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利用日本政府而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可供我们利用的日本政府，我们便不得那直接操作管理一个拥有七千万国民的国家。这些人在语言、风俗、态度方面与我们迥然不同。通过清洗并利用日本国政府的机构，我们节省了时间、人员和财力。换言之，我们要求日本人用自己的手来清扫自己的国家，但自我们给予指示。”然而，当这一指令在华盛顿起草之时，仍有许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会感到愤懑并采取敌对态度，从而变成一个虎视眈眈、伺机复仇并破坏任何和平计划的民族。这种担心后来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而这在关于被战胜民族或其政治、经济的普遍真理之中是找不到原因的，只有在日本特殊的文化之中才能找到原因。倘若是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其他国民之中，恐怕基于信义的政策不会获得如此成功。在日本人看来，该项政策从失败这一严酷的事实上抹去了屈辱的表象，激起他们实施新的国策，而他们能够接受这种新的国策，除了特殊文化形成激日本人的特殊性格外别无其他原因。
在美国，我们无休无止地议论媾和条件宜严厉还是宜宽大。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严厉还是宽大。问题是要使用程度恰当的严厉，既不多也不少，以打破具有侵略性的危险的旧模式，并树起新的目标，应选择的手段要根据该民族的特点及其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对于普鲁士式的专制主义深深扎根于家庭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德国要有适合于德国的某些媾和条件。对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恐怕要与此不同。德国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认为自己对社会和祖先欠下了人情债。他们奋斗并不是为了偿还不可计数的债务，而是为了避免做牺牲者。父亲是一个专制的人物，正是他，像其他所有占据较高地位的人那样推行“强制尊敬”——用德国人的话来说是这样。正是他如果不受别人尊敬就会感到惶恐。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代都反抗其专制的父亲，后他们自己进入了成年时代，终于向单调无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屈服了，而他们一直把自己父辈的生活看作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一生中生活最有朝气的是青年期的反狂飙运动【原文为德文Sturm und Drang，即18世纪德国文学上的狂飚运动。——译者】的那几年。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父亲是对待小孩既尊重又钟爱的人，在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者看来，这种尊重与钟爱在西方经验中是极其罕见的。日本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与父亲之间存在某种真正的友爱本系，而且公然以自己的父亲作为自豪的对象，所以父亲又要改变一下声音就能使孩子采取父亲所希望的行动。但父亲对幼儿并不严厉，因此青年时期也不是反抗父辈权威的时期。相反，在社会的评判目光中，这个时期孩子成了他们家庭的负责而孝顺的代表。正如日本人所说，他们“为了练习”，“为了修养”而向其父亲表示敬意，这就是说，作为尊敬的对象，父亲是一个与现实故人格分离的等级制和正确的处世态度的象征。
孩子在极小的时候通过与父亲相处的经验而学会的这种态度成为贯串日本社会的一个模式。因其等级地位而获得最高尊敬的人并不一定自己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处于等级之首的官员们并不一定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后都有谋士和隐蔽的势力在策动。对日本社会这方面的最准确的说明，是一个类似于黑龙会【日本的反动团体，创立于1901年。日俄战争期间其会员
来，
曾充当日本军部的密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专门从事反对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大亚西亚主义相标榜，1946年解散。——译注】的超国粹团体的领导人在30年代初与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所谈的一段话，他说：“社会——当然是指日本——是由一个角里的图钉所控制的三角小” 【厄普顿。克洛斯引：《幕后日本》，1942年，第136页。——原注】换言之，三角摆在桌子上，人人都能看见。图钉则是看不见的。三角有时偏向右方，有时偏向左方。三角以从不显露的轴为中心而摆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话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法术”做成的。竭尽一切努力使专制权力的暴露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每一个行动表现出向象征性地位效忠的姿态，尽管该地位往往并无实权。如果日本人真的觉察出有人在行使不加掩饰的权力，他们就将此视为谋私利的行为，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行为，就像他们对高利贷和“成金”（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正因为日本人是这样观察其世界的，所以他们对私利和不公正进行反抗，但他们决不成为一个革命家。