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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名誉的“义理”，以及在任何文化中随之而来的一切敌视情绪和互相戒备的态度，并不是亚洲大陆特有的德行。这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东方德行，中国人没有这类德行，暹罗人没有，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对侮辱与诽谤的过分敏感视作是“小人”——道德上渺小之人——的特征，不像在日本那样，这并不是他们理想的高尚品性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一个人突然对他人施加暴力是错误的，为了回敬别人的侮辱而肆意行暴也不对。他们认为如此神经过敏似乎有点滑稽。在被别人中伤时，他们也不进行反击，不去用尽可能宽厚大度的举止来证明诽谤是毫无根据的。在暹罗人那里根本就找不到这种对侮辱的过敏反应。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很认真地使诽谤者成为可笑的人，但不会认为自己的名誉已受到损害。他们说“使对手显示其兽性的最好办法是对他退让”。
如果不把包含于对名誉的“义理”之中的种种非侵略性品德考虑在内的话，就不能理解日本的对名誉的“义理”的全部含义。复仇仅仅是有时候所要求具有的品德之一。“义理”还包括许多稳重与温和的行动。对自尊心很强的日本人来说，禁欲主义即自我约束也是对名誉的“义理”的一部分。女人在分娩时不可大声喊叫，男人也必须不畏痛苦和危险。当洪水冲来淹没日本人的村落时，每个有自尊心的人就各自收集起必须带走的物品，去寻找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既不喊也不乱奔乱跑；不显露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当秋分前后的风雨变成狂风暴雨时，日本人也同样能自我控制。这样的行为在日本是一个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便估计他可能做不到这种事。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心并不要求自我控制。在日本越有身份的人越得注意自我约束。因此，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高于对平民的要求。但是这种德性是各个阶级的人所共有的生活准则，尽管要求较不严格。假如要求武士能极度地忍受肉体上的痛苦，那么平民也必须极其顺从地忍受携带武器的武士的攻击。
关于武士的禁欲主义流传着许多有名的故事。他们不得向饥饿屈服，但这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事。他们受到训诫即使在饥肠辘辘之时也得装出一副刚刚用膳完毕的样子，还得用牙签剔剔牙缝。有谚语说：“雏鸟才以鸣求食，武士只能用牙签剔牙缝。”在以往的战争中这成了服役士兵的军人格言。他们必须不为伤痛所征服。日本人的态度就像一个童子兵回答拿破仑的问话时一“负伤了吗？不！陛下，我已被杀死了。”武士直至死都不应显出痛苦的样子，他必须毫无畏惧地忍受痛苦。据说1899年谢世的胜伯爵【即胜海舟（1813～1899），江户末期的幕臣，明治维新后历任海军卿、枢密顾问官等职。——译注】在幼时睾丸曾被狗咬破。他出身于武士家庭，不过其家庭已一贫如洗。医生给他做手术时，他的父亲拿刀子对着他的鼻子说：“你敢哭一声，我就让你不耻于武士地去死。”
对名誉的“义理”还要求一个人过合乎其身份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遵守这种“义理”的他就无权得到人们的敬重。在德川时代这就意味着他得接受取缔奢侈令所规定的一切细则作为他自尊自重的守则的一部分，该项法令对他吃穿用的每一件事都作了具体规定。美国人极其厌恶这种根据世袭的阶级地位来规定这些事情的法律。在美国，自尊自重是与提高自身地位密切相关的。一成不变的节俭法令是与我们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一致的。德川时代的法律使我们十分吃惊，竟然规定某个等级的农夫只能为其孩子购买茶一种偶人，而另一等级的农夫则只能买另一种不同的偶人。在美国，我们运用另一种不同的制约办法，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工厂老板的孩子有一套电动火车，佃农的孩子有玉米棒制成的偶人就已满意了，我们没有异议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们承认收入上的差别，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挣得高薪是我们自尊自重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拥有哪一种偶人是由收入的高低而定的话，这并不违反我们的道德观念。有钱人买比较好的偶人给孩子。在日本，发财致富被视为一种亏心事，而保持自己的适当身份则被视为好事。甚至今天，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以遵奉等级制的习惯来确保自尊心。