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卡说，“这是关于影响我生活的控制力的说教。天哪，难道你认为我懂这些吗？我认为一切说教都无济于事，别人也休想劝动我，让我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突然之间转个大弯。我可不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论是在空军基地或在军营外的部队宿舍，还是在地下餐厅工作的克劳特人每天都会告诉我：“当我们并肩战斗，反对俄国人时，他将会多么地高兴。说了这话之后，总指望我能给他一支烟抽。我想在俄国人那方面情况也是一样。你明白我高兴什么？”他靠立在戈登身旁的桌边。由于激动和酒力，他的脸涨红了。“我高兴的是，这一次有使一切都烟消云散的好机会。咱们大家都陷入恶劣的处境之中，不是吗？”
“哈哈！”安。米德尔顿兴奋地直拍巴掌。
埃迪·卡辛哈哈大笑说，“我的上帝，好一个演说家，”利奥显得有些震惊。
莫斯卡也禁不住大笑起来，对戈登说，“瞧你都让我做了些什么。”
戈登也一直在微笑，心里想：自己怎么老是忘记莫斯卡毕竟年轻。他感到很惊讶，在莫斯卡沉默不语时，闪烁着一种年轻而不够成熟的坦诚。于是他转移话题，“海莲怎么样，那小家伙呢？”
莫斯卡没回答，安起身斟酒，利奥说，“戈登只是说说而已。”
莫斯卡似乎没听到利奥的话，对戈登说，“我负有责任。”这儿只有埃迪，卡辛感觉莫斯卡有些教条，似乎他靠教条生活。莫斯卡又笑着对他们说，这一次倒不象刚才那样生硬。”“我已经负有责任，”他摇摇头说，“只好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安·米德尔顿问利奥：“你还没品出味来吗？”
“我明白”利奥说，“我还小的时候，到布肯瓦尔倔集中营去，在那里，我见到我父亲，我们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的人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拿沃尔特来说，他也在改变，我让他委曲点，实际上就是让他向他的德国邻居说一声晚上好。”
几个人都笑了，莫斯卡却烦躁地说，“我真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在集中营里蹲了八年之久，出来的时候依然故我。。我要是你，如果克劳特人那样斜着眼睛看人，我非打发他去医院治疗不可，他要是龇一龇牙；恼了我，我非把他的蛋子踢破。”
“唉，算啦，算啦，”安讥讽而不安地说。
“你也太不象话了，”莫斯卡说，但对安他还是付之一笑，安一直在咒骂那些在黑市里鬼混的人，她曾经被他们骗过。
利奥慢吞吞地说，“你忘了我是半个德国人，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也是人。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后来我生活得挺好，我过着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是对别人残酷了，我伯会有辱于这种生活。”
“你说得对，利奥，”戈登说，“我们需要更为理智，而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应当用理性，用符合逻辑的行动去改造世界，共产党是相信这一点的。”
对于戈登诚挚的纯洁的信仰是无可非议的。
利奥一直盯住他，“对于共产主义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父亲就是一个共产党人，集中营根本没能折服他的精神。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条约，这个消息传进了集中营后，我父亲很快就死了。”
“假如那个条约对于拯救苏联是必不可少的呢？”戈登反问道，“假如那个条约对于全世界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呢？”
利奥把头低了下来，紧紧地用手捂住脸上搐动的肌肉。“不，”他说，“假如我父亲非那样去死相，整个世界不值得拯救。那才是感情用事，而不是你所说的党所需要的理智。”
此后的片刻沉默，他们听到楼上孩子的哭声。“我去改造改造他，”戈登说。他的妻子对他感谢地笑了笑。
戈登走后，安对利奥说，“对他不要介意。”她的声调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没有任何不满意丈夫的意思。然后她去厨房煮咖啡。
晚上的谈话结束了，彼此握手告别。安说：“明天，我去向海莲辞别一下。”戈登对利奥说，“别忘了和教授的事，利奥。”利奥点点头，戈登缓慢又恳切地补了一句：“祝你们交好运。”
他们离开后，戈登将门从里面反锁上，走回起居室。他发现安坐在椅子上正想着心事。“我想和你谈一谈，戈登。”她说。
戈登示以微笑。“嗯，我就在这儿，有话就说吧。”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当他们谈到政治，即使安与他的观点格格不人时，同她说话也不能生气。
