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从那边过来几个炮兵连的干部，他们本来同战士们的心情相同，躲到一边去了；现在一看战士们在周副主席面前哭起来了，实在太不象话，就严肃地呵斥道：
“哭什么！既然首长说了，我们就应当执行命令。快，快把山炮拉到那边悬崖上丢在赤水河里！”
“是嘛，同志们，这是不得已嘛！以后我们还会要缴获的！”
周恩来温和地说。
战士们这才赶着骡马，拉起沉重的山炮，咣咣当当地向悬崖那边走去。
“同志哥，我的同志哥，”一个炮兵干部在后面追着喊，“不要忘记在山崖上做个记号，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还要来搬它的！”
所有在场的人，心里都在颤抖，只有骡马不懂事，仍然象平常那样忠心地专心致志地执行着它们的任务，拖着几门山炮，走到山崖那边去了。
黎明随着漫漫的晓雾来到赤水河上，队伍开始渡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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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红军渡过赤水，即将浮桥斩断，进入川南古蔺县境。由于北面长江沿岸置有重兵，且后面追兵甚紧，军委决定以一部佯攻叙永，仍旧作出渡江姿态，主力则向西南的扎西（威信）开进。
人们对贵州的“天无三日晴”体会得越来越深了。土城之战刚刚晴了两天，接着又是浓云蔽日，大雾弥天。有时白茫茫的大雾甚至终日不散，在高山深谷间行进的战士们，简直整日在云间穿行。目力所及，仅仅是眼前的一小段山路，隐隐约约的黝黑的树影，和路旁湿漉漉的尚未返青的衰草。前面十几公尺以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只能从鸟鸣判断出那里有丛密的林木，从叮咚的水声猜测出那里有山泉或溪流。
这天，朱德因为等电报出发得迟了。他落在部队后面，背上挂着一顶江西斗笠走得蛮有精神。手枪班长袁国平、警卫员小崔紧跟着他，饲养员拉着他那匹黑马。朱德自恃体格强健，只在疲劳时骑骑马，大部分时间都是步行。长征路上，按组织规定，几位主要领导人，每人一匹马，一个文件箱子由两个运输员担负，毛泽东由于当时体弱有病和夜间工作，王稼祥由于负伤未愈，还各配有一副担架。而朱德却只要两匹马，一匹驮文件和行李，一匹乘骑。但是，他那匹驮文件的马，经常随康克清（当时任指导员）在后面收容病号，差不多等于一匹公用的马了。而他随身的这匹黑马也是如此。不管是伤员病号，凡是走不了的，只要遇上这位军中慈父，总能够骑上他的黑马走上一程。这样，时间长了，他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不免有些意见。一方面敬佩这位统帅，一方面又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
这天下午，朱德和袁国平他们正说说笑笑地在大雾里行进，忽然听到前面山拐脚处有痛苦的呻吟之声。朱德循着声音走上前去，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红军战士，倒卧在地上，一个稍为年长的战士背着两支枪，坐在一边守护着他。那个卧在地上的小鬼面黄肌瘦，微微地闭着眼睛呻吟着，看去还象个孩子，脸上有一层嫩嫩的茸毛。他的一只脚穿着草鞋，另一只脚上包着一块破布。那个稍许年长的战士不断地重复看同一句话：“小石，你忍着一点！你忍着一点！”
“他病了么？”朱德走上去问。
“不，他的脚走坏了。”那个年长的战士说。“连里本来想把他寄了，他死活不肯，我只好扶着他慢慢地走。贵州这个鬼地方真遭罪呀！要是在我们江西，你看……”
“要是把你寄下，你愿意吗？”那个小鬼冷古丁地冲出这么一句，睁了睁眼又合上了。
“嚯，火气还蛮大咧！”朱德慈祥地一笑，说着躬下身子，摸了摸小鬼的额头，觉得有点烧，然后就蹲下来，去解他脚上那块很脏的破布。警卫员小崔和手枪班长袁国平，一看总司令要去解又脏又臭的包脚布，就赶上前想去拦他，可是朱德已经解开了。人们不禁吃了一惊。这只脚肿得很大，胀得发紫。朱德用手轻轻地摁了一摁，叹了口气说：
“很可能是化了脓了。”
“等医生上来给他治吧！”小崔在旁边说。
朱德好象没有听见。他攥着拳头想了一会儿，仰起脸说：
“你们谁带的有刀子吗？”
小崔迟迟疑疑地掏出了一把小刀。朱德接过来，划了根火柴把刀尖消了消毒，就说：
“小鬼，你挺住一点，不会疼的！”
说着，就伏下身子，在那只紫红的脚上刺了一个小口，然后用两只手攥着脚，又说：
