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帯。桑索姆爵士曾说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对立的感觉。他并不是以此说明日本人的厌倦的基础，而是说明日本人怎样系统地提出他们的哲学和对人生的一般态度。确实，与西方人根本观念的这种差异远远超出了这儿所论述的特殊例子，但它与日本人难以摆脱的忧郁有着特别深刻的关系。作为一个喜好在小说中描绘厌倦的民族，日本与俄国并驾齐驱，而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小说不大涉及这一主题。美国的小说作家把作品中人物的悲惨遭遇归咎于性格的缺陷或凶残世界的打击，他们极少描绘单纯的厌倦。当写某人不能与周围环境协调相处时，必然会写出其原因及形成过程，以引起读者对男女主人公身上的某种缺点或社会制度中的某种邪恶进行谴责。日本也有对城市里绝望的经济状况和捕鱼船上发生的可怕事件加以谴责的无产阶级小说，但在日本的性格小说所展示的世界里，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人们的情绪总是像飘移的毒气一样倏忽即至。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家，都不认为有必要分析环境或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以说明明云产生的原因。它忽来忽去，人们则易受创伤。他们把古代故事中的主人公施加于敌人的攻击转向内心，而其消极情绪在他们看来似乎并无明显的原因。他们可能抓住某一事件作为忧郁的原因，但这一事件给人留下的奇特印象是，它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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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自杀若以适当的方法进行，就能洗刷清自己的污名，恢复名誉。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自我戕害不过是对绝望境遇的一种自暴自弃的屈服，但在崇拜自杀的日本人中，自杀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在某种场合，为了履行对名誉的“义理”，自杀是理应采取的最高尚的行动方针。元旦那天无力还债的人、因某不幸事件引咎良杀的官吏、以双双自杀来了给无望恋爱的恋人和抗议政府推迟对华战争的忧国志士都同考试不及格的少年以及不愿作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使向自己。有些日本权威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一种新的现象。要对此作出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的观察者常常过高地估计自杀的发生率。按比例计算，19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比任何时代的日本都要多。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日本人渲染自杀就像美国人渲染犯罪一样，而且是带着与美国人欣赏犯罪相同的共鸣情感来欣赏自杀的。比起戕害他人的事件来，他们对戕害自己的事件更加津津乐道。若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作为他们最喜欢的“重大事件”。这满足了某种不能以谈论其他行为来满足的需要。
近代日本的自杀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更带有喜好自我虐待的性质。历史故事里所传颂的武士遵照幕府命令为使自己免受可耻的处决而自己动手自杀，就如同西方的敌国军人在被俘后与其接受绞刑不如接受枪决，或为免遭被俘后意料中的拷问而走自杀这条路。武士获准“腹切’（剖腹自杀），就像蒙耻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用手枪秘密自杀。普鲁士军官得知己没有指望用其他办法来捍卫名誉时，上司们就在其房间的桌子上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支手枪。对日本武士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了给自己的生命仅是方式上的选择，死亡是无从逃脱的。但在近代自杀是死的选择。一个人常常为了不去杀害他人而把暴力施向自己，封建时代最后表明勇气和决断的自杀行为在今天已变成了自己选择的自我毁灭。在最近两个世代当中，当日本人感效“世道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他们需用“晨浴”洗去污秽时，他们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
甚至作为替自己一方赢得胜利的最后论据的自杀，尽管既发生于封建时代，也发生于现代，但也已朝着相同的方向变化了。德川时代有个著名的故事讲述一个在幕府顾问班子中身居高位的年老的将军监护【官职。日话原文为“将军傅育役”，即负责管教将军继承人的官，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幕府顾问官担任。——译注】在全体顾问官和代理将军面前赤身露体地持刀准备随时剖他的自杀威胁奏了效，从而确保由他推荐的候选人继承了将军职位。而他也因为达到了目的而没有自杀。若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位将军监护是在讹诈反对派。但在现代这种抗议性自杀是殉道而不是策略行为。自杀的实行是在某一目的未能实现之后，或是为了使自己作为“裁减海军军备条约”之类已签协定的反对者而名留青史。这种抗议性自杀不是威胁，而是以断然实行的方式来影响公众舆论的。
