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至纯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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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至纯书苑)- 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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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水,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就此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1571)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辨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
    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攥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干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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