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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燕：
在中国谈电影发展好像怎么也回避不了这个体制的问题。
贾磊磊：
一个电影业的发展，有时候依赖的因素特别多，讨论了这个可能就容易忽视那个。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化构成，他的赢利模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网站，前几年比较火，但相继都不行了，纷纷倒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商业网站的赚钱模式，所以烧了很多钱，烧完了也就完了。那么中国电影的赢利模式是什么？或者中国电影的最佳赢利是什么状态？其实涉及很多的问题。
我个人不认为中国电影缺钱，中国很多的投资人都很关注电影。其实电影业在很大的意义上具有冒险性和投机性，除了高额的利润诱惑你之外，潜在的危险因素也很多。比如说，今年一个公司投资的关于“非典”题材的电影，这个题材应该说很重要，也很有商业卖点，因为大家很关心，是一个社会热点。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来讲，像这样一部片子，应该是可以赚钱的。因为它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走向——既是观众关注的话题，也是国家很注重的一个社会问题。但是电影拍得一塌糊涂，就是它的叙事的基本规则，包括导演、表演，整个的专业素质都很差，也就是说，专业的指数很低。
所以说一部电影除了要解决资金的问题，在其他领域都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当我们的资金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中国电影现在仅仅在资金的走向上，或者资金的来援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比如说，现在电影业不可以向银行贷款。就是说，你只能用自己的资金或者是其他方式，来进行你的商业运作。像《英雄》这样的资金是通过海外贷款。
除了资金的来源问题以外，一部电影的商业模式的建构还有许多问题。比如美国电影实际上是一种垂直垄断，从头灌到底，就是说制作发行是一体的，一个大公司他拥有自己的院线。中国没有自己的院线。中国的所谓院线，比如说四川省发行放映可以到甘肃省，其实这只是一个发行渠道的扩展，并不是产业化的电影的院线，比如说中影公司没有自己的院线。院线制的建立是个大问题，比如说海尔的冰箱，不可能是建一个巨大的厂子而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但是电影就没有！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市场的建立确实是跟体制有很大关系。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有很多问题需要逐步探索。
俄罗斯的电影发展其实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俄罗斯以前一开始也是这样，解体以后美国电影长驱直入，但是美国电影不是带一大堆的片子在你那放，而是在俄罗斯先建几个电影院，就是说，无偿向俄罗斯人民提供美国电影的放映权，不收一分钱。当然，他放的是美国的早期电影，成本很便宜，放了一两年后，把俄罗斯人的欣赏趣味已经改变了过来以后，他开始收钱。而且这时好莱坞的电影院和俄罗斯的电影院同时上映一部电影——就是好莱坞新片在全球同步发行！将来在中国也会见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电影院播的电影，可能会跟美国电影院里播的是同一部电影。
杜庆舂：
现在谈中国电影，摆脱不了谈一个环境的问题。建立中图电影的工业体系，包括中国电影的主管部门也包括一些从业人员，他们认为中国电影的生存不需要工业环境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能跟好莱坞相对抗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实不是那么多。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建立自己的电影工业体系。就像刚才谈《英雄》的回款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缺乏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造成的。美国的院线制很完善，既控制自己的拍摄也控制自己的发行，这样就不存在回款不回款的问题，米高梅的电影在自己的院线发行，派拉蒙的电影在自己的院线发行，那不存在回款的问题。而在中国，因为你是用别人的场子，别人卖的票就归他，而且你根本无法监控他究竟变了多少票，票价多少。
