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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级的明确指示，县大队便召开了中队以上的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曹刚传达了上级指示。曹刚是搞地下工作起家的，从那时开始就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什么事情都一二三地分析得有理有据，缜密得很。
曹书记代表县委和县大队轻声细语地把上级的意见传达了，最后总结道：看来林振海是要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了，那他就是咱们的敌人，是真正的汉奸。是敌人，就要锄掉他。
锄掉这个大汉奸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在下次反围剿中，咱们就不会那么被动；第二，杀一儆百，让那些给日本人做事的准汉奸们老实些。
曹刚慢声细语地把锄掉林振海的好处三条五款地讲完了。接下来，他就皱起了眉头。从他的表情上看，形势又严峻起来。他拧着眉头，半晌才说：林振海这个汉奸以前当过土匪，现在又住在城里，和日本人伙在一起，要想锄掉他，难度是很大的。城里的情况我熟悉，九街十八巷，三城六门，地形复杂，同志们，这次的任务很艰巨啊。
曹书记说到这儿，就沉重地望着在座的人，最后，他把目光定格在了李彪的身上，停在那儿，不动了。
李彪的血液先是停滞了片刻，接着就呼呼地涌动起来。他跟随曹书记已经有好几年了，从地下交通员到游击队，又到县大队；从地下，到地上，他太了解曹书记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都知道曹书记要做什么。李彪知道，这个锄奸队队长非自己莫属了。一股血“呼啦”一下，就顶到了脑门上，他有些热血撞头的感觉，他在心里喊着：林振海呀，林振海，你为啥要当汉奸呢？
从这次反围剿失利，他就意识到，他的命运将要发生改变，究竟会是怎样的改变，他说不清楚，但此时却猛然变得明晰起来——他要提回林振海的人头，消灭眼下这个最大也是最危险的汉奸。果然，曹书记的目光在李彪的脸上停留几秒之后，话锋一转：经过县委、县大队研究决定，现任命县大队三中队队长李彪同志为锄奸队队长。
开会的人，听到这一命令先是一阵骚乱和窃窃私语。这些人大都写过请战书，结果却让李彪抢了先，他们有些困惑和不解。
曹书记不慌不忙地清了清嗓子，说：决定让李彪担任这个锄奸队队长，是这么考虑的。首先，他对城里的环境熟悉，毕竟当过几年的地下交通员：其次，他对林振海熟悉，林振海的父母就是李彪同志的养父母。
刚才私下里还有些不服气的人，听曹书记这么一解释，立刻安静了。他们知道，自己再争也是没用的，这个锄奸队队长非李彪莫属。
在曹书记条理清晰地讲话时，大队长刘猛一直在门口踱来踱去。按照他的性格，曹书记左一条右一条的讲解都属于废话，是在浪费时间，照他的意思，立马组织锄奸队杀到城里，取回林振海的人头，这个奸就算锄完了。在他的观念里，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从第一次反围剿到长征，最后又到陕北，红军失去的机会太多了，现在都叫八路军了，不能再失去机会了。曹书记讲话时，他就急不可耐的样子，巴不得曹刚马上讲完话，他好布置工作。在县大队，两个人是有分工的，曹书记兼政委，那是代表政治，代表组织上的决定等。但在军事上，像打仗、杀鬼子、锄奸，这活还得他来指挥。他要把有声有色的东西落实到实处。
终于等到曹书记的话落地了，他马上抢过话碴儿道：曹书记，你的话讲完了吧？
曹刚点点头，很腼腆的样子。
刘猛就挥挥手：曹政委的话都讲清楚了，这个锄奸队队长就让李彪干，散会。
众人就散了，刘猛一把抓住向外走的李彪：你不能走，你还有任务呢。
李彪望着刘猛大队长。说心里话，他喜欢大队长的办事风格，风风火火，不拖泥带水，吐出去的唾沫都是个钉。
众人走后，屋里就剩下曹刚、刘猛和李彪三个人了。
刘猛用手指着李彪的鼻子说：三中队长，你说，你能不能把林振海这个汉奸锄掉？
李彪原本是坐在凳子上，听了刘大队长的话。立马又站了起来。他铁青着脸，斩钉截铁地说：俺能，大队长。俺要让你活着见人，死了见尸。
刘猛用力地一拍大腿：俺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爽快，像个爷们儿。
说完，刘猛又背着手踱了两步，停在李彪面前：今天锄奸队就算成立了，县大队的人随你挑。
讲到这儿，又道：不过，你锄奸得有个时间，今年冬天你务必把林振海给俺锄了。要知道，明年春天一到，天暖了，日本人还得来扫荡咱们。到那时，可就晚了。
李彪直到这时也没意识到锄奸这事有多么严重，他觉得带上三五个弟兄，杀到城里一趟，把林振海带到县大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于是，他铿锵着声音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李彪接受了任务，就开始组建锄奸队了。
