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福建和浙江外，连南直隶、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齐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又一次为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
明朝那些事儿第肆卷·朱厚熜篇
第十四章 强敌
汉奸？海盗？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绝非是智商有何过人之处，只是因为他们脑子一根筋，打仗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面，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就被人贩子给卖了。
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两百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
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大都称王直，十分凑巧，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
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
请诸位热血青年先不要忙着抄家伙，等我讲完再动手也不迟，本人不是翻案一族，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此结论，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
什么是汉奸？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
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
汪直，号五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
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
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读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
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得摆地摊、开杂货店，慢慢地才能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大为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
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惟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同外出经商，这个徐惟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
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
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为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
随着生意的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上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被查私大队长俞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
但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的人生信条，不久之后，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选择。
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常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钱好赚。
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
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板还为减少日本人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时，他还走私一种十分特别的货物。
其实这种货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贸易品的排名中，近几百年来，它始终盘踞排行榜第一名——军火。
在东南亚贸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铁哥们，葡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
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就把它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
别说十倍，就是一百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当时正是战国时代，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
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争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
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
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儿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海商，最后又成为了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忙着修道，但绝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
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