这种德性在美国是看不到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已于19世纪30年代在前引书中指出过这一点。。托克维尔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他对建立在平等原则之上的美国给予了宽厚的评论，但他却熟悉并喜欢贵族制的生活。他美国尽管有其它己的种种德性，但缺少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总是与各人保持适当的身份地位相关的，既不太高，也不太低。无论是王侯，还是农夫，同样都是可以做到的。”。托克维尔是能够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日本人认为阶级差别本身不是有失体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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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类文化进行客观研究的今天，所谓“真正的尊严”究竟是什么东西，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就像他们一直为其自己规定什么是有失体面的事情一样。今天，有些美国人大喊大叫不能让日本人有自尊心，你非等到我们使之接受我们那种平等主义以后。这些人犯了种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如果这些美国人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希望有一个自尊的日本，那么他们必须承认日本人自己的自尊心的基础。我们可以像。托克维尔曾做过的那样，承认贵族式的“真正尊严”正在从现代世界中消失；一种不同的、我们相信是一种更美好的尊严正在取代名。无疑这也将在日本发生。到时候日本将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基础上重建其当代的自尊心，不过不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去重建，而且日本必须用其自己的方式去净化它。
对名誉的“义理”除了安求保持适当前身份之外，还得履行多种多样的责任。借钱的人在借钱时是以其对名誉的“义理”作担保的。二三十年前人们通常会说这么一句话：“我愿意当众受
人讥笑，如果我无法偿还这笔借款的话。”不过事实上即使不能偿还，他也不会像所说的那样成为笑柄，日本并没有使人在公众面前受辱的制度。但是在新年将来临之际，这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可能会自杀，以“维护其名誉之清白”，因为除夕之前是必须清偿债务的日期。至今除夕那天仍有许多人自杀，他们以此作为挽救自己名誉的手段。
各行各业都有涉及对名誉的“义理”的责任。当一个人由于某些特殊的事件而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可能遭到广泛的指责时，日本人对自己的一些要求常常是很奇怪的。例如，有这么一张长长的学校校长名单，这些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学校起火，毁掉了挂在各所学校里的天皇肖像而引咎自杀的，而对失火他们是毫无责任的。也有一些教师因冲进着火的校舍去抢救这些肖像而被烧死。这些人以死来证明他们多么看重对名誉的“义理”和对天皇的“忠”。也有许多有名的故事，讲的是有的人因为在奉读教育敕谕或军人敕谕时发生口误，结果用自杀来洗刷其污名。在当今这位天皇治世期间，有一个人无意中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裕仁”——在日本，天皇的名字是绝对无人叫的——结果这个人杀死了孩子并自杀了。
在日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对名誉的“义理”也是要求十分严格的，但不必用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尚的职业道德标准来维持。教师会说， “为了维护我作为教师的名誉，按‘义理’的要我不能承认对此一无所知。”他的意思是说即使他不知道一只蛙属于什么种类，他也要装作知道。如若那位教师仅凭着在学校的几年里所学的那么一点点知识来教授英语，他也不能承认有谁能够纠正他的错误。对一位教师而言，对名誉的“义理”就是令指这种自我防御的态度。实业家也有他们的对名誉的“义理”，这就是不能让任何人觉察到他的资产已严重枯竭，或者不能让人知道他为其企业制定的计划已告失败。外交家的“义理” 是不能承认他的外交方针已告失败。所有这些“义理”的用法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完全视为一体，对一个人的行为或一个人的能力的任何批评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在被指责为失败与无能对所作出的这些反应，在美国也同样时有所见。我们知道有些人因遭到他人的恶意中伤而发了疯，但是我们很少有人像日本人那样采取自我防御措施。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一只蛙属于什么种类时，他认为比较好的态度是承认不知道，而不是假装知道，尽管他也可能会受到诱惑去掩饰自己的无知。实业家如若认为以前推行的方针不够令人满意，他可以发出一个新的不同的指令，他并不认为他的自尊心要靠其始终正确的形象来保持，他也不认为如果他承认自己有错误，就得辞职或隐退。但在日本此种自我防御的心理已根深蒂固了，因此不当面谈论一个人的失职行为被看成是一种聪明的态度，这也被看成是一般的礼仪。
