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我是个比较形而上的人，相信命运，喜欢神秘和伤情的东西。在生活中，除了个别隐秘的异性朋友和少有的文学知己外，我几乎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特别忘不掉的过去。曾经有个叫林达的西宁姑娘，在与她交往间我感到的一些事情，算是我多年来少有的难忘经历。对她，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似乎既希望她走进（进一步走进）我的生活，又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坦率说，除了她生的病让我略为感到有点怪异外，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最安静、最迷恋男人的姑娘，她朴素的容貌远远替代不了她内心的恬美。由于她身体原因，或者我的疑虑和软弱，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她没有再回到成都来，而是留在西宁。开头半年，我们时常有书信和电话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联系越来越稀疏，等过年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为此我曾留下了这样两句话——
凭着空间的力量，我们都变了隐形人
凭着时间的力量，我们都成了薄情人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内心都发生了些不小的变化，不变的是依旧在被我的命运牵着走，依旧在爱着、恨着、烦着、活着。变也好，不变也罢，我想这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所以也不值得拿出来说。
现在夜深人静，我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里想着我即将写完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刚刚才离我而去，房间里甚至还残留着他落下的气味：我最敏感的医院的气味。这个人可以说是林达病情的一部分，我作为林达病情的知情者，我们相识似乎在所难免。在我小说里，我们是在乡下一家简陋的卫生所里认识的——
大雨过后的下午，我的头像记忆中一样的疼痛起来，我没有犹豫地吞了两颗阿斯匹灵便上了床，准备让睡眠一贯地把疼痛忘却、赶走。但疼痛越来越烈，到了傍晚，我感觉我要死了，无限的疼痛像条疯狗一样在我身上、体内，甚至在血液里上蹿下跳，狂吠不停。在忿恨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小镇上惟一能解除痛苦的地方：乡卫生所。因为长期头痛，这里没有谁我是不认识的，所以，虽然我头痛得睁不开眼，但他一开腔我就听出是个新来的，他的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喉咙给谁掐住了似的。我睁开眼看，医生的座位上居然坐着一个小孩。
“医生呢？”
“我就是医生。”
“我的天哪，快喊医生来！”
“现在没有其他医生，如果你瞧不起我可以走。不过你想过了没有，我一个侏儒能坐在这里，就说明我医术非凡，信不信由你，信就说，哪里痛？”
晚上，我请他在对门的餐馆吃饭。从餐馆出来，我们沿着马路散步，为了让他跟上我，我不得不走得像个危重病人，但事实上我早已疼痛全消，并且还从他挂在钥匙链上的那把银色小刀上（像一把耳屎勺）看到了彻底治愈我祖传头痛病的希望……
当然，这都是小说，变了样的。事实上我是应他邀请专程找上门认识他的，他人也不是什么侏儒，不过如果要跟他散步，我倒还真必须像个危重病人一样地走，因为他已经七十高龄，而且由于长年伏在显微镜上窥探世界医学顶尖的前沿科学，他的视力已大成问题。据说他可以在显微镜下数清成群蝌蚪一样的细胞，却无法在天空中看到一只飞过的小鸟。
海潮的出现是我认识小说主人公的前奏。这是三个月前的事，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文军先生”的传呼，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是林达的朋友，并说是林达“喊”他来找我的。在他下榻的宾馆里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和导师正在研究林达神秘的病，“林达和她父亲都认为，你能提供更多更隐秘的情况”，所以专程赶来讨教，希望得到我帮助。后来说着说着发现，其实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在网上聊过天，只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叫“海潮”。然后我们交谈了将近三个小时，主要是我在谈。谈话都录了音，说是要带回去给他导师听的。
大概半个月后，他又跟我联系说他导师要求见我，鉴于可想而知的原因，当然只有我去见他。我说这怎么行，我又不是你导师单位的人，不可能他喊走就能走的。想不到我的一个小小难为，最后居然变成了省政府办公厅的一纸命令。我当时真无法想象他导师到底是个何等人物！
