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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帝是楚地沛县人，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关东人，尽管他们曾经打进秦都咸阳，但他们不想去远离故土的关西享受高官厚禄；再则，高皇帝想开创一个在声誉上比得上周代的帝国，因而他决定以洛阳为都。可谋臣们不让，原因是天下初定，并不安宁，洛阳的规模又不及秦帝国的旧都。一个叫娄敬的谋士对高皇帝说：“陛下您取天下的方法和周文王、周武王不同，他们是以德服人，因此可以不依靠天险。而您得天下，杀了这么多的人民，使天下人肝脑涂地，已经谈不上有什么仁德了。不如现实一些，入据关西。陛下您也曾和人打过架，应该知道关键在于卡住对方的脖子，摁住对方的背吧？进了关西，您就算是卡住天下的脖子，摁住天下的背了。”
高皇帝粗暴地说服了他的战友们，车驾幸关中。到了关中，高皇帝很高兴，硬让娄敬改姓了刘，因为高皇帝的家乡土话中，娄和刘本来就发一个音。不过，高皇帝的思乡病还是加重了，最后臣下们只得在长安城里造了一个和高皇帝老家一模一样的村子，并将他的老父亲和一些穿开裆裤时的朋友们安置在里面，给高皇帝提供了一个仿真旅游景点。
事实证明，关西的武力加上关东的经济文化，相得益彰，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造成了大汉空前的强盛。特别是对付西北匈奴、羌、胡等民族的入侵，关西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与震慑作用。大汉也同样重视洛阳的枢纽地位，从孝武皇帝起，分天下郡县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作为监察官员，代替中央巡视所在郡县的吏治。其核心地区归司隶校尉部，所辖七郡包括了长安至洛阳的狭长地带，洛阳作为大汉东都的观念随着儒学在大汉的确立而深化，因为这是周礼和德治的象征。
光武皇帝也不是关西人，他的家乡南阳与洛阳靠得很近，即皇帝位后，进了洛阳。他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并不一定以拓土开边为事业，而是达到德治的境地。有一天，光武皇帝在披阅地图时，也曾感慨自己的国土尚不够辽阔，马上，太傅邓禹就告诫他：“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可一个叫杜笃的人写了篇《论都赋》呈上来，说关西是守卫国家的利器，不可以久虚。一些故国老臣也伫立西望，书生加上买卖人出身的光武皇帝没有乡村流氓出身的高皇帝那么粗暴，他利用了广告和信仰的手段，让人造谣说洛阳发现了神雀凤凰等祥瑞，留住了人们。由于光武皇帝相信谶纬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下的帝王兴替都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次序，大汉禀承的是火德，火与水相克，因此帝国政府下令洛阳的洛字一律写成“雒”。直到孝章皇帝朝，还有人想念长安，于是朝廷让班固写了篇《两都赋》，在比较两座都城时，玩弄写作技巧，抬高了洛阳的形象。
可是，大汉从此失去了关西的好处，人们也渐渐忘记了关西。而关西也得不到关东文化和经济的润泽，渐渐衰萎。
关西的故都都可以放弃，何况是更加遥远的凉州呢？
严格地说来，羌人的暴动是叛乱，因为这是大汉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不是外来民族入侵造成的边患。
这和前朝的匈奴问题不同。尽管太史公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夏后氏的苗裔，但事实上匈奴是一个由境外游牧民族组成的对等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大汉这个农业民族组成的国家碰撞之后，像是大漠上的风暴，来得迅猛可怕，但终不能持久。到了本朝初期，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并进入大汉的边塞定居；北匈奴则继续保持原有敌对的状态，他们时而犯境，时而求和，目的都在于要从大汉得到生活必需品和一些奢侈品。大汉为了对南匈奴讲信用，没有接受北匈奴的求和。孝明、孝章皇帝时代，北匈奴与大汉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战争，终于在永元三年（91）金微山一战中，大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汉军出塞远达五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的主体走上了西迁的道路，而且不知所终。直到四世纪七十年代，一支号称“匈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部族出现在欧洲东部的哥特境内，几战之后，哥特人被他们赶到了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无奈，只得与强大的罗马帝国争夺生存空间，罗马皇帝战败身亡。匈人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上建立了国家。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比成吉思汗更早的“黄祸”，这场从亚洲来的风暴加快了西罗马帝国和西欧古典奴隶制度的解体。当然，这个事实，直到十八世纪才由法国学者德？揆尼发现，十九世纪末才由大清帝国的访俄使者洪钧得知并介绍给国内的史学界。
