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桑刚“确定关系”后的一天我陪他在电视台加班。我们一边剪片子，一边热烈地攀谈，或许，我们的手还握在一起。突然，台长出现在门边。他狠狠地盯着我们，眼神中满怀厌恶与愤怒，脸阴沉得似乎马上就要哭了出来。我惶恐地叫了一声：“台长。”他不屑地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从此，不管在什么场合看见他，他总是那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阴郁模样，像凤凰城漫长无期的冬季，永无晴天。
因为我还未正式进台，还未做过一档电视节目，就与桑谈恋爱，于是台长反感至极，取消了我所有的节目。
当时，桑并未告诉我具体原因，只是说，台长不同意。
我失望透了，因为我已经对做电视有了太多的憧憬和向往。我委婉地向桑表示希望他能为我争取一下，因为那3档节目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桑却义正词严地说：“就算台长同意你做节目，我也不会要你做。”
“为什么？”我吃惊极了。
“因为，我和你的父亲一样，是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你做了我的女朋友，便不能再上我的节目。我不能让别人说我任人唯亲。”桑，大义凛然！
我哑然。冬夜的风，如此凄清，我走在大街上，感觉彻骨地寒冷。好像有什么错了，全都错了，可我却说不出理由。桑的言辞有何不对吗？似乎没有。他的说法正符合媒体上宣传的大公无私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我能指责他什么？
当然，当时台长一手遮天，在选择主持人的事情上，桑其实是做不了主的。但他的态度，还是让我感觉遥远而陌生。
节目开播了，主持人不是我。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屏幕上的主持人谈笑风生，不由心如刀绞。那本该是属于我的位置。
如此可笑的悖论，我因为桑对我的提携和关照而走近了他，以为爱上他就是爱上了“电视”。没想到，正是因为与他的走近，我失去了所有的机会。如果说我与他的走近包含了不良功利的目的和动机，我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节目没得做了。我这个所谓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毫无意义。桑谆谆教诲我，其实我并不适合做一个主持人。我胖，不适宜上镜，我嗓音嘶哑，不能入话筒，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我气愤地与之辩驳：“我不胖，我一米六五，才90多斤，你自己说过，在所有考取的节目主持人中，我的形象是最好的！我的嗓音也并不嘶哑，在学校里，音乐老师都说我是‘金嗓子’。普通话不标准，我可以学，我可以学会把每一个字发得字正腔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这样与桑争吵。我说自己条件优越，他说我朽木不可雕，我一一列举自己的优点，他反驳说我容颜平庸，一无是处……乃至到了我已经成为凤凰城最红的主持人，我通过当时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面试，被四川省台、被央视录取，我们仍坚持各自的观点，谁也不能说服谁。
他对我说：“其实你并不适合做抛头露面的‘大众情人’工作，你就适合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每天面对电脑和墙壁。”
母亲眼看着我主持人做不了了，相信了桑关于我“不适合做主持人”的说法。她劝告我不要太“好高骛远”，我这么一个平凡的高中生，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老老实实找一份“正式的工作”才是正经事。
于是，我参加了全市统一的招工考试。
放榜后，我被录取了。当时有很多的单位可供选择。按照中国的国情，此时我们应该托熟人，找关系，分配到一个好单位，一劳永逸。
可是，我清高又迂腐的知识分子母亲不懂得这一套。她天真地幻想，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我又有很多的特长，我就应该被“慧眼识珠”，分配到一个很好的单位。
我们母女稳坐家中，静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
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到公共汽车公司。这是当时的单位里最差的一个。我和母亲傻眼了。
我不去！我不可以想象自己将在公共汽车上蹉跎一生。母亲说：“好歹是个正式工作呀。有了正式工作，单位就会管你一辈子。”母亲这一代的人，总是虔诚地迷信着“单位”，总相信进了单位就进了“保险箱”，一辈子就有“依靠”了。她没有想到，数年后，许多大型国营单位纷纷土崩瓦解，数万工人集体下岗失业。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这世上，除了自己努力奋斗，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依附的。
我去了公共汽车公司。
