们，但是圣诞节即将来临，我需要知道我的父母今年有些什么打算。
我猜想这就是我要给他们打电话的最好理由。
我走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占线。我挂掉了。
重新拨一遍。我跟我的父母并不亲密。我们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都不一致；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喜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