“小家伙，没得关系，咬咬牙！脓一出来就轻松了。”
那个小鬼哼了两声，大团的脓液陆续地流了出来，小崔和袁国平掏了些烂纸擦起来。
小鬼的额头上冒出一层汗珠。朱德瞅着他微笑着说：
“江西老表，轻松了吧！”
那个小鬼望着他天真地一笑。朱德吩咐小崔：
“看马褡子里有补衣服的破布没有？去找一块给他包上。”
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警卫员那里总是有的。小崔跑到黑马那里，很快从马褡子里摸出一块破布给小鬼包上。然而，小崔知道这并不算完，心想下一步就是把黑马让给这位小老表了。果不其然，朱德把手一招：“把马牵过来！”
小崔这时一肚子不高兴。当然这马给谁骑他也没有意见，可是总司令这么大年纪，他的身体吃得消吗！可是他又不能公开制止，只好仰起脸看看天说：
“天不早了，今天恐怕赶不到宿营地了！”
“赶不到，就慢慢走嘛！”朱德皱了皱那对浓眉。
袁国平年纪大些，看见事已如此，也只好这样。就对迟迟疑疑的小崔笑了笑，摆摆头，说：
“那就快牵过来吧！”
黑马来到近前，朱德又笑着对小鬼说：
“小鬼，你今天莫愁啰，骑上马走，到宿营地休息一两天就会好的！”
他们正要扶小鬼上马，只听袁国平说：
“你看康指导员来了！”
朱德往回一望，果然见康克清伴随着七八个病号赶上来了。她背着两支步枪，还搀着一个病号。后面跟着他那匹驮文件的马，马身上嘀里嘟噜地挂着七八个背包，自然是那些病号的背包了。
朱德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自己的妻子，他迎上去笑着说：
“小康，你怎么也掉到后边了？”
“后边病号太多，都收容不过来了！”康克清停住了脚步。
她搀着的病号由别人搀着继续向前走去。
康克清这时二十三岁，红星军帽下露出齐耳短发，圆圆的脸盘，容貌端庄秀丽，长着一双茶褐色的杏核眼。她一向注意军容，皮带、绑腿扎得整整齐齐，下面穿着一对草鞋。长期的军旅生活已把这个渔家女培养成相当标准的女军人了。由于她在中央苏区指挥过一次三百人的战斗，还得了“女司令”这个雅号。
朱德望着自己年轻的妻子，身上背着两支步枪还有不少的东西，虽说她身体相当强健，但毕竟太辛苦了，心中不免有几分怜惜，就问：
“小康，你觉着还吃得消吧！”
“没有什么！”康克清闪了闪那双茶褐色的眼睛笑着说，“就是昨天土城撤退太紧张了，敌人紧紧地追着我们，有一个家伙喊：‘抓活的！抓活的！’把我的背包都抓住了……”
朱德一惊，问：“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把臂一松，敌人就抓去了我的背包，我三脚两步地就窜出去了，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跑得那么快，等敌人再追上来，我已经赶上了队伍。……”
“哎呀，你看有多悬哪！”
“就是丢了一个背包。”康克清笑着说。
朱德不胜埋怨道：
“你那个直属队罗里罗克，以后该注点意了！”
康克清见她的收容队已经走远，就笑了笑连忙跑着去赶队伍。
朱德回转身又走到小鬼身边，把小鬼扶了起来。小鬼没骑过马，脚又不敢挨镫，朱德就抱着他，袁国平在另一边接着把他扶上马去。朱德托着他的脚认进马镫，又嘱咐他：
“小鬼，可不能把全脚都插进镫里，这是有危险的。”
小鬼在马上点了点头，年长的战士在前面牵着缰绳开始上路。小鬼在马上精神好了许多，走几步就回头看看朱德，终于说：
“首长，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你，可是又想不起来，你是哪个单位的呀？”
袁国平哈哈大笑，连忙赶上几步说：
“你们连这位首长都不认识吗？这是……”
他刚刚要说出口来，就被朱德打断：
“我是收容队的。你们啥时候走不动，找我就是啰！”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一行人又穿行在白茫茫的浓雾之中。
大约走了二三十里，来到山谷里的一个村庄。路口上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挎着驳壳枪在那里等候什么。一见马上的小鬼，就高兴地说：
“石开！你这小鬼骑谁的马呀！我还以为你今天来不了呢！”
小鬼在马上回头指了指朱德说：
“就是那位收容队的首长。”
那个干部一看是朱德，连忙跑过来打了一个敬礼；又回头望望小鬼，带着几分埋怨地说：
“哎呀，你怎么骑了总司令的马呀！他那么大年纪……”“呵？总司令！”小鬼和那个年长战士都瞪着圆圆的眼睛，望着这个谁也看不出是总司令的人。
“谁的马不能骑呀！”朱德笑着说。
人们把小鬼从马背上接下来。那个干部背上他走到村子里面去了。小鬼不断地回过头来望着总司令，眼里含着两汪泪水。