至于羌，则和南夷、百越等南方民族一样，一开始，就是居住在大汉行政疆域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
中国人分别民族的方法相当的独特，也就是说，根本不采用人种学的自然分法，而是采用文化学的分法。他们认为一切人类都来自一个祖先，因而没有必要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不同的种族。大汉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在他们名彪青史的著作《史记》、《汉书》里，将包括匈奴在内的一切周边民族，都说成炎黄子孙。所谓不同的民族，在他们眼里，仅仅是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这样，在汉人的四周，就划分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大异族群。当然，汉人有极大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吃五谷、穿衣服、有君长是汉人的专利，只要一个异族人按这种方式生活，就可以视其为汉人；相反，只要一个汉人按异族的生活方式生活，则视其为蛮夷，这就是很多异族汉化后反而能够成功地统治汉人的原因。不过，汉人虽然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却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边的民族，据说大禹到了一个裸体的异族地区，便脱了衣服进入。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夫子甚至认为汉人的文化也是从蛮夷那里发展而来的，他在指导学生研究礼仪风俗时，告诉他们：“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一种风俗礼仪的来源，就去土著民族那里看看吧。汉人将天子居住的京城作为圆心，向外围画了五个同心圆表示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应该统治和波及的范围，即：甸服、侯服、绥服、宾服、要服。最外面的要服，是归顺汉人政府的异族居住地区；要服之外则是荒服，那是蛮夷的世界，中国天子不能去管。按照这个说法，匈奴属于荒服，羌人则属于要服。汉人如此机械地划分，旨在说明不同的治理方式，对于要服的管理只能是相当松散和象征性的。如果要服乃至荒服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顺中国，则被看作政治昌明的象征，所谓“远方来服”嘛。中国的天子在登基乃至各种国家庆典中，都要表演少数民族歌舞，陈列少数民族进贡的鸟兽珍宝，招待和赏赐少数民族的酋长，用来粉饰太平。
这样的民族观念决定了大汉对境内民族问题的做法是矛盾的：一面将他们视为同类，有责任去安抚他们，给他们种种便利，希望他们归顺大汉；一面又觉得他们是大汉的负担，要放弃他们。
羌人几乎和汉人一样古老，商周时代就自中国的西部而来，其中一支很大的单一聚落可能向青海高原和西藏高原迁徙，成了现今西藏人的祖先。大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出自姜姓，即炎帝的后代。《诗经》里面说周人的老祖母叫做姜源，可能就是羌人，不然，孟子为什么要说周文王是西羌人呢？
不过，与周人的联姻并未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直以松散的游牧部落的姿态向东推进。他们的风俗在《后汉书》中被描述成没有一定居所，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牧产为业。又以父名或母姓为氏族的种号，十二世后便可以相与交婚。为了要保持种族的人口繁衍，他们实行多妻制，并且父死之后，儿子以其后母为妻；兄死之后，弟弟以其嫂嫂为妻。他们的社会结构也保持了先民们的方式，没有君臣上下，强健有力的部落酋长则为领袖，弱小的则主动成为依附。整个民族崇尚勇力，以抄掠其他部落和民族为荣，氏族内部只有杀人偿命一条法律，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在军事上，善于在山谷地带打突击战，而不善于在平原地带打持久战。由于处于西方寒冷地区，妇女能在风雪之中生育。这些风俗让汉人看了毛骨悚然，但也很敬佩；汉人的学者称赞他们生在西方，得了五行中的金气，因而刚坚勇猛。