他们并不企图打碎其世界的组织。他们可以在自丝毫不批判其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最彻底的改革，如他们在明治时期所做的那样。他们将此称为“复古”，即“复归”过去。他们并不是革命家。那些寄希望于日本意识形态性的群众运动的西方作者和过高评价战时日本地下势力并期望它在投降时掌握领导权的西方作者以及在日本投降以后预言激进政策将在选举中获胜的西方作者都严重地误解了形势。他们的预言食有言中。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即币原喜重郎（1872～曾任日本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 1926年在其任外交大臣的推行同美英协调的外交，签订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固遭到军部和右翼势力的攻击而下野。——译注】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所发表的演说更为准确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声。他说：
“新日本的政府采取尊重国民之总意的民主主义的形态……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就把国民的意志作为他的心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可以确认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政治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对民主的这种表述对美国读者来说是不值一钱的，但毫无疑问日本会更加愿意在这种表述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扩大国民自由的范围，创造国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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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也将会试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结构，但是西方制度并不是造成一个更好世界的可靠工具，虽然它在美国是这样的工具。普选与由当选者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威将在解决许多困难的同时造成同样多的新困难。当这些困难扩大时，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赖以实现民主的方法。那时美国人会大叫战争白打了。我们相信自己工具韵正确性，然而，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在重新把日本建设成一个和平国家的过程中普选充其量只会起一些无关紧要的作用。日本自19世纪90年代首次尝试选举以来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不能说莱夫凯迪奥暫斩鞯笔奔鞘龅哪切┚衫
1951），
不会重现：
在牺牲了如此多生命的激烈竞选中并无个人敬意；在其激烈性使陌生人吃惊的国会辩论中几乎也无任何个人对抗。政治斗争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藩相互之间或党派相互之间的利益斗争，而且各个藩或各个党派的狂热追随着把新政治理解为仅是一种新型的战争——为领导人的利益而打的忠诚之战。【《日本，加以阐明的一个尝试》，1904年，第453页。——原注】
在较近的本世纪20年代的几次选举中，乡下人常在投票前说：“洗净头颈，作好被砍的准备。”这句话把选举战与过去的特权武士对平民均攻击等量齐观。日本选举中所含的某种意义甚至今天也与美国的意义不同，而且这与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无策。
日本可以用来把自己改造为和平民族的真正力量在于这样一种能力，即她能就某种行动方针说：“这已以失败告终”，然后将其努力倾注于别的途径。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他们曾试图以战争来获得其“适当位置”，但他们失败了。他们现在可以放弃这一方针了，因为他们至今所受的一切训练把他们塑造成能够见风使舵的人。具有比较绝对伦理的民族须有自己是在为主义而战的信念。当他们抱胜利者投降时，他们会说“正义与我们的失败一起消失了”。而且其自尊心要求他们努力使这一“正义”在下一次取胜。要不然的话，他们就捶胸顿足地忏悔自己的罪过。日本人却既不坚持“正义”，也不必忏悔罪过。日本投降五天后，在美国人登陆日本之前，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竟能在谈及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但这一切将为最终地拯救日本发挥作用”。这篇社论强调，任何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因为建立一个完全以实力为基础的日本的努力已归宁彻底失败，从此以后日本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东京的另一家大报《朝日》在同一星期把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作为旧本国内与国际政策的“严重错误”，论述道，“必须抛弃所得甚少，受害甚多的旧态度，代之以基于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注意到这个在他们看来是原则的变化，并对此感到怀疑。