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间或在农闲之余抓“五一六”。什么是“五一六”，我今天问人，还没有人说得清楚。那时候却是言之凿凿，张三李四受到隔离……其中一个人牙痛，因为问题严重不可能让他进城去医院挂号，便求诸我的医牙偏方，以便缓解疼痛，继续接受审查。所以我能确切知道在这里是关了人的。
我曾光荣地担任养鸡的神圣职务，从小雏鸡喂养成能生蛋的大鸡；又曾担任过草药组长，为师部的制药厂采集各种新鲜草药，统率过近三十人的草药大军。
剩下的时间经常与先让一起，交换点对“连”领导或其他班上的新闻趣事。他喜欢的人也是我喜欢的人，比如说研究所组的朱丹、吴甲丰、王树村和雕塑系组的钱绍武，在生活与劳动的夹缝中，我们找机会聚一聚，交流、分享家里寄来的糖食点心和好茶叶，嘲笑嘲笑某某人在班上不是东西。（还记得先让没有我们几个老家伙贪吃。）
有一天，听说钱绍武在班上受了委屈了，我和先让便到钱的班上去看他。（我至今不明白咱们哪来这份胆而居然又有这个空间？）远远见钱绍武趴在窗口表独立兮，便呼他出来，三个人来到三两里外的收割了庄稼的空地上，然后三个人对着苍穹呼号要跟连指导员，跟排长的娘亲做亲密的朋友……（更正：钱绍武胆小蕴藉，他大概没有参加这些呼号行动，笑得前仰后合，红光满面确有其事。）只是安慰钱绍武，散散心，这个好人不该受委屈。
到三年中的最后一年，管理松了，部队那些领导首先失去新鲜感，也出了一点超乎常规的胆大的事，不太让人欣赏敬佩了，但还是勉强熬着时日。先让和我胆子也大了，居然时常爬到屋子平顶上唱歌。原来他唱得那么多那么好的歌！在我心目中一下把他从爱好者提升到专业水平，他把陕北民歌表达得那么细腻，那么通透，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对音乐，我的口味很刁，我不太轻易夸奖赞美一个人。
在房顶欣赏杨先让的陕北民歌，终生难忘。因为那段时空，那难解的哀愁得以排遣……
忘一件大事，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间，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我俩都玩完！他不笑了，他说甚么一件大事有这么严重？我说：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这件事，我怎么会先知道呢？前天北京家里来了一封信，写着“阿林想走鸡，全家瓜直！”我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阿林是谁？“走鸡”是溜，是懂得的，“瓜直”是死，是完蛋？我也是懂得的，用广东话写的这两句话，那个阿林走鸡和我有何相干？姓林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倒是熟人中实在想不出是谁。纳闷了两三天，正巧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来探亲，偷偷告诉我林彪叛逃的全部过程，那个所谓的阿林原来就是林彪。消息公布是迟早的事，消息没公布的那几天，难为了杨先让几天的好受，他关心国家的情分比我深刻细致得多。
“批黑画”事件，我又出事了，又是在路上：“哼，你看你！有个完没有？”
又不是我惹的事，硬扣到我头上有什么办法？
幸好事情很快过去了。
“四人帮”伏法，我和先让能痛痛快快地交谈，来往了。几十年的郁闷一下都倒了出来。
我们回忆起农场和“批黑画”那段生活时简直是痛快淋漓，一个人一件件提出来嘲笑挞伐，那几个小丑，几粒可怜虫……
以后这些年我们又各干各的事去。他搞了个民间美术系之类的工作，我并不在意他那个什么民间美术系的工作，只相信杨先让这个人得有些事别让他闲着。至于民间美术，一解放多少有激情有修养的前辈们都前仆后继地奋斗过，结果都没有闹个好，杨先让能闹个什么大苹果、大鸭梨来呢？
不过我们都自信能把浪费掉的时光捞一点回来，我浪费在原罪中，他浪费在激情里，理性的觉醒之后，失落的性质是一样的。
后来听说先让走了，上朝鲜，还是去了美国，我也东奔西赴，一晃就是十几年，待到在北京重新安顿下来之后，忽然接到他要到万荷堂看我的电话，鬼才知道他打哪儿来？不定窝在北京哪儿都没去，说是马上就到，开了大门一路嚷到客厅，精神和气派，像是刚从延安井冈山观光回来一样。原来这十几二十年他真的混在外头。
