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死的念头只存在于一刹那，一旦未遂，便再也没有了勇气。但这样一来，裴望竟有些敬畏我。他发现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懦弱，甚至比他更狠更“酷”，便也不太敢来招惹我。而母亲也停止了她喋喋不休的抱怨唠叨，我的寻死对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她一时间憔悴了许多，不管如何地不喜欢我，她应该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走上绝路的。
家中暂时平静，但彼此之间的裂痕太深，以致无法修复。冷冷碰面，无话可说。
我应该找一份工作，但我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我在街上闲转，看见一个歌舞厅的招聘启事：招收营业员，高中文凭，身高一米五五以上，五官端正。
我走了进去。老板是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戴了一副眼镜，使他看上去颇有几分文人气质。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今晚来上班。”
我干的是服务员，端茶送水，月薪两百元。彼时正流行卡拉OK，大厅里摆很多圆桌，一桌一桌地轮流唱，这满足了部分人在大庭广众下“演唱”的欲望，代价是必须整晚忍受不堪入耳的噪音。
主持人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因为她干的是“技术活儿”，月薪是我们的4倍——800元，这让她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其实她普通话一塌糊涂，台词也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实在不怎么高明。但她仍不知天高地厚地要求老板加薪，老板一气之下，指着我说：“今天，你，来做主持人。”
“我怎么可以？”我吃了一惊。长久的自我封闭使收缩成为本能，我早已习惯于沉默，哪怕是面对最好的朋友。比如和芊芊在一起时，我的话也非常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她倾诉，更不要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再说我又不漂亮，完全不是时尚靓丽的那种，这种抛头露面的事似乎是与我绝缘的。
“为什么不可以？你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气质也不错，只要大方一点儿就好了。要知道，做了主持人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工资可是800！”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犹豫地答应了。
我没有演出服，只有芊芊送的一条黑色长裙，巨幅的裙摆，拦腰系一条宽宽的腰带，似乎尚可。没有化妆品，我只在唇上抹了一层透明的唇膏，就这样草率上阵了。
果然，我站在台上紧张得双腿发颤。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丑小鸭，土气又难看，我几乎失去了说话的勇气。老板，我记得他叫尹侃，见此情景赶快叫灯光师将舞台的灯光调暗，在昏暗灯光的掩护下，我终于挣扎着说出了第一句话。
第一晚的表演显然是不成功的。我想自己还是做服务员吧，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也有些遗憾。没想到尹侃竟叫我继续。
连续主持了一周，状态开始慢慢松弛。我还是不能适应在聚光灯下受众人瞩目，每次都要求把灯光调到最暗。好在顾客都为了自娱自乐，主持人如何他们倒并不关心的。
有一天，突然抑郁难当，对着话筒莫名其妙地朗诵了一首诗。这是我和芊芊最喜欢玩的游戏，在山上，我们曾整本地背泰戈尔、席慕容、舒婷、北岛等人的诗，狂热而执著。我想起了芊芊——我赤胆忠心的好朋友，我忘了舞台的存在，读得泪流满面。
并无人喝彩。来唱歌的人都想在流行歌曲的吼叫中发泄掉过剩的精力和欲望，谁耐烦听人读什么诗？
无所谓。
我本就不期望赢得什么掌声。
走下台来，尹侃却研究地看着我，说：“你一定喜欢文学，也喜欢朗诵，是吗？”
“我曾经拿过市里作文竞赛一等奖，朗诵一等奖。”我轻描淡写地说，有些怅然。学校，多么遥远的记忆。
尹侃一笑，萧索地说：“你不该来这里，这不是你呆的地方。歌厅这乌七八糟的环境会将你的灵气毁了。”
“那么，我可以去哪里？如果你把我炒了，我会成无业游民。”
尹侃看着前方，不再搭话。
我继续朗诵诗，在胸口闷得要炸开的时候。诗人海子曾经在一家餐馆要求朗诵一首诗，以期能免掉饭钱，却遭到老板娘无情的拒绝和嘲讽，一怒之下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现在至少比他幸运，我是主持人，有这个特权。
幸运不期而至。
尹侃带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凤凰城电台的文艺部主任柳如眉，一位50来岁的女人。她说：“你的朗诵我听了几天了，你的音色很特别，虽然不是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那种，却很有个性和张力，尤其你对文学作品准确独到的诠释，使你的朗诵非常富有感染力。你愿意到电台来工作吗？”
