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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凰城，我被人看做是上海人，到了上海，我又被看作是凤凰城人。我悲哀地发现，我成了一个没有故乡、没有家的人。每一个地方都将我当做异类，每一种文化我都无法融入。我的灵魂没有根，只能在空中凄凉地游荡，找不到安息的家园。
渐渐地，我长成一个身材纤细，面孔苍白的少女。冷漠是我对付这个世界的唯一武器。我唯有以抵御的姿态来维护自己不受伤害，告诉自己，我不在乎。但是，我有一双不安分的眼睛，里面燃烧着激情和狂野，我时时觉得内心有什么东西在隐隐作痛，有很多压抑的情感在胸中涌动。我害怕，怕它哪一天像滚烫的岩浆般喷薄而出，怕它的烈焰会将我灼伤毁灭。我不得不大口地喘气，将这股烈焰平息。
逐渐地，这股烈焰在我心中长成一株病态的植物，色彩诡异，芳香馥郁，但是，有毒。
16岁，我再次回到凤凰城。命运便是如此地捉弄我，永远在上海和凤凰城之间游走，永无停止，永无安歇。这便是我可悲的宿命。
6年过去，家中并无大的变化，腐朽的大杂院，破败的木板房，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母亲依然穿红着绿，但脸上的颜色显然褪败，精力却依然旺盛。父亲变得肥胖而迟钝，脸上挂着被生活重担压垮的麻木。裴望长大了，他漂亮如故，却显然并不是父母期望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恰恰相反，他顽劣不堪，无恶不作，是令老师和学校头痛不已的混世魔王。但母亲依然偏袒着他，总能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为他的行为辩护。他对我倒不似童年时那般恶劣，但我们姐弟间那道天生的隔膜永远存在，彼此冷漠，不闻不问。
芊芊的友谊，在一定程度上滋润了我缺失情感的干涸的心田。但，只在表层，并未深入内里。对我，芊芊的姿态是OPEN的，她的故事我都有参与，无所不知。对于我，尽管芊芊完全透明，但我却不能以同等的姿态对待她，因为我的心不像她那么阳光，什么都可以拿出来说，无所顾忌无所掩饰。我心里的黑洞太多，一旦跌入便万劫不复，那是芊芊这样的女孩无法想象和承受的。
但我们仍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彼此见证和观望对方的成长，就像看到另一个自己。
芊芊的童年和少年，几乎是幸福童话的最佳演绎，就像一枚24K足金的项坠，没有一丝瑕疵。可是，在命运转折的最关键时刻，她却一头栽进深渊。从她那头参差不齐的短发上，可以看出她的失落和悲愤。不知为何，我和芊芊命运的转折都用头发作了诠释，仿佛这一缕青丝有着某种象征的意义。
这或许也是一种宿命。
芊 芊
关于父亲的回忆，于我是痛苦而艰难的。我从来没有办法在一种正常和理智的状态下，用文字准确地表达我的感觉。提起父亲，心灵深处的某一根弦便会被瞬间触动，我像一个蒙昧的村妇，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一堆雪白的面巾纸在面前迅速垒起，像孤独的坟茔。然而，留在纸上的却都是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段，七零八落。
人在悲痛中是无法准确地诠释悲痛的。父亲已经离开我十几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十几年几乎是半辈子，什么爱恨情仇，大喜大悲都会在岁月的抚摸和侵蚀下变得模糊暧昧，蒙不清。偏偏关于丧父的悲痛竟不能消融、减轻半分。我时常在梦里看到父亲，他对我默然微笑，一如当年。我竟然无一例外地在梦里奢侈地痛哭，有时已明明知道是梦，却不愿醒来，任性地在半真半幻里心痛如绞，泪湿满襟。
从18岁以后，我开始遍尝人生的各种灾难和打击，苦难于我而言已是家常便饭。我可以面色自如，甚而谈笑风生地提及我的苦难，更多的时候，它甚至是一种资本，一笔财富。我冷静地叙述，赚取了听者的眼泪，自己不哭。然而，叙述父亲，我却是一个最拙劣的演员，我一句台词还未能说清，听者还一头雾水，我自己已泣不成声。
因为，父亲的走已经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历史，无论我如何地去努力，都再也寻不回我亲爱的父亲。这无法弥补的伤痛是一道终生无法痊愈的疤，是我一生，永远的憾恨和创痛。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父亲之于我，其意义和影响绝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女儿那么简单，他是我精神的偶像、生活的支柱、幸福的源泉。他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爱，为女儿筑起了一尊纯净透明的象牙塔，安宁幽雅，纤尘不染，保护着女儿不受伤害。可是，他的离去，像一道分水岭，将我的人生硬生生地划分成两半。他的走，与我后来所有的人生际遇紧紧相连，成为我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符号，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影响了我整个的一生。