我记得“文革”时美院两派互斗时，有人找来一张又大又老的八字须的老头照片，硬说是先让朝鲜的爹，气得先让要死，也笑得我要死。爹不爹，先不管，和朝鲜（韩国？）有家庭关系一定不伪。倒是佩服这老小子藏而不露的修养道行。也可能组织早就晓得，我至今才晓得，算不了鸟事！
给我看一些他在外活动的报章杂志，多少年来他既画画又写文章，开了不少画展，靠画吃饭，瞧阵势想必能行！
接着送了一大函画册给我，名叫：
《黄河十四走》
一翻开，这内容把我震傻了！
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韧的毅力，那么精密的印刷！那么丰硕的成绩！
所谓成绩是什么？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
《黄河十四走》点明了研究民间艺术的一个方向、一个方法。是一个铁打的、无限远大的可能性。
不是你杨先让自己说，是我说，你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你真正像一句人们常挂在口头的套话：
“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在你头顶上，是一个荣耀的光环。
文化的发明，往往原始于一颗智慧的火花。只是火花毕竟只是火花，你看准它，捕捉住它，给予它现实的设想，一次、两次、一百次、一千次的实验……所以，任何时期任何文化成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只是一个过渡，从前人到后人的过渡。居理夫人、爱因斯坦是这样，贝多芬、马勒、巴托克是这样，毕加索、米罗是这样。——甚至是后人的踏板！
“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胳，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湮没的文化有待发掘，沉睡的文化有待唤醒。民间美术至今给莫名其妙的朦胧力量毁蚀得差不多了，有的先生觉得它落后需要改造，有的先生任其柴烧墙毁，如此如彼，真正有切肤之痛的贤达人士又力不可及，现代科学文化冲击使创制者本身也渐失信心，所以保护、推广拓展的工作还很艰难。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贫者曰：吾一瓶一钵足矣。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
这是小时候，彭端叔《为学》篇记下来的，可能有错漏，书于卷末，代表向去了南海的穷和尚杨先让的祝贺。我当然不是那个富和尚，我是个没杨和尚那么气宇恢宏的快乐的穷和尚罢了。
2001年11月2日
湘西黄永玉书于北京徐辛庄万荷堂
火里凤凰
这是五十年前刚解放的时候，为香港《大公报》写的家乡凤凰的“特写”。
文章不单幼稚，还有点自以为懂事的“左”。给谢蔚明老兄看到了，他说可以印出来，我不好意思；如果当时他说“嗯，的确不怎么样”的话，我就有勇气不印了；但他说了相反的话：“历史嘛！有用的……”而且催促得很紧。
五十多年了，留下这个带着儿时尿臊的纪念罢！
云深不知处
——麟庐兄画展序
麟庐兄要开个画展了，我在意大利，不一定赶得回来，倒是想尽力赶回来参加他的这个盛会。
这个展览会对他自己，他家人，他朋友，甚至对文化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展览会里可以欣赏到他作品的功力、学养和历练过程。相信观众在这些作品面前会瞪大眼睛，惊讶赞叹这水墨淋漓飘逸潇洒的笔意。唉！麟庐兄和我相识近五十年，那时候大家都颇为翩翩年少，毕竟今天他已经八十五岁了。
八十五岁不是开玩笑的年龄！
自从八十五岁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北京城圈圈里，虽然也走南闯北，实际也不过是走一走又兜回北京城来，这个人不是那种只爱远游而不顾家的人。人是山东产，却在北京城度过了一生。
他是一本文化大书，他的经历、交往、见闻、修养、道德观、吃喝根、妻儿缘……十足丰富灿烂。