我不相信幸福来得这么快，我已经习惯了承受苦难，却不知该如何面对幸福。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当然，不可能正式进台，也不能一下子就聘你做主持人。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现在文艺部有一个空缺，点歌台缺一个人收费，如果你愿意来，我可以做主。进来以后，我再想办法让你主持《书林漫步》，是一档诗歌散文欣赏的节目，很适合你。”
没有理由拒绝。
尹侃把800元工资递给我，尽管我做主持人还不足一个月。
“裴裴，有难处可以回来。不过，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你应该去更阳光的地方。”
我沉默地把钱收起。
尹侃，戴着眼镜的歌厅老板，有时粗野，有时文秀，有时郁郁寡欢，我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不清楚他为何一直帮我，但是，他是我通往阳光大道的重要领路人。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应该说一些感激的话，却不知如何开口，如何表达。就这样一语不发地走了，像一个全无心肝的冷血之人。
家里人听说我将去电台工作，都吃惊得合不拢嘴。在这个大杂院里，去电台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我似乎也成了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父亲脸上有了些喜色，而母亲看我的眼神有了些敬畏。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100块钱。为避免观众找不到点歌地点错过财源，在一楼大厅的过道上安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块牌子：点歌台。这便是我的上班地点。
每天，大楼里的人进进出出，这里是必经之道，却从没有人会看我一眼。对于不点歌的人而言，我只是一个背景，一个道具。也有人会冷冷地扫我一眼，通常是台里春风得意的女主持人，满眼的不屑和鄙夷。她们目光如炬，照得人不自觉地要矮三分。
那个冬季，彻骨的寒冷。坐在大厅里，门大大开着，风“呼呼”地往里灌，无遮无拦。台里给我生了一个铁炉子，却无济于事。我买了一件铅灰色的棉大衣，从头到脚都罩了起来，还买了一把小水壶，在火上烧开后，冲一杯热茶暖手。整个冬天，我都瑟缩在这灰色的大衣里，手里可怜兮兮地捧着一杯热水，像足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对于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不公，我只有默默承受，因为我并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本。电台这个地方，本就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对于我这个来自大杂院的女孩，很多人欲除之而后快，哪怕就是这样一份卑微的工作，亦有人想取而代之。任何一个人若安心要铲除我，都像摁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如果我去和这个世界对抗，就如鸡蛋碰石头，必将头破血流。我必须小心周旋，曲意承欢，不能得罪任何一个对我有益或有害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将永远地忍让和妥协，我只是在自己力量尚不强大的情形下，暂时以低调和柔弱的形象出现，但我会在暗中努力，暗中积蓄力量，就如卧薪尝胆的勾践，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为了日后的辉煌，我必须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必须忍受现实的黑暗。
牙齿比舌头强硬一万倍，可最后牙齿一颗颗掉落了，舌头还完好无损。笑到最后的人是笑得最好的。
在日记本上，我写道：我必须正式进入电台，不是一名卑微的临时工，而是举足轻重的王牌主持人。为此，我将忍受一切的冷眼和屈辱！哪怕别人把我从门里踢出去，我仍将从窗口爬进来，不屈不挠！
认识沈浩，是在红旗厂一位同学家中。
红旗厂原址亦在上海，当年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潮全厂搬迁至凤凰城郊，大大小小有十几家分厂，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上海小区”。沈浩的父母便是这大潮中的一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像红旗厂这样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相当红火，经济效益颇为可观。幼年时总听到母亲羡慕地提及红旗厂的职工福利待遇如何丰厚，逢年过节便发带鱼，发螃蟹，发奶糖，发一切这个小城市难得一见的“奢侈生活用品”。而每次随父母去到红旗厂的熟人家中，母亲总要将我梳洗打扮一番，就怕我衣着寒酸在上海人面前丢了面子。纵是如此，我仍能感觉到母亲的小心奉承和红旗厂人那几乎是不加掩饰的优越感。