当对名誉的“义理”受到威胁时就把攻击转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逐渐加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采取自杀那样极端的手段。转向内部的攻击仅仅产生忧郁、无力和那种在知识阶级中极为流行的日本人特有的厌倦。为什么这种情绪尤其在这个阶级中广为蔓延？原来其中是有充分的社会学原因的，因为知识分子过剩，在等级制中他们所占的地位很不稳固，他们之中仅有小部分人能够施展抱负。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当局对知识阶级疑神疑鬼，把他们当作持有“危险思想”的人，所以他们的心灵双倍地易受伤害。日本知识分子通常把他们的失意归咎于欧化所造成的混乱，但此种解释并没有多大用处。日本人特有的情绪剧变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变为强烈的厌倦情绪，而许多知识分子遭受的精神崩溃是传统的日本式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以传统的方式使自己避免这种精神崩溃：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的目标，再次将攻击的矛头从自己的胸膛转向外部。在对外国的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可以再次“发现自己”。他们使自己摆脱了不愉快的情绪，并重又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新的巨大力量。这一点他们在个人关系中未能做但他们相信作为一个征服民族他们是能够那样做的。
现在，既然战争的结局证明这种信念是错误的，懒散又成了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他们无法轻而易举地应付此种威胁。心理威胁扎根甚深。一个居住在东京的日本人说：“已经不担心炸弹会掉下来了，真是松了一口气。但是一旦战争结束，就犹如失去了目的，大家都在迷茫中，干事心不在焉。我是如此，我的内人是如此，全体国民就好像住院的病人。我们对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漠然处之，所有的人都茫茫然如堕云里雾中。人们抱怨说政府迟迟不进行战争的善后工作和救济事业，但我认为这是因为官府那帮人都怀有与我们同样的心情。”日本人的这种虚脱状态同解放后法国出现的危险是同一类型的。在德国，投降后最初半年或八个月这并未成为问题。在日本这成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反应，但对我们来说几乎不可相信的是，与这种态度同时存在的是对战胜国表示的那种亲善。几乎战争一结束人们就可一目了然地看出，日本人民以极端的善意接受战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人们以鞠躬和笑容、挥手和欢呼迎接美国人。这些人既不郁闷，也无愤怒。若用日本天皇在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是“忍受难以忍受的事”。若是如此，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着手整理家园呢？根据占领条件，他们得到了这样做的机会，即不是由外国军队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去进行占领，行政权仍留在他们自己手里。他们整个民族似乎都把应干的事抛在一边，一味地微笑和挥手欢呼。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期创造了复兴国家的种种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倾注如此巨大的精力完成了军事征服的准它的士兵曾在太平洋上如此孤注一掷地进行过逐岛战。
实际上日本人丝毫未变。他们的反应是与其秉性相一致的。在顽强的努力和完全原地踏步的懒散之间情绪大幅度摇摆是日本人天生的性格。日本人现时专注于维护一个战败国的声誉，而且认为他们可以用表示友好来做到这一点。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许多人认为百依百顺的态度是达到目的时最安全的道路。从这种认识向前再跨一小步，就轻而易举地转到另一种认识，即认为干什 么都不好，还是踏步观望形势为上策。于是懒散就蔓延开来了。
但是，日本人决不喜欢懒散。“从懒散中唤起自己”，“从懒散中唤起别人”，这在日本是催促人们奔向更好生活的常用号召，这些话甚至在战时也常常挂在电台广播员的唇边。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同无为消极作斗争，1946年春，日本的报纸一再谈论，“尽管我们是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但他们到那时为止仍未能清除轰炸后的废墟，仍未能使某些公用事业正常运转，这对日本的荣誉来说是一大污点；他们还埋怨那些夜间聚集在火车站席地而睡，让美国人目睹其惨状的流浪者家庭的懒散。日本人对这种唤醒其名誉心的批评是能够很好理解的。他们还希望作为一个民族在将来能再次竭尽全力地为在联合国获得一席受人尊敬的位置而努力。这就是说他们要再次为自己的名誉而工作，不过是沿着新的方向。