然而，在日本，不管是在私人关系还是国际关系中，这都是构成处世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认为采取了某个行动方针而未能实现目标就是犯了“错误”。当某个行动方针以失败而告终时，他就把它作为失败的主张加以抛弃，他没有养成固执己见的性格。他们说“噬脐莫及”。本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是公认的手段，他们认为可借助它来获得世界的钦佩——以其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佩服，他们忍受了这种计划所要求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被认为是日本至高无上的代言人的天皇告诉他们战败了。他们接受了战败这一事实所包含的一切事情，这意味着美军的进驻，于是他们就欢迎美军，这意味着他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地着手起草放弃战争的宪法。在日本投降后十天，日本的一份报纸《读卖报知》就能够谈及“新艺术与新文化的开始”，并论述“我们在心中必须有军事失败与一国文化的价值无关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军事失败应被作为一个转机而发挥作用……为了使日本国民真正地面对世界，客观地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有必要作出国家失败这样一种巨大的牺牲。至今歪曲日本人思考的一切不合理的事必须用坦率的分析来排除……把这次战败作为严酷的事实来加以正视需要勇气，（但我们必须）相信明天的日本文化。”这就是说他们已尝试过一种行动方针，结果失败了，从今天起要尝试一下和平的生活艺术。日本各种报纸的社论都重复地论述说，“日本必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受到尊敬”，日本国民的责任是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敬。
这些报纸社论并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东京街头和偏僻乡村的普通百姓也实现了同样的转变。美国占领军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友好国民正是那些曾发誓用竹矛战斗到死的人们。日本人的伦理包含着美国人拒绝接受的许多东西，但承担占领日本任务的美国人所得到的种种经验绝妙地证明了即使一种不同的伦理也能够具有许多赢得赞同的方面。
在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之下的美国对日管理承认日本人这种改变前进方向他能力。它没有强制采用使日本人屈辱的方法妨碍他们采取新的方向，假如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按照西方的伦理，这在文化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伦理的信条，羞辱与刑罚是使作恶者有服罪表现的在全社会中行之有效的手段。而这种认罪是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第一步。正如我们前面所述，日本人对此是持另一种看法的。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某个过错的必然后果是使人相信这个过错是要不得的。这些必然后果甚至可能是一次总体战中的失败。屈辱会使日本人感到愤恨，但是这些必然后果并不是像屈辱那样一定会使日本人感到愤恨的。在日本人的辞典里，一个人或国家是以诽谤、嘲笑、侮辱、轻蔑和坚持口诛笔伐来羞辱其他人或国家的。当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羞辱之时，报复成为一种德行。不管西方伦理如何强烈地谴责这种信条，美国对日占领能否取得成效有赖于美国在这一点上能否慎重。因为日本人把他们极为愤慨的嘲笑与“必然后果”截然地区别开来，根据投降条件，“必然后果”包括非军事化、甚至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这样的内容。
日本在其对一个主要强国的一次巨大胜利中曾显示过，即使作为战胜国，当敌国终于投降，当她认为该敌国未曾嘲笑过日本时，他也会细心地避免去羞辱失败的敌人。有一幅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记述俄国军队1905年在旅顺投降的照片，照片上俄国人佩着剑。胜利者和失败者仅能根据军装来区别，因为俄国人并没有被剥夺武器。据在日本流传的关于这次投降的有名故事说，当俄国指挥官斯托塞尔将军表示愿意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俄军投降条件时，一个日本大尉和翻译带着食物来到他的司令部。“除了斯托塞尔将军自己的坐骑外，马已全部被杀掉并吃完了，因此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只鲜蛋的礼品受到了由衷的欢迎。”斯托塞尔将军与乃木【即乃木希典（1849～日俄战争时日本第3军司令官，1912年与其妻一同为明治天皇殉死。——译注】将军的会见安排在第二天。“两位将军相互握手。斯托塞尔称赞了日军的勇武……乃木将军则赞
1912），
扬俄国军队长期、勇敢的防御战。斯托塞尔对乃木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托塞尔把其白色的阿拉伯良种马赠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尽管他很想从将军手中接受并留下这匹马，但他必须首先把它献给天皇，不过他充分相信天皇陛下一定会把这匹马重新踢给他。他表示，如果此马重新回到他手中，他将细心照料它，就像它本来就一直是他自己的马那样。” 【转引自厄普顿。克洛斯《幕后日本》，1942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