看到杂乱无章的大操场，四处是泥泞油污的破旧的办公室，我的心境荒凉得如同这初冬的天气，淫雨霏霏，阴霾密布。
填写报到表时，我在“特长”一栏里赌气似的填上写作获过什么奖，唱歌获过什么奖，朗诵、演讲获过什么奖以及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哪些文章……林林总总一大堆，长得连表格都填不下了。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过表格，吃惊地抬起头来，大惑不解地问道：“这么有才华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干吗？”
我一听，委屈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分配工种时，并没有因为我有众多特长而优待我，我仍被分配做一个售票员。周围几位大妈安慰我说：“没关系，像你个子这么高，今后肯定可以升为司机的。”
升为司机？这就是我有可能争取到的最佳前程？我难以想象，一个一向被视为有艺术天赋的少女，成天“轰隆轰隆”地开着大汽车，在凤凰城那单调的几条大马路上机械地来来回回，无谓地辗转一生。事实上我眼睛不好，升为司机也不过是一种奢望。
心不甘，情不愿，却无可奈何。我拿起售票夹，开始了我的售票生涯。我坚决拒穿公司发的售票的小围裙和袖套。我无法接受自己扎上围裙时那庸俗的“小工人”形象。这是我唯一可以选择的坚持与拒绝。
我跳上了公共汽车。
我发现自己并不出众。
在拥挤而喧嚣的人群里，并没有人注意到我是一个美貌而富于才情的少女。人们的脸疲惫而麻木，眼睛盯着我手里的票夹，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脸上停留过一秒。我发现，我有“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特性。我后来去到四川台考节目主持人，主考官告诉我，在报考的一千多人中，我的形象是最好的。乃至后来到了以“美女如云”著称的原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电视台，我的形象仍然是靓丽的、出众的。可是，在公共汽车上，我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售票员，毫无光彩。
其实，所谓“美”，只是相对的。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到了相匹配的环境，才会得到承认和赞同。钻石摆在金碧辉煌的展厅里，璀璨夺目，价值连城，而如果混迹于地摊上的小商贩处，它的光彩还比不上闪闪发亮的玻璃。所谓“落汤凤凰不如鸡”。
我没有光彩，事实上，我几乎是最差的售票员，我的缺点在这份工作里尽显无遗。我不精明，不能准确记住谁买了票谁又没有买，在我手下的“漏网之鱼”不计其数。我手脚笨，不能像别的售票员一般娴熟麻利地收钱撕票。我动作笨拙，哆哆嗦嗦，还没把票撕完，到站了，乘客下车了。
我不是一个合格称职的售票员，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司机和售票员的工资是和卖票的营业额成正比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所有人都对我不满，报以冷脸白眼。我羞愧畏缩，无地自容。如果我说其实我的梦想不是当售票员，而是当一名节目主持人，人们会以为我疯了，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在这个环境里，大家都认为多卖几张票，多挣几十块钱提成便是最大的理想和满足。
在这段时期里，桑对我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体贴。他只要有空，就会跑到车上来帮我卖票。他会想方设法为我“抢”到一个座位，让我坐下。他则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为我卖票。电视台的工作时间很弹性，他又是主任，有一定的自主权，几乎每天必到，以至于公司的人一直以为我的男朋友是一个无业游民。当他们偶然得知他竟是电视台的文艺部主任时，吃惊得几乎掉下了下巴。在这样卑微的环境里，电视台是高不可攀的梦幻世界，我有个如此“显赫”的男朋友，又如此“屈尊”来为我卖票，在他们心里，我几乎是令人艳羡的灰姑娘了。
在那些时候，桑确实是我最大的期盼和安慰。每天我一上车，就眼巴巴地等待他的到来。他通常会站在市中心的车站等我。每当路过那个车站，我便会伸长脖子，殷切地张望。
凤凰城的冬季，终日飘着绵绵的细雨，数月难见一个晴天，太阳更是不可望的奢侈。我从书上得知有的地方常年阳光明媚，四季开满了鲜花，我幻想自己也能够穿着洁白的长裙和干净舒爽的皮鞋，优雅闲适地走在整洁平坦的大马路上。
可是，那个冬季，我成天穿着臃肿的灰紫色棉衣，奔波在泥泞污秽的马路上。我的鞋永远是湿的，裤子上溅满泥点。我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来回奋力奔走，手中高举着票夹，拼命拉扯着嗓门喊着：“买票！买票！”
这漫长的冬季，似乎永无尽头，我终日行走在淫雨霏霏的大街上，像一个潮湿发霉的小土豆，看不到一缕阳光！
春节又到了。
曾经，我是那么的盼望着过年。母亲会提前一个月准备年夜饭，香肠、腊肉、炸酥肉、裹蛋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和父亲会配合着吹猪肠、裹面粉、摊蛋皮……家里终日飘逸弥漫着食物的清香和亲情的温馨。我会得到压岁钱，不多，但可以上街吃一些米皮、羊肉粉、豆花面等风味小吃，可以买一件心仪的衣服或是一双皮鞋。