有省政府撑腰，我不但走得放心（还光荣），而且还可以放心地不归，结果本来一两天就可以返回的，我却滞留了两个星期。我也不是在耍，我是完全被召见我的人，文先生的导师——他的智慧，他的科学，他的荣誉，他的奇特，他的经历，他的天才，等等等等，吸住了，迷醉了！说真的，多年来我渴望“功成名就”的笔一直在寻找它理想的主人，现在主人就在眼前，我不会——绝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每天捂着鼻子在弥漫着我敏感的气味的人群中四处奔忙，尽最大限度地追随着导师和他数以百计的学子，把他们确凿和不确凿的记忆统统记录在案。坦率说，我已经收集了足够寻常和不寻常的材料，但不要指望我在这里透露，我甚至连导师名姓都不会奉告，因为我怕我伟大的计划受到致命骚扰。从某种角度说——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也许比总统还要响亮，还要令人敬仰。
总的说，我要放弃虚构写一篇小说，好让导师奇特的智慧和同样奇特的业绩背着我万世流芳。但是我遇到了麻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位举世罕见的天才人物居然有着人类少见的生理缺陷。他是个阴阳人！终生未婚似乎只是个无聊的凭证，人们有目共睹的是，每年到了季节更替的月间，他总会莫名地变声，同时变得多愁善感，对男人彬彬有礼。据文先生说，他名下的学子每年总有个别女生拿不到学位，而男生们因为“每年都有几次被异师另眼相看的机会”，所以总是年年“人人过关”。我先后与他几十个学生或同事接洽过，我的体会，只要谈及这方面话题，他们总是一边做够没什么可说的样子，一边又忍不住地漏出种种叫你“想入非非”的趣闻轶事。经过三个人“证实”的谎言和真理具有一样的权威，在成堆的说法面前，我实在无法把我小说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健康人，所以大家看到在我小说中他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请允许我忌用“侏儒”之词，此外我自以为我这种替换还是比较到位的，基本保留了一个阴阳人生理缺陷的部分表象甚至本质，比如声音、无性等。
我刚说过，在医学界，导师的名字比总统还要响亮。可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他的名字将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爆响。明天下午三点，我现在窗户对面的那幢八角楼里将云集世界医学领域的各路精英人物，他们都是受中国科学院和瑞典皇家医学院的邀请，前来参加他个人学术报告会的，会上他将作题为《猜想未来恶症》的专题演讲。现在这份演讲稿就在我手上。作为林达病情“非同寻常”的知情者，我当然是这份报告素材的提供者之一，而且明天还将以证人的身份亲临会议现场，接受可能出现的相关盘问和解释事宜。现在安排我先睹此稿，为的就是叫我提前进入状态，为届时可能需要的解答工作做必要的准备。
十
尊敬的骆甬祥院长，尊敬的科波拉博士，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在座的没有人不知道，我是靠撰写有关医学论文和在这样的场合“照本宣讲”而变得这么老的，现在我已年过70，我写的医学论文已经不计其数，这种场合我也是经历得太多太多。但今天我还是异常激动，我以一个老人的真知预感到——幸福地预感到，我即将告别过去的我，这个报告会也将成为我今生所经历的无数报告会中的惟一一次令我今生不忘的。我为自己行将就木之前有这么一个美妙而难忘的时刻感到无法控制的激动！
（请给我一点平静的时间……）
好，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个人——（播放录像。如果此人临时改变主意，愿意亲临现场，则取消录像）屏幕上的这位小姐姓林，叫林达，今年26岁，出生在青海西宁，并在那儿长大，父亲是个医生，母亲在铁路上工作。她父母身体很好，双方家族病史上也没有得过什么恶病或顽症。在父母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她身体很好，几乎没进过医院，只在５岁时闹过一次水痘，结果除了更添了她对疾病的抵抗力外，没任何不良后果。她健康地长大，到了14岁，正常地迎来了青春期。没有人会记得她第一次看见的黄颜色或者黑颜色，记得她第一次尝到的什么味道，因为太小的缘故，我们不可避免地丢失了许多“第一次”。然而，还有一些别的第一次，我们却永远牢记在了心上。14岁那年，林达记住了自己生命中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来了例假；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身体的“神奇变化”；第一次做了一个“难以启唇的梦”；第一次收到了一封匿名求爱信；第一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一次害怕又渴望得到异性的关爱，等等。
