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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哈雷尔承包了农庄的柑橘园。凭借着自己埋头苦干，哈雷尔发财了。由于经营柑橘的需要，他要同邻村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因而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之后，他经常在夜间，向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介绍一些有关阿拉伯人村庄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对犹太人不满的议论等等。哈雷尔的上级注意到了他的才能，并委任他当上了所在情报小组的组长。
哈雷尔为沙伊工作后才发现，他几乎天生就是个当间谍材料。1939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希伯莱名字“哈雷尔”，并且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1942年，哈雷尔正式加入了沙伊，专门刺探阿拉伯和英国的情报，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
哈雷尔的新上司戴维·沙尔蒂尔（后来担任过以色列驻荷兰大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情报分析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先让哈雷尔负责国内安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上了特拉维夫地区沙伊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一时期，伊塞·哈雷尔结识了包括伊塞·加加利和本·古里安等人在内的哈加纳重要领导人。前者1968年出任以色列武装部长，后来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伊塞·哈雷尔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他自己却摸索出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即分级单线联系。1946年6月29日，英国托管当局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正对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正是凭着这一原则，哈雷尔使哈加纳的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睐，这一天也成了伊塞·哈雷尔命运转折的吉日。
1948年5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以色列建国日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大多数以色列领袖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但哈雷尔却持相反观点。
对于这件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哈雷尔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派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其表兄正在阿曼的阿卜杜拉国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5月12日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以及阿拉伯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几支部队，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国旗，与此同时，本·古里安则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成立。次日夜，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跨国边界，向新生了以色列国大举进攻。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而早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并被破格晋升为以军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属于第二高的军衔了。
1948年，当沙伊被解散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首任局长。
1952年9月。罗文·希洛因健康原因辞去摩萨德局长职务，并向本·古里安提出了接任人选：莱温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而本·古里安最终选择了哈雷尔。
在建国初的4年里，以色列情报机构一直在忙于应付杂乱纷繁的国内外活动，尚未腾出精力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明确的指导方针。以色列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必然包括秘密斗争，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都是刻不容缓的。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毫无章法和缺乏连贯性。
几位情报界最早的领导人仍在寻找一种能够将高效率的安全机构与真正的民主合为一体的框架，他们寄希望于他们的政治领袖。但是，已经为无数难题找到答案的本·古里安，此时却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一特殊挑战了。
伊塞·哈雷尔的坚强和正直打动了这位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哈雷尔正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被任命为摩萨德局长，成为继罗文·希洛之后的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人。
哈雷尔刚接任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连局长秘书在内，也不过12人。此外，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哈雷尔立刻去找本·古里安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摩萨德的经费就增加了10倍。
哈雷尔要求摩萨德特工必备的第一素质，就是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而他自己则正是这一精神的化身，他因每天连续工作18个小时而被手下人成为“工作狂”。哈雷尔的这种忘我精神极大地激励了部下，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奖励，但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哈雷尔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不满足于仅仅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在其任内，摩萨德特工海外特工行动也极为活跃，其谍报人员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结构无法与之匹敌的。摩萨德驻海外情报战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职业情报人员。以色列其他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某项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
哈雷尔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1955年，哈雷尔还说服了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的最能干的成员招入了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子伊拉克·耶泽尼茨基，他后来改名为伊拉克·沙米尔，并最终当上了以色列总理。
哈雷尔也懂得爱护部下。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使得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了身后强大组织的有力支持，因此在进行任务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反过来，哈雷尔也要求他手下的特工必须绝对地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飞速地运转起来，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
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摩萨德成功实施了“迷雾计划”。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英、法两国，决定通过武力制止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美国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力争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入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则想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政府自当年4月起，开始武装以色列。法国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的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也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加这次战争的意图。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命令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开始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中央情报局电告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才恍然大悟，杜勒斯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骂到：“他们把我们骗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的行动中。摩萨德先是大海捞针般地搜寻到阿道夫·艾希曼的踪迹，随后，哈雷尔又亲自率领一支12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秘密前往阿根廷首都布伊罗斯艾利斯，将其秘密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公审。此举立刻震惊了全世界。
摩萨德几起震惊世界的情报活动和特工行动，立刻引起了国际情报界的刮目相看。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的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构之一”。
哈雷尔的成功源于他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而他本人也不赞成人们对摩萨德的过分神化。1980年春，哈雷尔曾对采访他的联邦记者埃里希·福拉特说：“应该停止对昔日摩萨德的神化了。我认为，我们只是比其他情报组织工作锝更艰苦些，所以搜集的情报更多一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想我们这样，亟需一个具有极高效率的情报组织，因为以色列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面临敌对国间谍的恐怖活动。摩萨德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963年，哈雷尔最终因“达摩克利斯”行动（一个暗杀帮助埃及发展导弹的德国专家的计划）而与本·古里安闹翻，并于1963年3月26日辞去了摩萨德局长的职务。
伊塞·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位置上长达11年之久，是摩萨德有史以来任职最长的一位局长。哈雷尔以其对摩萨德乃至整个以色列情报界的杰出贡献，最终获得了“以色列情报之父”的美名。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梅厄·阿米特
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是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芦茨基，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太巴列一个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家庭。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犹太地下军哈加纳，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1944年，阿米特已升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他与周围阿拉伯各国间的各种战争就从未停息过。在50年代，阿米特曾在步兵和坦克部队中任职。这位年仅20出头的年轻军官生性好战，且勇敢过人，他不愿呆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而在前线的每次战争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
当时的以色列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之后，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的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了“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很快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作随从参谋。之后，阿米特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1958年，他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后到美国修养。作为一名军官，阿米特并不满足于匹夫之勇，他利用在美国修养的时间，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60年，阿米特杯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曼的军情处长，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曼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努力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与哈雷尔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观点相异，思维方法格格不入。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就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曼负责海外行动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与摩萨德两个比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阿米特认为，原始材料及对它的系统性分析，必须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为此他把军事情报局早已采用的计算机先进技术引进了摩萨德。但同时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他说：谍报工作“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将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在他任内，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