可是，这年的大年三十，我依然要去跑车。我走在大街上，尽管没有太阳，但随处可见的红灯笼和花花绿绿的大条幅使这个城市笼罩在一种节日的气氛中，显得喜气洋洋。人们手里提着各种礼品、食物，穿着色彩鲜亮的新衣，一个个兴致高昂，喜笑颜开。我穿着黯淡的灰棉衣，布满泥污的皮鞋，木然地穿梭在欢快的人群中，像一个灰色的影子，暗无光彩，悄无声息。我奇怪周围的人怎么都那么愉快，我奇怪这欢快的气氛怎么竟与我无关。
晚上8点，终于收工了。大家都热热闹闹地聚在家里吃年夜饭，大街变得空寂冷清。我和桑回到家里，母亲并没有准备丰盛的食物。父亲的离去令她心碎神伤，她变得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一切都冷淡而漠然。她不再热衷于食物的花样翻新，不再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她懒散而颓废，草草地打发日子，有时甚至连被子都不愿叠。只是在深夜，她会惊悸地哭泣，尖叫着：“老杨！老杨……”我会惊恐地跑到她屋里。母女俩张皇地对视，良久，她会颓然地挥手：“去睡吧。”
我躺在沙发上，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我想起去年的年夜，我们一家3口在父亲的病榻边度过。父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母亲习惯了在丈夫的呵护下，做一个虽然辛劳，却甜蜜快乐的女人。虽然父亲不能说也不能动了，可他人躺在那里，也是一种安慰，就像母亲所说，总是比看相片好啊！我们3人在一起，还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可如今，人去楼空，家里的天空塌了，母亲的精神支柱也倒了。
桑不知该如何劝慰我，只是像哄小孩一样说，好了，好了，别哭了。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我哭的时候他能不对我发脾气就算宽容了，至于我为何而伤心，他是从来不问也不懂的。
母亲一直不同意我和桑谈恋爱，一来她认为我此时应以前程为重，不该早恋。二来她认为桑外表桀骜不驯，不似谦谦君子，又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恐怕心理会有些扭曲。她认为我之所以当上售票员是上苍对我早恋的惩罚。
可是，年三十的夜里，桑要走，母亲却突然软弱地说：“你今天，就住在客房吧。我们家……人少……”
母亲一直对男性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就像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精神上依赖和崇拜她的丈夫。当父亲病倒在医院，她又把惊慌失措的目光投向小她20岁的弟弟——我的舅舅。我和母亲两个女人组成的家是凄凉的，母亲想说的是，我们家没有男人。
女人的世界不能没有男人。尽管她并不喜欢桑，可桑是男人，男人能给女人带来安全和安定。她却不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男人的力量可以保护女人不受伤害，可当他反戈，则是女人最大的恐怖和灾难。
桑就此住进了我家客房，不再搬走。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和司机约好6点半在湘江河边的广场上车。
我在半梦半醒中挣扎着睁开眼，一看闹钟，已是凌晨6点，赶快强令自己离开温暖的令人留恋的热被窝，哆哆嗦嗦地穿上冬衣，拉开房门，冲进了刺骨的寒风中。
这天不知为何特别的黑，简直可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我跌跌撞撞地跑到指定位置，还好，车还没来。我松了一口气，站在路灯下安心地等车。
夜是那么冷寂，风呼啸着从耳边掠过，冰冷凄厉。我穿了厚重的棉衣，可仍冻得蜷缩成一团。贵州的冬天由于阴雨缠绵，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厚重的湿气和寒气。这种阴冷可以穿越厚厚的冬衣，钻进你的每一寸肌肤，直至深入骨髓和血液，将全身的每一个部分连同意志全都冻僵。我拼命地跺脚，跳跃，转圈，仍无法驱走这浸入骨髓的寒气。
10分钟、半小时、1小时……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车还没来。
我莫名其妙，不禁暗暗抱怨一定是懒惰的驾驶员睡过了头。
我开始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读电线杆上的广告，用我正在学习的普通话大声地诵读，借以壮胆和打发时间。所有的广告都读完了，车还没来。不光没来，大街上像死一般地沉寂，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突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荒凉无边的大旷野中，一种恐惧感和孤独感油然而生。从小我就是一个惧怕黑夜的人，经常因为胡思乱想而吓得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可如今，我竟在这冬季的黑夜里，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