当然，这不是林达独有的，几乎所有青春期女孩都会有这些第一次。但有一个第一次，一个很特殊的“第一次”，却是她林达独有的：在一个并不特殊的早晨，我们的林达第一次莫名地昏倒在饭桌上。因为是第一次，当时在场的她的父亲和外婆，包括她只有10岁的弟弟，她母亲在铁路上工作，经常不在家，那天也没在家。他们都记得她昏迷的全过程：事先没有一点预兆，好好地坐在餐桌上，正准备吃饭，突然就昏过去了，没有一分钟，又好好地醒来了，整个过程就像是她没睡醒又小睡了一会。即便是当医生的父亲也没把女儿的这次昏迷太当回事，因为有各种情况都可能导致类似现象，直到女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种情况后，他才开始带她走进了医院。事实上她家就住在医院里。
经过几家医院会诊后，父亲基本上认定女儿得了强直性昏厥症。这种病就像间歇性神经病一样，是无药可治愈的。所谓无药可治并不是这类病有多么深难，恰恰相反，在现代医学中不乏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这种病本身算不上是病，因为它们对生命构不成伤害。在我看来，这种病就像有些人多或少长了个手指，甚至跟有些人睡觉爱打呼噜一样，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理现象，一种个体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上帝在模造他们时有些犯规行为，但不能因此刻意认定他们是不健康的人，是病人。所有的病都是可以治疗的，昨天治不了的，今天治得了；今天治不了的，明天治得了。总之，时间会叫所有的病告别人类，即便曾经不可一世的天花病，如今我们也许只有在少有的几个实验室里才能找得到其病菌——珍藏在密封的冷冻室里，像稀有的文物一样令人倍加爱护。然而这种病，强直性昏厥症，间歇性神经病，六个手指，呼噜病等等，从古迄今一直跟随着人类步伐，如影相随，永不消失。从这意义上说，与其把它们看作人类的疾病，还不如将它们看作人类的多样性。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同仁接受我们的观点，不要把这些现象看作一种病，更不要刻意去治疗。把多长的手指割了，给他们吃一些兴奋或者镇静的药剂，让他们显得跟平常人一样，这些行为最终的结果只会伤害他们生命本身。
林达的父亲是客观的，当他认定女儿得了强直性昏厥症后，他放弃了医药。他担心女儿的命运可能会被这个病弄得有些苦涩，但不担心她的生命，他相信女儿的生命不会被几次“好好的昏迷”提前夺走。生活中，我们看有些昏厥症病人常常过早去世，凶手其实不是昏厥症本身，而是盲目的用药和过分的忧郁。明智的父亲不想让女儿在过分的忧郁中打发一生，他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尽量让女儿相信：你没有病，你可以和你的同学、朋友一样，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就这样，从14岁到26岁，12年间林达走过了和她身边人一样的人生，既没有刻意地留在父母身边，也没有专门地去选择某一职业。事实上18岁后她一直独自生活在四川成都，在那里上大学，谈恋爱，工作，娱乐，除偶尔有的昏迷现象，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是的，尽管在父亲影响下，林达没有沉浸在药物和忧郁中，但昏厥症并没有因此离开她，12年间她不知道自己昏厥过多少次。她有个小本子，是专门记录昏迷发生情况的，本子上记的是37次。但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因为昏迷发生时她本人是没有知觉的，所谓的37次指的是在有旁人见证的情况下事后她认定的。那么没有旁人见证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从已有的37次记录看，昏迷时间最短的只有几秒钟，最长的达到3个多小时，还有一次超长时间的——多长时间？现在暂且保守一下秘密，因为后面我将着重谈到。
让我们把她每年昏迷时间取一个平均值看，这个时间总的趋势是在渐年增加，比如15岁那年她昏迷三次，平均每次时间为11分钟，而到20岁那年昏迷次数同样是3次，但每次的平均时间已达到86分钟。这是一个规律，请大家注意了。还有一个规律，据林达自己讲，每次昏迷总是发生在她来例假期间。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相当研究价值的东西，我后来所作的一系列研究和发现都是从这里受到启发后往前走的。
好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播放录像）这是什么？地图上的辽东半岛？不是的，而是长在林达左边乳房右侧面的一块黑记的平面图，当然是经过放大的，放大比例为1：10。请大家注意看，这种不规则的形状，这种色泽巧妙的变化——自上到下色泽依次减弱，多像一块天然的胎记。但林达本人，包括她父母，都否认这是一块胎记的说法。这也就是说，它是后天长出来的，而且至今还在不停地长着。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林达第一次看到它是16岁那年春天，据林达讲，当时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大小，色泽也是淡灰淡灰的。有趣的是到夏天它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