安站起来，在房间里神经质地蹬来踱去，戈登在察言观色。他爱那张诚实、轮廓不鲜明的宽脸，那扁平的鼻子和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她是纯粹的撒克逊后裔，他暗想着：然而看上去仿佛是斯拉夫人。他怀疑这两者是否有联系，他还需仔细察看一番。
安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她说，“你必须放弃，你一定要放弃。”
“放弃什么？”戈登懵懵懂懂地问道。
“你自己知道，”带着那种可以理解的惊恐，她毅然说出了这件事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是多么地巨大，他哪儿还会气恼，沉积在心头的只有绝望。安注视他的脸色，她走过来，跪在他的椅子旁。只有当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变得软弱、温柔，说话几乎是恳求。她说：“因为你是共产党，丢掉了你的工作，我不生气。可是，今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得为了孩子想一想吧。你必须能找得到工作，挣钱，戈登。你对政治感到如此气愤的时候，你失去了你所有的朋友，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亲爱的，我们不能啊。”
戈登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去，大为吃惊，不仅仅是因为她竟然能说出这种事情，而是因为他最亲近的人对于自己如此地不了解。她很可能这样认为：她丈夫会象戒烟或禁食一样地脱党。归根结底他必须回答她。
“我在替我们的孩子着想，”戈登说，“这就是我要当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因。你想让他怎样长大成人，是让他有象利奥那样的经历，还是让他成为莫斯卡那样的对他的同伙漠不关心的人呢？尽管他表示喜欢我，我却不喜欢他在你面前讲话时的那种神态，他可不管这些。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的社会里长大成人，这种社会不会把他推到战争或集中营里。我想让他在文明社会里长大成人，这就是我战斗的目的。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腐败下去。安，你是懂得这点的。”
安站起身来正视着他，不再那样温柔、恳切了。她很现实地对他说，“你不相信任何关于俄国干的坏事，可我相信，而且不少，他们不会使我儿子安全。我对我的国家就象人们对他们兄弟姐妹一样地有信心。你常常说那是一种民主主义的信念，可我不太懂，你难备为你的信仰作出牺牲，可我不被备让我的孩子为了你的信念受到苦难。戈登，假如我认为你死抱着那些信念不放，我不会阻挠你的，可是你应当想到利奥的父亲所遭遇的那些也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感觉到当时他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你引以为戒。从更坏处着眼，你会颓废堕落的。你得退出来，你必须退出来。”她那张宽而平的脸上布满着固执的阴云，他明白固执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看咱们是否互相了解一下，”戈登轻缓地说，“你想叫我找一个好的工作，过—个尚好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而不想让我留在党内并因此陷入危难的境地，对吗？”
她避而不答。戈登接下去说，“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无可指责的。我们俩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想为我们的孩子作最好的打算，只不过志同道不合而已。你为你的儿子设想的那种安全是暂时性的，你那安全是乞怜于那些统治我们国家的资本家。而我的道却是为永久性的安全而战斗，一种少数统治阶级难以破坏的安全。你看到没有？”
“你得丢弃它，”安固执地说，“。无论如何你要丢弃它。”
“你要是不打算丢弃它——”安停了下来，镇定一下又说，“我就要带着孩子到英国去，不去美国。”
他俩都被安的最后这句话惊呆了，随即，安把声调压低到近乎哭泣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一旦说了话就会算数的。你了解我是相信你的。”自他们俩生活在一起这是戈登第一次对安真正的动了气。因为他知道安的信念有道理，他从来没向她撒谎，从不自食其言，他的新英格兰的良心从夫妻关系上来说，从来都是起作用的，现在她反倒利用他的诚实来圈套他。
“让我们把话说清楚，”戈登若有所思地说，“假如我不答应退党，你将带着儿子去英国，你离开我。”他强制着痛苦和愤怒，仍操着平常的语气说，“假如我答应你，你就和我一道去美国。”安点头默认。他走到椅子前边，坐了下来。又开始沉静而耐心地整理种种问题：他知道安也是说一不二的，而他自己也决不能脱党，他要是因此脱党，他会越来越恨安的，他知道他不能抛弃妻子和孩子，妻子也许能这样，孩子没有可能。