又行了十余里，山沟越来越窄，天色更加阴暗，随着一阵阵冷风，飘飘洒洒地下起细雨来。这时大家都已饥肠辘辘，那匹黑马也时不时地停下来，觅食路边的枯草。袁国平看见总司令有些倦意，就乘势建议稍许歇一下，吃点干粮再走。朱德点了点头，就朝山坡上几户人家走去。
袁国平本想给总司令找一间稍许干净点的房子，用眼一撒，附近三五家全是又黑又矮的茅屋，不是用玉米秆就是用竹批子编成的小门。他看见一个人正在门边劈柴，就走了过去。哪知走到屋门口，却忽然不见了。一连喊了两声“老乡”，也没人应，心想，一定是老乡害怕躲起来了，就向屋后找去。
这里朱德推开粗糙的竹批子编成的小门一看，贵州人民惊人的贫困再一次把他惊呆住了。在熏黑的四壁之内，只有一个用树枝和绳子绑成的小床，床上堆着一些柴草，墙角里用几块石头架着一只铁锅，另一个墙角里堆着一个水瓮，几个破瓦罐和几个粗碗，地下还有一个用树墩做成的座子，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真是所谓四壁萧然。朱德踏进屋里，在那个小树墩上坐下。不一时，袁国平领着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走了进来。那人面呈菜色，身上穿的与其说是衣服，还不如说是些破布筋筋，勉强挂在身上而已。袁国平笑着对朱德说：
“他果然是害怕，在竹林里躲起来了；我在外面喊，我们是红军，是干人的队伍，他这才试试探探地走了出来。他是苗族，不过可以讲汉话。”
“我当是猴子兵抓人呢！”那个苗族青年红着脸，有点不好意思。
朱德笑着说：
“多麻烦你们了。我们就是烧点水喝，吃点干粮就走。”
那位青年连声答应，往锅里添上水，烧起火来。
这时，忽听床上哼了一声，床上的柴草索索地抖动起来。原来屋子里光线很暗，朱德进来时只看到床上堆着柴草，现在仔细一看，才看出是一个老人把身子埋在柴草里。朱德忙问：
“这是谁呀？”
“是我阿爸。”那个青年说，“他又犯病了。”
“是打摆子吧？”
“是嘞。”
“这种病，我知道。”朱德说，“冷起来冷得要命。你给他盖上被子嘛！”
那青年指了指床上的草，苦笑着说：
“那就是我们的被子。”
朱德细看，才看出那是插秧剩下来的秧苗，用细麻绳扎成的草帘子。因为它比较柔软，当地人把它叫做了“秧被”。这里的穷苦人就是这样过冬的。现在这样的“秧被”，怎么能抵挡剧烈的寒冷呢！朱德望着这索索抖动的枯草，心中一阵难过，就对袁国平说：
“快让小崔把我那块军毯拿来！”
不一时，小崔拿来一块灰色军毯，朱德轻轻揭去秧被，给老人盖上毯子，又压上了秧被。那位烧火的青年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连声说：
“官长，这怎么行？这怎么行？”
病人盖上了毯子，安静了许多，朱德心里才渐渐安定下来。忽然，他看见灶火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木橛子，一条细麻绳拴着一块黑乌乌的东西。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是什么，就问：
“那里挂的是啥子呀？”
“盐巴。”那个青年说。
“盐巴？”朱德显得很惊奇，“怎么那么黑呀？”
“我们干人连这个还没得吃咧！”
青年随后说，这里盐分三种：有钱人家吃白色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干人能吃上点黑盐巴就不错了。听到这里，朱德又问：
“为啥子要拴条绳子挂在那里？”
“我们怕吃完哪！”那个青年说，“我们只在做菜时候蘸一蘸就赶快拿出来了。”
朱德沉重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怪不得贵州的穷汉自称干人，真是被剥削得干干净净，啥子也没有了。”
他感情沉重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拔出一支铅笔，将这些难忘的情景记录下来。随后又问那个青年：
“你是靠种自己的土地，还是给人家帮工？”
“我哪里有自己的地哟！”他苦笑说，“阿爸种了几亩租地，我是在山下给绅粮家帮工。”他们这里把地主叫做“绅粮”。
朱德问他一年能挣多少工钱，他叹了口气，伸出三个指头，说：
“我给他家干了五年活，总共给了我三千个铜板。”“三千个铜板？”朱德在心里盘算了一阵，吃惊地说，“那才合二十七块多钱嘛！五五二十五，一年才合五块钱！”
青年只有咧着嘴苦笑。
朱德看见他这副苦笑，不知怎地，比看见他的哭还要难受。他的铅笔哆哆嗦嗦地在小本上写下几行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