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中说：“官和法是两回事，我没有权力去违法。”
舒杰不信地摇摇头说：“姐，你别骗我了，虽然我生活在美国、香港，但大陆的情况我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陆从来就是权比法大，特别是你们说的一把手，一手遮天。像我的这种小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就了结了。”
舒中说：“你说的不准确，在中国有这种现象，这是腐败，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你的姐不是这种人，也不可能做这种事。”
舒杰见她如此强硬，实在有点恼怒，但他不能不克制，现在，他已经多少了解他这位姐了，还是那种“牛黄丸”、“老牛筋”，虽然又过去了几十年，她仍然可以干出六亲不认的事来。
他不能硬来，只能软磨，磨出她一点点亲情来。他哀求地说：
“姐，无论如何你要想法救救我，全免不了，能给我减去一半也好。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这个兄弟不争气让你生气，但你也得看在过世的父母面上，你难道愿意看到我破产，看到我流落街头？”说着，他的嗓音有点哽塞了。
舒中痛苦至极，她至真至诚地说：“作为姐姐，我是十分爱你的，但亲情和法律是两回事。我真正的没有这个权力，实在是爱莫能助。如果说因为补交偷逃税款你破了产，可以回国来，姐姐这份工资管你一家人过个温饱生活还是够的。如果不是你说的那么严重，我还是希望你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今后要做一个好商人，做生意可以运用各种智谋，但做人一定要老实，人生在世，要活得坦然，活得清白，无愧祖先，无愧国家人民。至于你说的减或者免你应该补的税，这不可能，一分也不能少。如果不交，还可能追究你刑事责任。尽管你姐是市委书记，我保不了你。”
话说到尽头了，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舒杰有点恼羞成怒了，一反刚才的口气说：“你当然不保我，你保我可能危及你的官职，姐呀，恕兄弟直言，你这样六亲不认，无非是想加倍取得共产党的信任，好往上爬。过去，为了你自己往上爬，你出卖了父亲；今天你为了再往上爬，又出卖我。还好意思来教育我要以诚、信为本，做至诚至信的人，你有诚信么！？”
太刻薄了，太过分了，舒中都不敢相信这些话出自自己亲弟弟的口，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但她仍然忍下去了，看他情绪如此激动，索性改变话题：“兄弟，不管你怎么说，我对国对家都是无愧的。也许你一时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可以多想想，在风川，你生活上有啥困难，可以给我打电话，已经中午了，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吧。”
舒杰没好气地说：“不吃！你还敢同我一起吃饭呀，你不怕别人说我这个不法商人腐蚀你！”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愉快的，舒中也没法让她失散多年的兄弟愉快，除非她让他回香港去，回美国去，赖掉这笔巨额税款。但她不能够。也许，有人认为，这一代人太僵化了，一点也不通情达理，在共和国大地上，这样的事发生得还少么？
只要她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这个市委书记抬一抬手，她唯一的亲兄弟早已登上去香港的飞机了。但她不能，倘若四十年前，寻找父亲藏粮仓库还不是完全自觉的话，现在扣留她的兄弟，强令他补回偷逃税款则完全是主动的、自觉的。她确实手握大权，也正如舒杰讲的是她一句话的事，这，大概就是这一代人的冥顽不化？朋友们，但愿你们能理解他（她）们，他（她）一生都是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使的是牛的劲，还时常牛性大发，不管前面是沟是坎，都会不顾一切纵跳过去，即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留存下来的，也只是两袖清风，一生清贫。但，他（她）们是无怨的，因为他（她）也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财产：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有人说，这一代人很可怜。
他（她）们说：我们不可怜，我们很充实。