“我答应，”他说。他少里清楚，自己在说谎，安走近他，满脸是慰藉的泪水，跪下俯在戈登的大腿上，他对她深怀怜爱，伺时对自己所干的事又有些恐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再清楚没有的了。一旦踏上故土，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发觉这一骗局的。一旦她发觉自己受了骗，她想回英国，就再也弄不到这笔路费了。他们俩就会结结实实地捆在一起。他知道，对他俩来说，从现在起他们的生活中将会交织着恨、不信任和轻蔑，这将使他们以后的生活出现争斗。但他无能为力。他抚摸着她又粗又厚的头发，象她那粗壮的农民的身躯一样有诱惑力的头发。他捧起她那张宽而扁平的近似斯拉夫人的脸庞，在她那泪水纵横的脸上亲吻着。
他想一切都无能为力，唯一给她的亲吻对于他也是痛楚的。
十五
星光下，毁灭的纽伦堡寂寥无边，仿佛这一切毁灭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或者毁于天然火灾，或者毁于地震，或者是由于多少世纪日晒雨淋的缘故，有一部分变得焦油一样的黑，似乎大地曾经流过血，那结块的熔岩聚成大片荒丘。
利卑驱车穿过这一地段。他第一次来到这块废墟上，内心感到十分愉快。到了郊区，他把车停在一间小小的，四四方方的白色楼房前面，旁边还有几幢和它完全一样的楼房。他希望教授这会儿正等着他。他急于离开纽伦堡，想早点摆脱法庭的审理。他已经认真而诚实地写好了证词，准备与警卫和典狱官分庭抗礼。他遇见了几个老朋友，老狱友，在他们期待已久的报复过程中分享他们的快乐。他十分奇怪地发现，他已经不喜欢和他先前的朋友来往了，好象他们从未受过难，好象个个都参与了某种不光彩的活动，现在都深负着一种罪责似的。他试图解释：发现自己已经不与那些彼此了解并一起陷于凌辱、恐惧、无望的境地的人们来往。正是那张与这种生活相关联的面孔才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他按了一下吉普车上的喇叭，一声长鸣打破了夜晚的沉寂。
教授瘦小的身影立刻在房门口出现，随即朝汽车走来。利奥。一见他就感到有些别扭，但他强作彬彬有礼的样子说，“你看望了你的儿子，愉快吗？”
“是的，是的，”教授连连称诺，“很愉快。”说话中毕恭毕境，但却无精打采。样子象生病，眼圈发黑，下眼皮垂成鼓泡，嘴唇几乎不带一丝血色，皮肤苍白。
利奥开车缓缓而行，一面与教授交谈着。一阵轻风吹来，他感到快慰。不一会儿，他就要全速行驶，那时夜风强劲，他们将不得不终止谈话。趁这会儿，利奥左手握住方向盘，右手从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教授一支，教授擦一根火柴，用手罩住给利奥点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吐了几口烟之后，利奥说，“我知道你儿子的事，上月我的一个朋友出庭指控他，”这时，他发现那位教授夹着烟往嘴里放的手颤抖着，一言不发。
“要是我知道你儿子的事，我根本不会把你送到这儿，”利奥闷闷不乐地说，惋惜不该把他送回不来梅。
教授精神有些紧张、激动，紧紧抓着车窗外缘，“我本不想让你给我帮忙，我知道这不大妥当。可是米德尔顿先生说，他一切向我作过解释，而且你很理解。”
“他们什么时候处决你儿子？”利奥非常生硬地问道，话一出口便感到自惭。
“再过几周，”教授答道，手中的烟早巳脱落，双手紧扣，神经质地抽动着。“这是我最后一次探他。”他端坐着，期待利奥的同情，并希望利奥不再发问。
利奥沉默了。他们已来到开阔的农村。野草的嫩芽刚破土而出，树木才换了青枝，添了新叶、一尘不染，发出清新的气息。车开得很慢，利奥转向那位老人，慢条斯理地说，“就说你的儿子吧，因为杀害了一名德国人，德国法庭判了他的罪，并不涉及到他作为兵营警卫的身份。这真有点讽刺，你决不会料到他遭到那该死的犹太人的杀害。照那样的深仇决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安慰，太可惜了。”
那位教授低下头来望着自己的手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些，说实在的，我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
“你儿子该死，”利奥说，“他是魔鬼，即便是人，也该当夺去他的生命。简直是魔鬼的行径。你知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万恶不赦之徒！没有他，世界会更加安宁。我这样说是出自清白的良心。你知道他干的坏事吗？”声音中和内心的积恨使他迫不及待地在路旁刹住车，等待着答话。
教授并没作出回答。却只把头埋在怀中，使劲地姥缩，仿佛要把头颅全埋进去。全身震颤着，没发出任何声音，而他瘦小的身躯却一个劲盲目地前后摆动。好象全然不受大脑指挥似的。
利奥在等待着这一阵过去，等到同情和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