父亲对我的好，可以用慈爱宽厚，无微不至来形容。所有描写父爱亲情的艺术作品，从来没有感觉到虚假夸张或是不真实，因为对照父亲的言行，竟丝丝入扣。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许多女儿在少年时都会将对异性的神秘和爱慕倾注到父亲身上。一个父亲成为女儿的第一个精神偶像并不难，难就难在他竟能十几年如一日将这个“偶像”的角色扮演到完美，直至辞世都未曾有丝毫改变。并且，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犯错误”，再也没有机会将这个“偶像”的完美形象损坏，他便以悲悯宽厚、无懈可击的慈父形象在女儿心中得以永生。
父亲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凤凰城这个小地方，颇有些木秀于林之势。他斯文儒雅，性格敦厚，极为自律，兼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切美德。
父亲出生于四川农村一个贫苦的佃户家庭，从小受尽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尽管一家人拼死拼活，却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父亲从小酷爱读书，为了获得全额奖学金，年年考试均是全校第一，有一次重病在身仍勉力坚持，差点把命搭上。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赞扬他“品学兼优，全校之冠”。
因为是卑贱的佃户，父亲曾代地主坐过牢，更是让土匪把本就一贫如洗的家洗劫一空。是共产党把这个苦大仇深的穷孩子从地狱中解救出来，让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把自己的一腔忠诚和热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给了他心目中神圣的事业。
如今，父亲果真为他的信仰倒在了演讲台上，倒在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地方。
我没有资格再继续小女儿的浪漫情怀，甚至忙得连哭泣的时间都没有了，伤感和忧郁都是奢侈的。就如母亲所言，为父亲做一些实际的事吧。病榻上的父亲需要的是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他已经变成了刚出生的婴儿，一切的生活技能丧失殆尽，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旁人来代为完成。一点点小事，比如吐痰、翻身、吃饭……都变得艰巨无比。
父亲24小时不能离人。家里从老家请了两个堂兄，专职来医院护理父亲。即便这样，我和母亲仍然忙得脚不沾地，家里医院团团转。
父亲这一躺，就是1年。
此时正是上高三，所有的同学都像大熊猫一般成为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我却模糊地意识到，自己这样安然地坐在教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已然成为过去。家里，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是的，这之前我像所有的同学一样，把书念好就是全部职责，最大的烦恼便是某一次的测验不够理想。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奢侈。
最苦、最累、最辛劳的是母亲。
母亲本就体弱多病，身躯薄得像一张纸片儿，仿佛风轻轻一吹便会飘了起来。从前每每是母亲先病倒在床，父亲鞍前马后伺候，然后父亲累得心脏病发作，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母亲又赶紧从病床上爬起，强撑病体照顾父亲……不管父母是哪一方病倒，另一方必悉心照料，温言安慰，年幼的我过早地懂得了什么叫“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如今，父亲永远地倒下，母亲那份爱的执著与坚贞更清晰地凸现出来。她每天一到病房，便不停歇地为父亲洗脸、刷牙、梳头、按摩……一边做一边和父亲聊天，事无巨细，娓娓道来，仿佛父亲仍然什么都能听见，仍然是支撑她的那个天。
父亲头发长了，她拿把剪刀亲自上阵，父亲脚趾甲长了，她亦戴着老花眼镜认真修剪……对于一个没有丝毫思维和行动能力的病人来说，洗头洗澡简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她却坚持着几天就给父亲洗一次，尽管每次洗完自己都累得几欲虚脱。在母亲爱的滋润和呵护下，病榻上的父亲一直保持着他往日的整洁、清爽和尊严。
母亲对父亲的体贴与关怀令所有人为之动容。有一个病友半身瘫痪，其妻是一个胸无点墨的悍妇，刚住进医院时成天摔盆打碗，恶狠狠地咒骂，“要死就早点死啊，不要活活拖累人啊……”可看到我母亲对她全瘫在床，丝毫不能动弹的丈夫仍伺候得如此无微不至，无怨无悔，不由有些触动，这一天良心发现，竟然打了几盆水，给她丈夫洗了个澡。事后她丈夫感激地对母亲说：“大姐，多亏有了你这个活榜样啊！我都半年没有洗澡了呀。”