如果将来大国间能实现和平，日本将沿着这条恢复自尊的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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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首先必须使自己受人尊敬，一个人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他根据情况需要既可拿起亦可放弃的工具。当情况改变时，日本人也能改变其态度，转向新方向。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改变态度视为道德问题。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信念。我们即使失败了，思想也仍然不变。被打败的欧洲人不管在哪个国家里都聚众开展地下运动。除了少数顽固分子，日本人不认为有必要对美国占领军展开抵抗运动和组织地下反击。他们并不感到有固守老主义的道德必要。从最初几个月起，美国人就可单独一人安然无恙地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旅行到这个国家的偏僻角落里去，并受到原先的国家主义官员的彬彬有礼的欢迎。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一件报复的事。当我们的吉普车驶过村庄时，孩子们夹道高呼“Hello（哈罗）”和“Good…bye（再见）”，还不会招手的婴儿则由母亲拿着他的手向美国士兵挥手致意。
美国人很难从表面价值上来理解战败的日本人的这种180度大转弯。这对我们来说是办不到的。在我何看来，这比理解收容所里的日本战俘的态度转变更难。因为战俘认为自己对日本来说已经死了，而我们确实不知道“死”人能够干些什么。在西方的日本通里，几乎没有人曾预言过与战俘特有的态度转变相同的变化在战败后的日本也会发生。他们大多相信日本“只知或是胜或是失败”，而失败在日本人眼中将是需要以持续的拼死暴力来报复的侮辱。有些人相信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媾和条件。这些日本问题研究者是些没有理解“义理”的人。他们从获取好名声的种种可供选择的程序中独选出了复仇和攻击这个明显助传统手段。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改弦易辙的习惯。他们把日本的攻击伦理与欧洲人的方式混淆在一起，而根据后者，任何个人和民族在作战时必须首先确信其事业是永远正确的，并从积蓄在胸中的憎恨或义愤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是从其他地方寻求其侵略根据的。他们非常需要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希律王，Herod．73？～4B．C，犹太之王，在应期间37～4B．C，以残虐闻名，见马太福音第二章。——译注】还要狂暴。尽管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结果归于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终究不是获得名誉的道路。“义理”总是同等地意味着进行侵略或遵守互敬互让的关系，因而在失败之时日本人显然毫无对自己施加心理暴力的意识，并从前者转向了后者，目标依然是博得好名声。
日本在它历史上的其他许多场合也曾以类似作风行事，而且总使西方人迷惑本解。在日本长期的封建隔离状态将要结束，近代日本将要到来的1862年，一个叫理查德逊的英国人在萨摩被杀害。【即生麦事件，1862年8月萨摩藩武士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以4个骑马的英国人挡道为由当即砍死其中的1人，伤2人。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向幕府及萨摩藩提出强烈抗议，要来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于次年派舰队炮轰了萨摩藩。此处作者将萨摩藩武士挑起事件误作为事件发生在萨摩。——译注】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温床，萨摩武士以最为傲慢好战而著称于全日本。英国人派远征军讨伐，并炮轰萨摩的重要海港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火器，但他们是仿制老式的葡萄牙炮。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意外的结果。萨摩藩不是宣布将对英国实行永无止息的报复，而是寻求英国人的友谊。他们看到了敌手的强大，并试图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人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设立了学校，【即开成所，1863年由幕府的详书调所扩充而成。——译注】据当时一位日本人的记载，在这所学校里“教授的是西方学术的奥秘……以生麦事件为机缘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加深。”【误以为生麦在萨摩。——日译本注】就是英国讨伐萨摩和炮击鹿儿岛港。
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例。另一个与萨摩一样最为好战和最仇视外国人的藩是长州。萨、长两藩是煽动王政复古的领导者。毫无正式权力的天皇朝廷颁布了一个敕令：将军应以1863年5月11日为期将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将军对此命令置若罔闻，长州藩却没有等闲视之。它从要塞里向在其海岸外穿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