他一生知足，自得其乐，不炫耀，不满溢，大方，厚道，懂得分寸，严操守。作画无价值观，有情感观；从情作画，信手送人，张三李四，苹果啤酒，都是好人，都是情义，于是摊纸磨墨，画将起来。既不懂市场经济，也不讲购求关系；画价升降毫不在意，论资排辈视若等闲，来者不拒，见者有份，吡哩叭啦，卷了就走！……我曾表示过看法：
“老许呀！老许！朋辈尊长的画作你珍惜尊重，自己的画作倒是闲抛闲掷，真难以让人理解。”
他说：“十二亿人口，几张画铺不了那么宽！人一辈子开心就行！”
我说：“你不严……”
“那么严干吗？”他说。
中国有许多人自称齐白石学生。依我看，去过齐家几趟，照了三两张相的人有的是，都是学生，怕未必！齐老头死了，要声明没那回事也难了。
李苦禅、许麟庐很少把学生不学生的挂在口头，倒真正师从侍奉过齐白石。拜齐老头为师，精研师道，作出师承的成绩。
从师茧中出脱，悟时自渡，才见出从师的功架。
齐老头过世多年，研究他老人家的书籍出了一本又一本。齐老头又不是写书的，理论都在脑子里和言语间，这些珍贵的珠玑只有身边的徒弟们才能会心。苦禅这位好老头太早仙逝，剩下个许麟庐，我真觉得可惜没有或很少有人去向他讨教、认识齐白石。随口道出的机密，比堂而皇之的“叫板”珍贵得多。许麟庐是座齐白石矿，我懂得他。
麟庐兄曾有人戏称他是“东城齐白石”，我并不觉得粗俗。他顺手能画出齐老头各类型的作品，郁沉、朴实、厚重方面的，轻快活泼方面的，林林总总，无一不像，简直像到了家。如果老许真要弄出几幅“齐白石”作品来，不客气地说，那眼下假造齐白石的人和那些作品，只能算是老许的龟曾孙子。哪儿是哪呀！
老许高起兴来也动手几幅齐式虾蟹，那点水，那点透亮，他可算是敏悟绝顶的人了。唔！对，下次见面，找一张好宣纸，请他来一幅齐式鲜活虾子和螃蟹才是！
记得一九五三年我拜望齐白石老人时，是可染先生带去的，为的是给老人画速写，有老许在座。老人住在一位女弟子家。画完了给老人看。老人说：“蛮像咧！”后来还照照片，我坐在老人身边，可染先生按的快门；可染先生坐在老人身边，我按的快门。
木刻刻好了，预约时间送去给齐老头，到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和平画店去约老许，老许头戴巴黎帽，身穿讲究的好料子长褂，很是潇洒漂亮。他本来有事，后来说：“算了，不管了！”又提议邀李苦禅，问过，不在家。郑可先生老远地从白塔寺赶来汇合。可染先生带上队伍西单下车，进入白石铁屋。后来又来了裱画的刘金涛。白石老人喜欢我刻的像，要请我吃饭，于是带了大帮子人马上金鱼胡同口升隆饭庄三楼。
第三次是我在西单菜市场买了两长串大闸蟹去的。可染先生事先关照我齐老头喜欢吃螃蟹，麟庐兄也在座，还有谁，满满一桌人，记不起了。
后来的一两次和谁去的也忘了。老人家前后还画了两幅画，一幅带蜜蜂的紫藤，一幅荷花。画荷花的时候老人家边画边想必“入定”，在荷叶杆点点子一直点到荷花瓣上，护士老伍抓住齐老的手往回挪说：“往这里点！”
因为去得少，去得珍贵，所以样样小事都记得住。
麟庐兄多年随侍齐老之侧，可惜老兄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否则俨然一本“罗丹论艺术”式的“齐白石论艺术”，将成为艺术宝典。
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齐白石艺术的通人。这情况别人难以认识；恐怕连老许自己也不自觉。
五十年代初麟庐兄在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开了一间和平画店。原来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的尊人留下三架小小面粉机给他，就在胡同口路东单菜市场对面，三间门面开起面粉加工作坊来，即是把麦子放进机器然后吐出面粉的那种简单玩意。祖业不可抛，经营起来却索然无味，于是每天跟当时也颇为年轻的李苦禅在二楼上画画喝酒。一声“大热天有阵雨”，就拼命下楼往东单广场跑，抢收晒在那儿的麦子。
年轻天真，不懂事，加上个艺术家的命。这命，嘿！
后来面粉铺子还开不开我没打听，倒是就近的那间和平画店非常有名。所有的文化人都往那里蹿，还有当官的和一些世界著名的“和平人士”们。
我中央美院的收入有限，加上一点点稿费，居然也常到那儿看看。高丽纸画的那张徐悲鸿的《漓江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