父母的爱，不是惊天动地、精彩浪漫的那种，这份爱是含蓄的、深沉的、隽永的，像一条外表安静的河流，缓缓地永不停歇地向前流淌。如今，她却不得不看到，相伴半生的爱人，无知无觉地躺在病床上，一天天走向末路。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临近春节，母亲终于不堪忍受沉重的负荷，也病倒了。她不得已住进了医院，与父亲的病房在同一层。
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我稚嫩的肩上。
在家务活上一向笨拙的我此时竟变得非常“能干”。白天，我在家做好了饭，便赶快跑到医院，将饭送到堂兄手中，然后跑到母亲的病房里，为她煮糊烂的面条，洗涮好碗筷，我再到父亲的病房，为他调制流食。忙得像飞速旋转的陀螺。至于学习，已经成为“副业”，全然顾不得了。
年三十的下午，能够勉强行动的病友都被接回家过年去了，整个病房空空荡荡，透出死一般的冰冷沉寂。
母亲愣愣地看着手里的面缸，突然重重地往床头柜上一砸，歇斯底里地哭诉起来：“这日子，没有办法过了，我支撑不下去了！芊芊，我一定活不下去了，我一定会在你父亲的前面先走，我再也挺不下去了……”
我又震惊又惶恐，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母亲或者寻求安慰。父亲在对面的病房无知无觉地躺着，在一天天走向既定的无可挽回的厄运，而母亲在这里，又行将崩溃！
我，17岁的高中生，该怎么办？
我匆匆洗涮了碗筷，说一声“我去给爸做饭”，便逃一般冲出病房，跑到了父亲的房间。
我满心凄惶地守在父亲的病床前，握住父亲的手。父亲的眼睛大大地睁着，专注地凝望着我。医生说父亲再没有任何思维和感情，他的眼睛会睁开，会跟随物体转动，不过都是一种条件反射，没有任何实际的含义。可是此时，我却认为父亲是有思维和意识的，否则如何会有这样温和慈爱饱含深情的眼神？
我看着父亲，他的面孔依然这般宁静安详，他的眼神清澈明亮，欲语还休。渐渐地，我惊惧的心平静下来，我不再绝望，不再害怕。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父亲仍然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给迷茫痛苦中的女儿以信心和安慰。
这天晚上，我把电视机搬到了父亲的病房，把母亲也接了过来。我们一家人，在一盏昏黄的孤灯下，相携相伴，相依为命。是的，虽然阴冷幽深的病房，四处弥漫着药水的呛人气息，虽然我们一家3口，一个瘫痪在床，一个气若游丝，可是，毕竟我们团圆了。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缕温馨。
这是我们一家最后的一个团圆年。
第一次见顾美瑜，是在主任办公室里。我正在与顾主任探讨父亲的病情，一个青春健美，活力四溢的少女闯了进来。她穿了一件火红的大衣，像一团炽热的烈焰，一下子将冰冷阴沉的房间照亮。那一瞬，我被这少女的艳光射得几乎睁不开眼。是的，火红一直是我不喜欢的颜色，总觉得太过火、太艳俗，就像那些新嫁娘千篇一律的红嫁衣，既平庸又土气。可是，这个少女却将大红色穿得如此青春，如此明艳，如此灿烂夺目。正所谓“大俗大雅”，这浓烈极致的大红色与她立体的面孔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美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美瑜是顾主任的女儿，比我大两岁，G大声乐系高材生。此时放寒假回到凤凰城。因为年龄相仿，也因为我对她的仰慕和喜爱，我们有了一些浅浅的交往和接触。
在我眼里，美瑜是不折不扣的幸运儿，美丽的外表，艺术系的高材生，父母对她又百般呵护，可说应有尽有。可美瑜却告诉我，她从6岁起就身患糖尿病，屡次濒临危机，如今身体内仍潜伏着这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会“爆炸”。
有一次，她当着我的面给自己打针。看到她将长长的针头插进身体，看到她的臀部因长期注射胰岛素而形成的两个硬硬的大包块，我心悸得浑身发抖，她却若无其事，笑称邻居孩子见到她给自己打针都崇敬地把她视为“英雄”。
此时，我因为父亲的重病而自伤自怜，自认是一个最不幸的人，可是，美瑜的开朗和乐观在一定程度上感染和激励了我。她让我懂得，如何在人生的困难和挫折面前，保持一颗坚韧顽强的心。
由于美瑜很快地返回了学校，我们这段浅浅的缘分也戛然而止。
没有想到，数年之后，我们都各自历经了人生的风雨和沧桑，竟然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以重逢，并演绎出另一段真挚深厚的友情。
护理父亲的这1年，我如此真实而微观地目睹和接触了无数的死亡。
我原本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少女，连电视里播放的杀人破案的片子都不敢看，会做噩梦。可是，与父亲同屋就诊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