如果你把电影看成是工业的话，它就应该和汽车制造业有同等的工业环境，但事实远非如此。首先你资本转入是受限制的，虽然现在有各种资金都可以投入电影，但实际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你投了哪一部，拥有多大的自主权来控制制作，这里没有一套完整的国家政策体系。其实，中国有很多大企业，也有一些民营的资本，可以对电影业进行资本投入。因为一个成熟的国家，资本家都知道应该投资电影，因为，其实电影是一个很暴利的产业。韩国就是个例子，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电影工业开始起步，因为那时候他大量的投机资本投到别的地方赚不到钱哪，那就投资电影，因为电影能赚到钱。那正赶上举办汉城奥运会，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加快，电影工业也好介入。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国内一些大的企业、大的财团准备拿出一百个亿这个规模来投资中国电影，但是，首先你（财团）就要放弃垄断——因为你不能说再建一个中影集团——无论从进出口生产到发行放映到渠道各方面都完全不受我（财团）控制，还有你的审查机构……
金燕：
听起来我们的现状很悲观啊，哈哈。
杜庆春：
其实如果我们的目光更宽一点的话，不局限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还有香港、台湾甚至是东南亚，包括韩国、日本，都可能建立一个共同的电影文化市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建立一个泛东亚的电影文化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市场，他们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人长得差不多，明星可以互相通用，那我们这么大一个市场实际上是可以跟美国的国内市场相抗衡的。而且美国也看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不论是华纳在中国建电影院也好，还是用其他方法来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也好，或者说用控制中国电影年轻人才的方式，就是因为看中了这样一个市场。像哥伦比亚亚洲公司的步伐就比较大，他用他的钱用他的操作经验，但使用的是本土人才，本土的故事素材，主要销售的市场也是在本土，像《大腕》这个电影，用的是冯小刚，用你自己的故事，向你本土销售，当然也会兼顾一些国际市场。
金燕：
这是美好前景和发展方向，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说导演的素质。
杜庆春：
当然这里谈到的市场是在我们的文化消费的发展比较成熟了以后，因为一个工业的发展，其实跟一个文化消费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我认为电影只有成为一个在都市里面，大家觉得去看一场电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而不是跌分儿的事儿，说“你还去看电影啊？”——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谈电影工业都不成立。如果到影院里看电影是一个很时尚的事儿，至少是带有一定品位的事，整个电影市场才能做起来。那么中国现在其实在慢慢地往这方面走，尤其是大都市。这实际上跟都市化进程是有关系的，城市化程度越高，电影市场就越大。中国是一个不愁没人的国家，大家认为只要几个大都市发行好了，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挣得到钱，其他城市，二级城市三级城市可以不怎么考虑，可以忽略。其实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电影文化再次兴起——我这里所说的电影文化的兴起和以前的电影文化是不一样的概念——是跟三十年代的上海相近的，而不是跟五六十年代包括八十年代初类似的繁荣概念。我觉得建国后到现在，电影发行量最高的是《喜迎门》。那种电影繁荣是一个因为受压抑而且只有一个选择造成的，现在不可能有那种市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电影文化成为都市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都市人排在前几位要选择的娱乐形式，如果那样，整个一个电影市场才可以建立，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开始。
我们暂时可以忽略一些具体的数字，比如现在国产的票房总额多少，是不是在下降，好莱坞大片的票房也不如前几年了等等，这样看起来市场发展很悲观，我觉得这可以暂时忽略一下。如果大家觉得在一个三十英寸的屏幕上看一张碟和在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效果差距不大的时候，那这个电影文化的发展是很成问题的。现在有大量的盗版DVD畅销，很多时尚杂志里面都必须有电影的栏目，如果看到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对电影的市场前景是抱着乐观态度的，因为从中看到中国在关心电影的人在逐渐的增加，我们的电影文化实际上在逐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基础的准备工作，也许五年以后我们能看到一大批电影院里的电影观众形成。
金燕：