小小的县大队也是藏龙卧虎。
李彪首先想到了自己中队的王一刀。王一刀是绰号，以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在县大队，王一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别看王一刀才二十出头的年纪，他从三岁就开始玩起了飞刀，飞刀是他家的祖传。飞刀是特制的，刀上刻着三个字：王一刀。飞刀并不长，只有寸许，却是指哪儿飞哪儿。近距离的时候，比一支枪还管用。
说起这王一刀，还救过李彪的命呢。就在最近的这次反扫荡中，三中队在一个山沟里被敌人包围了，队伍左冲右突，也没能突破敌人的包围，损失惨重。等到天黑的时候，队伍又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县大队那时已经化整为零，想要得到其他中队的接应，怕是来不及了。
后来，三中队终于在北面撕开了一道口子。那里由保安团驻守，火力远不如日本兵把守的地方。队伍总算杀出来了，敌人哪肯轻易放过，穷追不舍。匆忙中，李彪带着一个班阻击敌人。没想到，打了一会儿，子弹就耗尽了。没有了子弹，只能和冲上来的敌人肉搏了。敌人越聚越多，三个敌人把李彪围上了，这时李彪手里的一杆长枪也抡断了。无奈，他抱起一棵被炸倒的碗口粗的树，拼命地向敌人抡去。
俗话说，好汉难抵众人缠。渐渐地，李彪体力不支了，他已经没有了退路，身后就是陡峭的崖壁。李彪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跳崖。也不能让敌人捉了去。
就在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喊：中队长，俺来了。
接着，就有三股风声，“嗖嗖”地撩了过来。
李彪知道，王一刀来了。
三个敌人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一头栽倒在黑暗中。
他和王一刀一闪身，消失在丛林中，身后响起爆豆似的枪声。
除了王一刀，他又看上了二中队的李双枪。李双枪是猎户出身，曾和林振海干过一阵子，后来下山参加了县大队。李双枪是名副其实的双枪，弹无虚发，有一手好枪法。其中的一把枪，是大队长刘猛把自己从延安带来的枪送给了他。每次打仗，李双枪都以一当十，左右开弓，只要在射程之内，一勾扳机，就会撂倒敌人。
最后被选中的锄奸队员就是杨过了。杨过生得精干，浑身上下棱是棱，角是角的，这和从小习武不无关系。日本人没来之前，他和父亲在城里开了一家武馆，练的是气功，气功在身时刀枪不入。会气功的人一般都有些轻功，杨过最擅长的就是能跑能跳，多高的墙，多高的树，他都能一跃而上。
李彪最终只选了三名锄奸队员。他认为，锄奸队用不了太多的人，毕竟是深入到敌后，又不是正面和敌人交锋。
有了各具特长的王一刀、李双枪和杨过，李彪的心里就踏实了。他只等着刘猛大队长一声令下，就带着三个兄弟杀进城里，把林振海捉拿归案。
第四章 白冬菊
锄奸队成立了，这在县大队的编制中是一支特殊的队伍。队长李彪，队员王一刀、李双枪和杨过，如果把这四个人分散开来，也不觉得他们会有多打眼。可放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像是四块炼过火的钢，整整齐齐，利利索索，惹人眼目。
县大队经过这次反扫荡的重创后，将息了几日，似乎才恢复了些生气。
他们在白家庄村头的空地上，又操练了起来，声势浩大，情绪高涨。毕竟在这次反扫荡中，损失了大量兵员，招收新兵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村口的一棵老树下，摆了一张条桌，曹书记坐在桌子后边给前来报名参军的青年人登记。大队长刘猛负责面试，面试很简单，无非是和人家掰手腕或是捶打两把，看看小青年的劲道如何。力气有了，刘猛接下来就开始提问题了。问题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参加县大队。有人答了：打鬼子，报仇。刘猛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怕不怕死。小日本的枪子儿可不长眼睛。
大部分青年人听了这话，会犹豫一下，但还是坚定地回答：只要能报仇，死了也值。
想参加县大队的青年力道有了，回答得也能让刘猛满意，就可以参军了。有的先发了一身军装，或者发一杆枪，没衣服、没枪的，就发一根和枪长短差不多的木头棍子，让人带下去操练。刘猛对那些没有枪的新兵就说：别着急，等过几天，俺带你们端几个鬼子的炮楼，就什么都有了。
没枪的新兵脸红脖子粗地、心有不甘地舞弄着一根棍子，练起了格斗和刺杀。
锄奸队的人也在练兵，他们和县大队的大部分人马练的不同，他们练爬树、翻墙和射击。县大队把最好的家伙都武装到了锄奸队，每一个队员都是双枪在手，还将反扫荡中缴获来的自行车配备给他们。自行车这玩意儿，大都是汉奸骑的，锄奸队员看过，却没有骑过，两个轮子总是不稳，东摇西晃的，人就摔倒了。李彪就冲着自行车发狠，一次次上去，一次次掉下来，逗得围观的众人捂着肚子笑。
围观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不笑，那就是白冬菊，她眼睛死死地盯着李彪。