总之，当年的红旗厂是凤凰城人心中的“金饭碗”，许多人都以成为一名红旗厂职工为荣。但红旗厂这个上海人的小团体亦秉承了上海人骨子里那种“排外”的作风，非当年搬迁至此的“上海土著职工子女”，极难挤进“阿拉小区”，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当年沈浩正在读高一，适逢红旗厂“照顾”一批上海籍职工子女进厂，这项福利绝对不能错过，沈浩赶快退了学，光荣地成为了红旗厂的一名电工。那年他才16岁。
成为红旗厂电工的沈浩乾坤已定，心满意足。他相貌俊秀，头脑活络，在工厂里备受女孩瞩目。但他眼光颇高，等闲之辈难以入他“法眼”，直到遇见我。不知是哪一点儿吸引了他，几乎是第一时间，他便对我展开了不折不挠的追求攻势。
受文化程度的局限，沈浩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也不会做浪漫惊人之举，他只是单纯实在地对我好，非常的“物质”。当然，这种“物质”并不是大款为博美人一笑而一掷千金，沈浩没有那样的资本，有几个钱便张狂显摆的恶俗之人亦不见得能入我眼。我只是说，沈浩把他的关爱均化作点点“物质”的形式，一点点浸润我心。
沈浩最初打动我的，竟是一碗3块钱的牛肉粉。
沈浩对我的关爱，便从这一碗牛肉粉开始。
红旗厂在城郊，与“碧云粉馆”一南一北，距离相当遥远，但他每天早上都勤勤恳恳地骑上40分钟的摩托车，赶到粉馆，再排上1小时的队，买上两碗牛肉粉，等着我。每天早上，我走下山来，便有这一碗油汪汪、热腾腾、香气扑鼻的牛肉粉等待着我，还有沈浩质朴忠厚的笑脸。看着周围的人群争来搡去，为这碗牛肉粉拼尽心力，而我优哉游哉，坐享其成，确实有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这种优越感绝不是金钱或权力可以买来的。在这里，不管腰缠万贯的大款，还是位极人臣的高官，统统得排队，不得订座不得加塞，真正体现了“牛肉粉面前人人平等”。而只有一个男孩对他心爱的女孩真纯质朴的爱，忠心耿耿的赤诚，可以让她享受尊贵的女王亦没有资格享用的“特权”——众目睽睽之下，怡然自得地享用这一碗来之不易的牛肉粉，享受人们投来的羡慕、嫉妒等种种目光。这对于一个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如今仍可怜兮兮地在电台走道的一隅用一杯热水暖手的女孩是奢侈的，是难能可贵的。
每天早上，有这一碗凝聚着沈浩心血和关爱的牛肉粉垫底，对于那漫长的一天也生出许多的豪迈和勇气。就是这一碗牛肉粉，温暖了我几乎被寒风冻僵的身心，让我那一个冬季不再那么寒冷。也让沈浩，轻轻地开启了我的爱情之门，走入了我的生活。
这是我的救命稻草。
这19年来，我一直活在情感的沙漠里，因为干涸而濒临绝境，奄奄一息。可是沈浩终于让我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呵护。他无私而纯真的爱像潮水一样将我包围和淹没。他比一个最溺爱孩子的父亲还宠爱我，每天下班接我回家，做上一桌好饭菜让我满足口腹之欲。周末时到我家来，替我打扫房间，洗我所有的衣服，帮我修好坏了大半年的窗户……
在他的面前，我不再是蓬头垢面、可怜卑贱的灰姑娘，而成了骄纵任性的公主。一直被沉重的自卑感笼罩的我第一次在异性面前有了自信。尽管他思想单纯，并不能走进我的精神领域，和我的灵魂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可对世俗世界尚且应接不暇的我哪里还有奢侈顾及心灵？
是的，沈浩的爱是“物质”的，可以吃进胃里，穿在身上，是实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于一个沙漠中干渴的旅人，需要的不是钻石戒指和玫瑰花，亦不是诗歌、话剧和音乐，那是水晶宫殿里的锦上添花。她需要的仅是一碗水，一个馒头，卑微的，渺小的，却能支撑她在沙漠中的苦苦寻求，不至于因干渴和饥饿而死去。
当然，最重要的，沈浩也是上海人。我们都由于政策的原因随父辈被流放到凤凰城，有“同病相怜”之感。弥漫在红旗厂那种无处不在的“上海的气息”亦令我迷恋。
虽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红旗厂以前那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性被打破，一时又未能适应新的形势，一贯稳固的“金饭碗”有些受到冲击，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但仍保持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气势。这里的职工仍保持着上海人的生活习俗和体面。他们瞧不起凤凰城“土著人”那种粗糙鄙陋，大大咧咧的生活作风，而注重和考究每一个生活细节。比如，衬衫领口是否洁白，皮鞋是否干净光亮，餐桌垫布是否每天都换，厨房的抹布是否细分成十几块。他们亦固执地不学凤凰城方言，对外是一口没有翘舌音的“上海普通话”，“自己人”之间则用地道的上海话交谈。从那甜糯轻柔的吴侬软语中，可以听出他们作为上海人的骄傲和无奈。可以说，这个厂虽然被“流放”到凤凰城，但他们的灵魂和精神都是游离于凤凰城外的，他们自成一个紧密坚固的小团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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