我觉得“如何使电影重新成为都市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跟贾老师谈的都是体制和大环境的问题，我们更想了解一下在作品本身和制作本身的发展问题上，你们是怎样考虑的。现在我们都想看电影，可只有盗版可以看，因为盗版的电影实在比国产的好看，国产的电影比如说第五代已经很模式化了，像什么大院啊，红色啊，小脚啊，那么第六代虽然有他们共同的特点，比如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但相对来说他们的声音很弱，还没有形成自己强有力的独特风格，并且可能关注的角度也比较小。其实大家更喜欢看国产的或者说亚洲人自己演的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看不到，就是说，国产影片可以给我们看的片子非常少，作品内容和质量，从制作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杜庆春：
我来说一下我在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我们电影学院是专门培养电影人材的，我们一般都有很大的压力，总是有一些影迷当面或者在网络的BBS上说，你们电影学院都培养的是什么导演，拍的片子这么难看。我有时候想啊，是不是我们问题真的这么多，培养出来的人拍的片子都那么难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委屈。举个例子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他们应该负责汽车制造或设计，但好像没有人指责中国汽车造不过德国大众造不过伏特，这个学院就太糟糕了，你们培养的都是垃圾。可对电影学院不同了，要求很多，指责也苛刻很多，说你们培养的学生拍的电影都这么糟糕。
金燕：
那可能正说明电影的受关注程度，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嘛！
杜庆春：
我还是觉得他们看待问题太简单了。现在我们国产片子真的太难看了，拍得太傻了，但是现在确实不是我们的人才的问题，不是现在已有的人才和即将培养的人才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才成熟的渠道或者说选拔的渠道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国家一年有100部处女作，然后这些人淘汰掉了50％，到第二年还有50％的人能拍第二部片子，再剩下50％还能拍第三部片子，那么在五年之内应该有十到二十个相对成熟的做主流电影的人，但是中国是没有这个环境的。韩国为什么会起得那么快，是因为他那个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渠道打开了。
我接触到很多中国学电影的人和韩国学电影的人，我可以说，中国学电影的人绝对不比韩国人整体素质差。但我们一个导演拍了一部片子之后要等五年或者是十年以后才有机会拍第二部片子，像章明，拍《巫山云雨》的那个导演，五年以后才拍第二部片子，甚至像有些我们毕业生拍得相当不错的，在嘎纳电影节上能拿短片二等奖，然后他要隔五年之后才有机会拍自己的第一部片子，千辛万苦找到钱拍第一部片子。五年的时间，对一个人才来说，他的思想、他表达的欲望都还停留在五年前，他对题材的敏感都还在那，因为他一直想着要做这个东西，但一直没机会动手做，无论是对题材的选择还是电影语言表达的方式，都还停留在那个阶段。最可怕的是他对社会的敏感被凝固住了，因为有一个想表达的东西一直不给他机会表达，因为一直想说这句话，这句话在五年前说非常能够吸引人，但是五年后人们都不感兴趣了，觉得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你怎么还在说这个事？！
当然中国大量导演都在说过时的话题，那其实很多问题不是导演本身造成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你有话你就赶紧说了吧，然后你说了之后不引人注目你就被淘汰了，如果引人注目就可以继续拍下去。也就是说，你在国际上拿不到奖，受不到国际资金的看重，拿不到国际资金的资助，你就不要拍艺术片，因为没人给你钱拍这利没市场前景没票房的电影。但如果能在国内赚到钱，有票房，也可以拍下去。我觉得中国这种人才的成熟和选拔的渠道真是太有问题了，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东西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大的生态环境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良性的环境的话，如果再不出人才的话，那就是这帮从业人员太笨了。在座的很多人可能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说我去做，将来一定做得出来。以后肯定也是这样的，电影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不是靠某个学院来完成的。而且我今天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说，你们小心了，毕业以后你要面临的竞争对手不是你的同学，而是那些影迷，超级影迷。超级影迷中间绝列有人出来做导演的，我觉得如果有一个那样的环境的话，中国的这个人才是不成问题的。
金燕：
人才的问题似乎可以梳理清楚，那么题材呢？
杜庆春：
究竟说我们的题材有没有问题，说我们中国是不是有老百姓关注的题材，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在座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电视剧如果有那么多吸引观众的题材的话，我们的电影一定也有。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