舒中和兄弟的谈话失败了，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招待所住房里，中午饭没有吃，已是晚餐时候了，她也没有饥饿感，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上，什么都不去思索，以求彻底地休息一下。然而，就在此时，电话铃响了，她不想接，却又不自觉拿起了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个厚重沙哑的男人声音：“是舒中同志吗？”
好熟悉的声音，一时想不起是谁，她只得说：“是我，请问……”
对方主动说出自己的名字：“我是李陵。”
舒中一惊，说：“啊，原来是老首长，李书记呀。”虽然有些意外，但又在意料之中。她预计过，庞钰被传讯，他一定会过问的，“有什么指示吗？”
电话那边干笑了一下，“哪有那么多指示，我老了，不在位了，工作上的事基本上不管了。打个电话，只是闲聊聊，你在风川，工作还顺利吗？”
舒中说：“谢谢老首长的关怀，总的讲，工作还是比较顺的。”
李陵说：“庞钰没给你找麻烦吧？”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显然是明知故问，而且问得很巧妙。她想了想，说：“我和庞大姐没更多的联系，因市委工作和她金威公司直接关系不大，不过，她倒是打过几次电话来关心我的工作。”
电话里李陵语义双关地说：“这么说，市检察院传讯她的事你不知道？”
舒中坦诚地说：“我知道，今天，应庞大姐的要求，我还去传讯室看了她。”
李陵又问：“她的案情重吗？”
舒中说：“这我还说不清楚，我来风川前老首长您给我介绍的风川问题，似乎件件都和她有关……”
电话里传来了李陵冷冷一笑：“哈，这就巧了，我指控的事，原来都是我老婆干的。当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如果真的她有罪，我倒主张对她加重处理。唉，当初我就劝她别下海经商，离休了打打太极拳、钓钓鱼多好，可她硬不听我劝告，说要响应党的号召，要为风川的发展献出自己的余热。这不，闯祸了，搞了砣祸事来背起，好心办了坏事。”
他这是在给庞钰的问题画圈圈，定调子。仅仅是好心办了坏事罢了，不过，现在案情没有清楚前，她不便反驳，只静静地听着。
电话里，李陵的口气变得十分亲切地说：“小舒啊，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身边也没个人照顾，能不能让庞钰回到省城来，有什么问题，回来后也可以写交待嘛。”
舒中说：“这事恐怕不好办，因为是法律上的问题，我这个市委书记不好干涉。”
电话里传来李陵不快的声音：“法律我还是懂点嘛，革命了一辈子，总还知道点党纪国法。庞钰回到省城跑不了，再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还在这里，你还不放心？”
舒中觉得他越说越远，不由得有几分严肃地说：“老首长，这样做恐怕不妥吧，不是对您不相信，而是不符合法律手续。”
电话里，李陵终于发火了：“这点小事，难道还要我向省委书记打招呼吗？你看着办吧！”他狠狠放下了电话。
舒中一点也不激动，放下电话，安静地坐着，仍想保持那种彻底休息的状态。李陵的气恼，或者其他什么人的不满，都是她预料到的，既然决定要动庞钰等人，就没有准备享受清静。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紧接着传来张桂香带着哭腔的呼喊：“舒阿姨，舒阿姨……”
舒中吃了一惊，连忙站起来，打开门。
张桂香站在门口，头发蓬乱，满脸泪痕，未开口先哇一声大哭起来。
舒中忙问：“出什么事啦？”
张桂香哭着说：“卫民叔叔，卫民叔叔……”舒中紧张起来：“卫民怎么啦？”
张桂香说：“卫民叔叔摔死了。”
舒中惊得一下子呆了。
张桂香哭诉着：“他回村后提出了第六层发展计划，和李兴志工程师一起出去勘察花岗石矿的蕴藏量，在悬岩边，他失脚落下崖摔死了……”她泣不成声。
舒中把她扶进屋内。她啜泣了一阵又说：“舒阿姨，现在我才知道：卫民叔叔原来就是袁剑雄叔叔。”
舒中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什么！？”她只感到头有些晕眩，许久才说：“为什么你们不早告诉我。”
张桂香说：“妈妈说：是袁剑雄叔叔不要她透露他真实身份的，他怕人们知道他是当年的英雄，照顾他，又把他供养起来，不让他做任何工作，把他送回荣军院……”
舒中的眼泪无声流出来，痛苦万分地说：“剑雄呀，你为什么连我都不告诉……”
２９
龙滚沟的上空，天暗云低，厚重的浓云，遮掩了远近峰峦，沟里不断地刮起凉飕飕的风，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哀鸣。已是春末时分了，突然间天气冷下来，冷得令人心寒。
在田冬花土墙树皮顶的房前，两张长木凳支着一张木板，木板上铺着白布床单，袁剑雄的尸体仰卧在床单上，他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五十年代的旧军装，还戴着旧军帽，这大约是他刻意留存下来的，他身上的血迹、泥土已经洗尽，青灰色的脸上，留存着一种遗憾的表情，颇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气概。没有特别的灵堂布置，也没有本地风俗中在死者头边点一盏油灯，为他在黑暗的世界里照明。但有一样特殊的物件放在他头边，那就是他时刻不离身的半导体收音机，耳机还戴着。这些安排，都是他生前向田冬花交待的。生就意味着死，在他重新获得生命，从荣军院偷逃到龙滚沟后，他就向田冬花安排了后事，请求她在他死后作最简单的安葬。除不设灵堂外，他还希望在这间房子后面的山坡上，架一堆柴火将他火化，然后将骨灰洒在龙滚沟的山头上。
