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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国的内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害自己既得利益之下的改革。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象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对新法的不满和愤怒是可以想见的。象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地兼并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怒上加怒。象募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自己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发出警告：新法祸国秧民，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使一代明君赵顼的态度发生了悲剧性的动摇。
王安石变法还遇到了来自队伍内部的困惑：新党并非铁板一块，人员莨莠不齐，在推行新法的措施和策略上发生了大的偏差，给了旧党攻击的把柄。这是中国传统人事制度的恶果。宋王朝的官僚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人，官僚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其余都是政客。政客没有任何原则、信仰和情操，只有个人的短期利益。王安石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不能从民间去发掘未被污染的政治人才，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能从政客集团中去挑选自己的同盟军。因此新党的整体素质也就高不到哪里去，里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分子。象隶属新党的开封市长蔡京就是一个卑鄙的变节分子。当新法失败旧党掌权时，旧党领袖司马光下令以五天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仓促，不容易办到，可蔡京却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等到八年后旧党失势时，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党。后来蔡京官至宰相，把宋帝国推下了万丈深渊。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社会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失败。一０七六年，王安石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而他的前辈公孙鞅却掌权二十多年，因此他来不及全部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变法只开了个头就草草收场。王安石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可不久就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０八五年，赵顼去世，冰山倒塌，旧党得势，变法停止，一切恢复原状，甚至比原状更糟。王安石等三十多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被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
变法不彻底的国家乱，宋帝国自此乱成了一窝粥，各地民变风起云涌。一一二五年，北方新兴的金帝国乘机向动乱的宋帝国发动进攻。奉命去抵抗的国防军好不容易攀上马鞍，却两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旧党反对王安石训练国防军，这正是他们胜利的成果。一年后，金帝国攻陷首都开封，把包括皇帝、太上皇在内的全体赵姓皇族三千余人和那些得胜的旧党官僚用一队牛车载往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在四面透风的破烂草屋里啼饥号寒。
三
在长达两千一百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又上演了一次短命的变法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这次变法只维持了可怜的一百天。
百日维新的总导演是清帝国第十一任君主年仅二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一位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性的英雄帝王；设计师和执行官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志士。
百日维新的目标是使沉睡不醒的东方睡狮中国现代化，赶超日本成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真个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日维新前的中国命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亡国灭种的乌云在文明古国的上空弥漫翻腾，只剩下一个很小的空隙没有合拢。三年前暴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号称世界第七大海军强国的清帝国（当时北洋舰队仅巡洋舰就有三艘，注意中国迄今仍没有巡洋舰），竟被屈居第十二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在天朝大国的门口击败，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被誉为东方无敌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辽东半岛，攫取了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并对旅顺的中国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老人妇女儿童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个人埯埋尸体）。
北洋舰队的覆没对清政府内部新派官僚集团〃洋务派〃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和那些昏聩愚顽、死抱着祖宗法度不放、自认为中国什么都好连大炮也轰不醒的老官僚相比，洋务派官员还算清醒一些。他们在认定中国的政治是最优秀的前提下，承认西洋人有一点比中国高明：那就是〃舰坚炮利〃，西洋人在制造战争武器的〃奇技淫巧〃方面的确优于中国人。因此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并战胜〃洋鬼子〃，不需要对政治作大的改革，也就是不触动专制体制的内核，只需要花点银子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并进而自己学会制造军舰大炮就行了。至于由谁去操丛这些军舰大炮，则是中国政治体制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腐朽的人事制度下，自然是那些和权力人物有裙带关系不学无术的荷花恶少，或者只会贪污行贿溜须拍马迎合上司阴暗心理让上司感到通体舒泰的投机政客，由这些既无技术勇气又无情操责任心的政客去指挥〃无敌舰队〃上战场，等于是让傻子胆小鬼去放原子弹，不炸死自己就算是万千之幸了。北洋舰队在战争中的丑陋表现用血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不是最优秀的。中国要想强大，光靠买船买炮不行，必须对阻碍中国强大的过时没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中国战败的代价是惨重的，清政府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辽东半岛本已割让，沙俄和德国对日本眼红，用战争手段威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则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赎金）；台湾和澎湖列岛也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中国的战败揭开了蒙在天朝大国头上的最后一块面纱，使它的弱点全部暴露，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他们固然知道清帝国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这对他们是一个新的诱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中日战争至百日维新前的三年，各国在宰割中国时争先恐后，就象一群急吼吼饿狼争相撕扯中国的肢体。
一八九五年：德国在天津、汉口划定租界，中国自此国内有国，中国主权在租界内不能行使。
一八九六年：俄国、法国在汉口划定租界；日本在杭州划定租界；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驻军。各国跟着援例，纷纷派军驻扎各地保护各国的利益。
一八九七年：法国要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他国；这是瓜分中国的信号，各国开始划定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苏州划定租界。
一八九八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并要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俄国租借辽东半岛（中国的三千万两赎金投进了黑水河）；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清政府保证两广、云南三省不割让他国；租借就是占领，小的瓜分自此开始。日本在天津、汉口、沙市划定租界。
可以看出，到了百日维新前的一八九八年，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这个失去了神秘面纱的〃天朝大国〃，各国对它不再维持应有的礼貌和尊敬，在宰割它时不再作任何化装。象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也是直率提出他们的要求，清政府连犹豫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中国就是在列强张开的血盆大口下苟延残喘。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发现，如不立即改革发奋自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
被瓜分的危机，终于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一场身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北京爆发。
早在《马关条约》（中日停战协定）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举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会试〃，来自全国各省的一千多各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图强。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光绪手中。次年，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光绪上书，光绪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为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发展为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他们和自强运动的当权官员发动的以改良武器为主的洋务运动不同，他们要求中国在皇帝领导下作彻底的政治变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翁尚书的推荐，年轻的光绪皇帝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时，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有着高贵情操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他决心领导这次救亡运动，挽大厦之将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年，也是古历戊戌年，年轻的光绪皇帝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下令变法。从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光绪皇帝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明治维新式的变法。
一、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教授八股文）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法练兵。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
五、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光绪皇帝进行更激烈的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
二、禁止妇女缠足。
三、请皇帝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
四、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可以看出，上面这些改革措施比王安石变法要激烈十倍，遇到的阻力自然也要大十倍。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政治后台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王安石变法都归于惨败。戊戌变法的命运可想而知。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光绪皇帝虽然在理论上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他刚刚亲政，实权掌握在他的伯母兼姨母慈禧太后手里，皇帝连一支效忠他的军队也没有，要他们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革，失败自是命中注定。
和王安石变法一样，稍微有点理性的官僚都知道清帝国必须变法图强，但前提条件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项政治措施都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为之付出代价。变
法图强通常都是伤害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利益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伤害之上。丧失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很少有光绪皇帝那样的胸怀和境界（只要国家能够富强，我这个皇帝就是不当也在所不惜）他们永远把变法恨入骨髓。象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依靠这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就会恼羞成怒，进而群起反攻。象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把风全国知识分子对向变法的对立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剥夺了他们作上等人的机会。我敢说那些曾参与〃公车上书〃呼吁清政府变革的举子们也会因此反对变法，从维新党转为守旧党。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坚持〃宁可亡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