当一个人败于另一个人时，这种神经过敏表现得尤其明显。所谓失败可能仅仅是这么回事：招聘单位录用了另一个人，而没有录用他，或者只是这人应试落第了。败者因失败而“丢了丑”，虽然这种丢丑在有的情况下是促使人去作更大努力的有力的刺激因素，但在另外许多情况下，成 了一种危险的压抑意志的因素。他失去自信，变得郁伤或愤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的种种努力受到挫伤。对美国人特别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在日本意争并没有产生那种在我们的生活体系中所收到的同等程度的合乎社会期望的效果。我们强烈地相信竞争是“好事情”，心理测验证明竞争刺激我们尽可能干好工作，在这种刺激下提高工作效率。当让我们独自做某件事时，我们就达不到有竞争者时所创造的记录。但在日本，测验结果显示的事实正好与此相反。这种情况在孩提时代结束后尤为明显，因为日本儿童多半是把竞争作为游戏来看待的，不太把它当作一回事。但对青年与成年人来说，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本大地下降。独自工作时曾经取得良好进步、错误减少、速度提高的一些被测试者，一当来了一位竞争对手，就开始出差错，速度也大为降低。当他们以自己所创造的成绩来测定自己的进步时，他们干得最好，而不是以别人为标准来测定自己的成绩时干得最好。进行这种实验的日本学者正确地分析了竞争状态下成绩为何变坏的原因。他们认为，当测试项目变成竞争性的项目时，被测试者主要关心的是他们可能遭受失败的危险，因此工作受了影响。他们感到竞争是那么激烈，犹如一场侵略性的进攻，因此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自己与攻击者的关系上，而不是集中注意于手头的工作【关于这种测验的概况参见《日本人：性格与道德》（油印件），由拉迪斯拉巣。法拉哥为国民道德委员色整理。9东第89街，纽约城。——原注】。
接受这种测验的学生显得最容易被可能失败的耻辱所影响，正如教师或实业家遵循对其职业名誉的“义理”一样，他们也受对其学生名誉的“义理”的驱使。在竞赛中输了的学生队，也会不顾一切地陷于失败的耻辱中不可自拔，划船选手会不下船就扑倒在桨边哭泣和悲叹；在棒球比赛中输掉的队会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若在美国，我们恐怕会说他们是输不起的人。我们按照仪礼期望输者说更强的队赢了。失败者与胜利者握手才是高尚的表现。不管我们多么讨厌输掉，但我们仍卑视那些因输掉而悲痛欲绝的人。
日本人从来就工于心计，擅长避免发生激烈的直接竞争。在日本的小学里竞争的机会被限制到美国人无法想像的最小限度。日本教师得到的指示是要教会学生改善自己的成绩，而不应给他与其他儿童相比的机会。在日本的小学里，没有让学生留级再重读一次的事，一起进校的全部儿童就一起读完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成绩报告单所反映的小学儿童的名次是根据操行评定，而不是根据成绩评定的。当真正的竞争无法避免时，例如在中学的入学考试中，孩子的紧张状况当然是非常厉害的，任何一位教师都能讲出他所认识的少年在得知不及格的消息后自杀的故事。
尽管减少这种直接竞争的努力贯穿于日本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一种以“恩”为基础的伦理中竞争的立足之处是有限的，而美国人必须履行的责任是要在与同伴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对各个阶级有详细规则的整个日本等级制度把直接竞争限制到最低限度。家族制度也把竞争限于最小范围之内，这是因为从制度上说父子是不像在美国那样在相竞争的：他们可能相互指责，但不可能竞争。日本人以大惑不解的态度评论美国家庭，因为在美国父子居然既为了使用自家汽车而
竞争，也为了引起母亲一妻子对自己的关注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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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在故中间人制度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接触的比较典型的方法之一。在人们如若失败就会感到耻辱的任何场会都需要中间人，因此中间人在说媒、求职、离职和无数日常性事务的交涉中为人效劳。这种中间人向当事者双方转达对方的意愿。在像婚姻这样重要的交涉中双方都聘请自己的中间人，中间人之间先进行详细的磋商，尔后再向自己的当事人汇报。通过这种间接交涉，当事人不必介意某些实求和指责，而如若在直接交往中他们为了履行对名誉的“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