此时此刻，后面山坡上的柴火已经架好，村民们从龙滚沟村各家各户走出来，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出门了，有一位９０岁的婆婆走不动，儿女们用担架抬着她，一个才出生三天的婴儿也被妈妈抱着出了门，人们手里拿着香烛纸钱，伤心地啼哭着向田冬花家走来，尽管村干部们不让大家磕头，但人们走到尸体旁，却不自禁地跪下了，蜡烛点燃了一排排，红红的火苗在山风中摇动着，纸钱烧了一堆又一堆，风卷着黑色纸灰在龙滚沟上空飞舞，人们到了这里，止不住放开了哭声。振荡人心的哀伤，感天动地。
田冬花坐在袁剑雄的尸体旁，紧紧握着他冰冷僵硬的手，眼泪已经流干了，她显得有点呆滞，双眼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心潮在翻滚，思绪不平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人生往事又在她心底激荡起来，她又听到了罗章华围攻征粮队的激烈枪声，又见到那焚烧大院的烈火。
那天夜里，罗章华的大院子在烈火中焚为灰烬后，罗章华怕遭到我大部队歼灭，将人马撤到山顶上，大院附近的山坡上，寂无一人，清冷的月光下，没有虫鸣，没有生气，只有燃烧未尽的房屋残木冒出一缕缕青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人体烧焦的臭味。田冬花怀着极度悲痛的心情来到山坡上，她是来寻找丈夫张大勇尸体的。但山坡上已经没有张大勇的尸体了，只留下一摊冻硬的血迹。显然，占领了大院的匪徒，也把张大勇的尸体丢入了烈火中。她偷偷地走到还冒着余火的废墟，希望能见到丈夫的尸体。她找到一根长棍，在残木瓦砾中拨弄着，拨到了还未燃烬的军帽，军衣，绑腿，枪枝的残渣，也拨到腿、手、躯体烧得焦黑的残肢，已没有完整的人形，她丈夫的肢体也在其中，无法分清谁是谁，她止不住伤心地哭了，由于匪徒还在山头上，不敢哭出声，只能坐在废墟上，偷偷饮泣，她为丈夫惨死而悲哀，更为这些初到龙滚沟来的征粮队员们而伤心。这些年轻的解放军们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顾爬山涉水，为了龙滚沟的穷苦人有好日子过，他们是那样和蔼可亲，来时个个都是精精神神的，才几天时间，便已成了尸骨不全的焦尸，他们远处的父母得知这样的噩耗，不知会如何痛苦啊！她哭丈夫，也哭这些征粮队员。
突然，她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呻吟。开初她吓了一跳，继而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集中注意力，止住了啼哭，屏息细听，不久，又听到了一声“嗯呀。”声音微弱极了，而且好像就从她坐着的这块垮塌的土墙下传来。接着又是一声“嗯呀。”
她惊得跳起来，脑子里立即闪出个念头，还有人活着。于是，她弯下腰，用手刨着刚才她坐着的土墙，刨呀刨，手刨破了，流着鲜血，但她没有停止。渐渐，那呻吟声越来越清晰，这更加肯定了她的判断，有人还没死。她更加用力地刨，最后见到一堵有数尺见方的倒塌的土墙，墙下有个缝隙，一个浑身烧焦的人夹在缝隙中，他头上手上缠着绷带，看来他在被火烧前还负了重伤。她拼命再刨，刨到能掀动土墙的时候，努力将土墙推开，将这个人救了出来，由于他全身焦黑，还淌着鲜血，无法认清这人是谁。看来，他在被严重烧伤后，由于碉楼土墙的垮塌，侥幸落到了夹缝中，但他已经昏迷了，呻吟是下意识的。
为了不让这个人落入匪徒手中，她把他背回到家中，面对着如此重的烧伤，她束手无策，只能整夜守在他的身边。
黎明的时候，龙滚沟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激烈的枪炮声震得山摇地动。她忙走出房门，正见无数的解放军向罗章华匪徒盘踞的山头进攻，此时，恰好一支医疗救护队从她家门前经过，她忙叫住一个医生模样的人：“这里有个受伤的解放军。”
医生跟着她进了屋里，看着这个负伤的人，摇摇头，难过地说：“他的伤太重了。”他转身屋外，招呼来一副担架，把伤员抬上担架，匆匆走了。
这一走，整整八年。八年来，田冬花经历了翻身作主、分田分地的喜悦，也经历了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的熬煎。一天傍晚，正在她浑身累散了架，坚持着在灶前搅着包谷糊糊的时候，一个人走进屋来，像是个退伍军人，穿一身洗旧的军装，他视力显然不好，进入这黑的屋子后，久久看不清方向。
她不禁问道：“同志，你找谁？”
来人说：“我找田冬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