当李彪又一次摇晃着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她走了过去，一脚踩住了自行车的轮子。
李彪的腰直了起来，他先是看清了白冬菊的一只脚，最后连整个人都看清了。还没等他说话，白冬菊开口了：李彪，你说话不算数。
他直视着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样子。
白冬菊说：你答应过俺，这次反扫荡后让俺参军。
李彪记起来了，以前自己是说过这样的话。
白冬菊是白家庄的妇救会主任，俩人打小就认识。她父亲是私塾先生，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私塾先生，他和林振海等一帮孩子觉得新鲜，从十几里外，跑到白家庄看白冬菊的父亲教课。上私塾的孩子，家里一般都比较殷实，再不济的，也有几片山地；当父母的都巴望着日后独生子能有些出息，就让自己的孩子跟着白冬菊的父亲咿咿呀呀地读《百家姓》和《三字经》，大些的孩子还会读《诗经》、《论语》什么的。
看热闹的孩子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一旁就笑，弄得那些读书的孩子总是心不在焉的。先生就用手势轰他们，像逗鸟一样。孩子们不怕，一起摇头晃脑地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弄得课就没法上了。先生再开口时，窗外的孩子们就学着先生的样子嬉笑一团。
冷不丁地，门开了，白冬菊从屋里冲了出去，手里握着一根烧火棍，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
孩子们见了这等阵势，一哄而散地跑了。
时间长了，林振海和李彪这些野孩子，就在这种游戏中找到了乐趣。他们对那些摇头晃脑读书的孩子没了兴趣，却被白冬菊深深地吸引了。白冬菊比他们小不了两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碎花衣服，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手里乱舞着烧火棍。那样子，在野孩子的眼里比呆头呆脑地读书的孩子有趣多了。他们一次次地来，她就一次次地出来追。他们还给白冬菊编了顺口溜：白冬菊干着急，拿着火棍去赶集，脚底踩了西瓜皮。
他们一喊，白冬菊就气得抹眼泪，一张小脸由红转青。
半大小子就是贪玩，隔三差五地，割完猪草，他们就一遍遍地和白冬菊玩这样的游戏。后来，再长大些，也就失去了捣乱的兴趣。
日本人来后，成立了维持会，还开了日本人的学校，逼着中国的孩子学说叽里哇啦的东洋话，他们要从肉体到文化彻底地征服中国人。
白先生生性耿直，日本人不让办私塾，他就偷着办；白天不能上课，他就把学堂转移到地下，在自家的菜窖里教孩子们读书。在这期间，他甚至被日本人抓进城里洗过脑子，可关了几天，他出来后还是继续教书。再以后，没有孩子敢来上课了，他就站在院子里自己读书，声音朗朗，压过了学堂里哇啦哇啦的日语。
日本人终于恼了，一根绳子把白先生绑了。
耿直的先生，直到这时也没有低下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他破口大骂。
就在村口那棵老树上，日本人把白先生杀了。临死前，他仍镇静地吟诵着豪迈的诗句。
一声枪响，倔犟的头颅终于脱离了生命，灵魂悠然地飘向了天国。
随着毛主席在延安又一次作出英明的指示——到敌后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一支支队伍就开到了中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伟大计划。
白冬菊在父亲惨死后，很快就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她先是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后来又当上了妇救会的主任。自从县大队来了，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确切地说，她是死心塌地、真心实意地喜欢上了李彪。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李彪，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县大队时的情景，那是县大队第一次来到白家庄。她在队伍里一眼就看到了李彪，浓眉大眼，腰上别着一把驳壳枪，穿着八路军的灰色军装。从那一刻开始，她就暗自喜欢上了李彪。当年那个调皮捣蛋的李彪已经不见了，此时的他已经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县大队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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