他们曾帮助周武王伐商，但后来又像潮水一样向中国内地涌，到达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地界，当时中国称他们为戎人。几乎所有的诸侯都与他们展开过战争，但见效甚微，最终，西周最后一个天子被他们杀掉，周王朝迁都洛阳，开始走下坡路了。但随着中国几个诸侯国的强大，以霸主的身分组织起多国部队，特别是西方强国秦国在穆公的领导下崛起，羌人渐渐又向华夏的边缘地带退却。至战国末期，中国的戎患基本上消除，只有秦国的边境上尚有一支号为“义渠”的羌人部落，屡败秦人。
终于在秦昭王即位之际，秦国的宣太后决定舍身救国，为后代除去隐患。她用自己的美色勾引义渠王来宫中私通，可能在此过程中，她感到义渠王确实是条汉子，加之自己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不免有些缠绵，又为他生下了两个儿子。三十四年之后，风韵将逝的老太后才忍痛在自己的卧室里对老情人下了毒手。从此秦国将羌人赶得远远的，在羌人的根据地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行政区域。
羌人成为大汉西北的主要边患，是从公元二世纪才开始的。当然，羌人和大汉的磨擦开始得较早。这些羌人的部落很多，种号芜杂，但都源于一个孕育于青海湖畔至湟水与黄河之间的古老种族。
这个古老羌族叫做无弋，即奴隶的意思，传说因为他们的祖先爰剑在春秋时代的秦厉公朝做了秦国的奴隶，他设法逃跑，在追兵上来时钻进一个山洞，像羌人的史诗中吟唱的那样，秦人放火焚烧，突然见到一只大老虎冲出来，吓跑了秦人。爰剑出了洞，又遇上一个被割去鼻子的女囚犯。在荒野之中，他们结为夫妇。这个羌人的祖母也知道遮丑，将头发覆盖在脸上，因此成为羌人的风俗。以后汉人与羌人作战时，面对的都是骑在马上嗷嗷叫的披头士。
由于大难不死，爰剑便被羌人推为酋长。他采取了和当时诸多部落不同的策略，不向中国的腹地发展，而是将部落带到了河湟地区；更为了不起的是，他把从汉人那里学到的耕种和畜牧技术传授给部落，于是河湟一带的羌人渐渐成为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这种能够独立的经济，保证了他们无须冒险去向汉人讨生活，更保证了自身的种族在一种充裕和平的环境下繁衍强大。
果然，到了第四代酋长、爰剑的曾孙忍的时代，河湟地区已经不能养育人口日益增加的羌人，于是他们的旁支开始向外迁徙到中国的西南地区，分布在益州刺史部（今四川一带）的广汉、越？和武都。忍和他的弟弟舞却留在河湟，分别产下九子和十七子，从此分化为二十六个部落。汉人统称之为西羌。
孝景皇帝时，由于受到匈奴的胁迫，其中的研种部落要求南渡黄河，进入洮水流域的陇西郡，为大汉守卫陇西边塞。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大汉天子的许可，被安置在狄道、安故直至临洮、氐道、羌道诸县，但大部分的部落，却越过祁连山北上，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和匈奴混杂在一起，屡寇大汉。
孝武皇帝朝，随着大汉对匈奴作战的节节胜利，加之博望侯张骞打开了西域的交通，孝武皇帝采取了“隔绝羌胡”的战略，将大汉的军队开进河西地区，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西达玉门关，这样，把羌人压回河湟，使他们与北方匈奴不得交通。大汉认为羌人是一个比匈奴弱小得多的民族，所以并不像对待匈奴那样，用驱逐的手段，而是对他们施加管制。大汉的军队又开进了河湟地区，设立了一个叫作令居的军事要塞。
自由自在、野蛮却质朴的西羌人受不了组织严密、高雅却狡诈的汉人的压迫，当孝武皇帝的小舅子李广利将军战败投降匈奴之际，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解仇结盟，共同成为匈奴的军事联盟，合兵十万，攻下令居塞和陇西郡的安故县，包围了陇西郡的？罕县，并攻打河西。五六年后，大汉的李息和徐自为将军才平定羌乱。
大汉仍不放弃羌人，而是改进了管理手段，在羌人地区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全权处理羌人事务。这个军政合一的官员下有从事、长史、司马各两名和一批翻译，按时巡视各个部落，处理羌人的不满、要求以及羌汉关系，此外，还不断地派遣通译去大汉境外的羌人那里互通消息。大汉希望藉此培养起羌人的信任与好感，从而维持边塞的和平。孝昭皇帝朝，大汉在河湟地区设置了金城郡。
可是，大规模的叛乱仍在孕育之中，直到七十多岁的赵充国将军出马，才以他的勇略才智和迟暮之年的心血，解决了前汉时期的羌人问题。
那是三十多年后的孝宣皇帝朝，帝国中央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部落。先零羌的酋长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扩张要求：渡湟水北上，在荒野地区畜牧。不谙边事的光禄大夫立刻答应为他们请示天子。
当他回朝汇报时，帝国的营平侯、后将军赵充国弹劾他失职。赵将军是陇西人，后又迁居令居塞，因而对羌人再熟悉不过。义渠安国出长安之前，赵充国就反对派他去，并推荐了酒泉太守辛武贤。
羌人没有耐心了，他们驱赶着羊群过了湟水。面对黑压压的移民潮，各地的汉人长官束手无策。
元康三年（前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