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们的桌边，他身杆笔挺，一只手摆在身背后，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支用白餐巾团围着的冰镇过的香槟酒。“Please（需要酒吗）？”他说，他征询的目光望着我俩。在我微微的颔首后，他便将金黄色的酒液注入到我们的杯中来。接着，一个利索的收酒动作，他向我们微笑着，退后，离去；无声无息的就像他来到我们的身边没被我们察觉到一样。
飘然的乐曲仍在继续，若有若无，时隐时现。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翡翠绿云石台面的方桌的两边，一旁，宽银幕式的大玻璃窗落地，正面对着上海展览馆的整片绿化带，俄式宫廷气派的建筑群落散布其间；每一座金色的屋顶都反射着中午时分的阳光，光耀得有点让人睁不开眼来。再过去，便是蟠龙逶迤的延安路高架以及玉带环腰的内环线在某个灰意蒙蒙的城市的远处相交。整个大上海此刻就在我俩的眼底下毫无遮掩地铺展开来，高低错落，新老割据；就像是一片在阳光下的波涛起伏的海面，东西南北，一望无际。
这是一幅壮观的场面，那天中午，从波特曼酒店三十八层楼的窗口望出去，这是一幅摄人心魂的都市壮观图。
湛玉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她说，她太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了。我笑笑，没说什么。我当然知道她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但喜欢又怎么样呢？
我举起香槟杯，说，来，我们干一杯吧。她望了我一眼，也将杯举了起来。我们轻轻地碰了一下，在玻璃杯发出的一声悦耳的“”响中，我们各自喝了一小口，然后把杯放下。直到这一刻为止，我俩谁也没向谁提及过莉莉与我在机场相遇的那件事。现在，她从桌的对面笑眯眯地望着我，她的眼神中调皮着一种浅浅的酒的醉意。她说，怎么样，不肯给人面子啊，大老板？
我望着她，不知为何，沉默了。我突然语塞，竟然想不出一个言词来答她，哪怕只是个敷衍性的答词也好。也许，我的想法带偏见，甚至还有点儿极端，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流向。对于那些存着心要将什么都往钱字上扯的人来说，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有所图谋的；这更多的是一种手法，一种暗示，一种试探，一种隐喻，还不单是习惯与性格使然那么简单——这是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人和类文人们常会拥有的几个层次的内心世界，而最核心的那一层，有时，连他们自己也看不透；他们只是任凭着一种直觉和冲动来对事件做出言语和行为上的反应。
反感就从这儿产生了。
后来，我俩回房间去。我靠在床头上看电视，看一个新闻播报员播报新闻。播报员说，上海今年的外资流入总量又创新高；浦东新区建设如何日新月异如何人间奇迹。我听着盥洗间里哗哗的水声，湛玉进去洗澡已经洗很久了，但她还没从浴室里出来。在床的左侧是一间布置得十分精致的，摆放着一张桃木写字台的小小坐起间；坐起间与卧室之间的分隔是用一
圈虚设的阔条柚木板做装饰框的。从我坐着的位置望过去，能望见她进浴室之前除脱下来，挂在沙发把手上的外套、内衣和胸围，一双半高跟的露趾女鞋整齐地排放在沙发底下的地毯上。
这就构成了一个虚拟的她，正静静地坐在那儿观望着我。我再次将注意力转移到电视光屏上去，播音员正在播出一条酷暑天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亲自前往大桥建设工地，为奋战在第一线的工人们送上消暑解渴饮料的新闻。有几张脸在欢笑，有几张扭曲，好像在哭——大约是太激动了的缘故吧？
浴室的门终于打开，湛玉穿着一件雪白的、胸袋上标有酒店LOGO的毛巾浴衣走出来，长发散披在她的肩上。房间里的空调打得很强劲，但她的脸仍然通红通红的，像一只透熟了的苹果。
她先在床沿上背着我小坐了一会儿，无言。然后便伸直双腿，也躺靠到大床上来。我们一起面对电视机，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新闻继续播放：郊县今年的收成势头一派大好之后便是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全国妇联主席以及有关中央领导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她怎么啦？我怎么啦？我们怎么啦？在这六尺半的特大双人床上，如此柔软的床褥，如此雪白的床单，如此香气四溢的枕套，在这片最适合做爱的场地，我们怎么啦？
不错，我已经说过，我们迟早会有那一天；但难道游戏刚开始就已经宣告结束？我不甘心，我想，她也不会甘心的。
我走下床去，先去关了电视，再走到窗前，将房间宽阔的落地窗帘给拉上了。窗帘是双层的，遮光型的，房间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中。我只是凭借着浴室门缝里还透出来的一缕光线，摸索着地走到她的床边，打开了床头灯。我尽量将床头灯的光线调得柔和，然后再去酒吧台上，倒了一小杯巧克力味的雪利酒，钳了两粒冰块放进去。
她一直无声地望着我干完这一切。我一边摇晃着杯中的冰块，一边来到她的床边上，在柔和的灯光里，她的眸子明亮如晨星。我将酒杯轻轻地放在了她的床头柜上，我说，这酒好喝，甜。她点点头，但并没去拿来喝。她的目光渐渐变得朦胧，变得散漫；她平睡了下去，一颗头颅将厚厚的一对枕头睡出了一个凹型来。她的长发散乱在四周。
我也回到了自己的睡位上，然后再侧撑过去，将她虚空地笼罩在自己的环抱之中。当我将自己的嘴唇向着她的嘴唇缓缓地俯按下去的时候，我听得她在我的耳边说道：我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而不高兴。我说，是吗？
我不停地吻着她的嘴唇，她的脸颊，她的下颔；再一路吻下去，她的脖子，她的肩膀，她的手臂，她的腋沟。还是那股醉人的体香，现在更混合了一种茉莉花型的皂香。白巾的浴袍已经彻底松开，我将自己微微地撑高了几寸，以便可以俯瞰眼底下的这一片雪白的丘原和河谷；此刻，在台灯的光亮里，更涂上了一层秋熟季节的麦穗的金黄。她猛地一把将我拽倒在了她的身上，让我再一次地埋葬进她的气息里，淹没到了她的情欲中去。
是的，总会有一天……但，不是今天。
世界，从秀秀的眼中呈现出来
路就是这么走成的，走成了湛玉独特人生的一条独特之路。（其实，有谁的人生之路不独特，不惟一，不是不可被替代的？）在某个人生的道口上，你决定向左还是向右，表面看来只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一种情绪化了的决定，但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强大得你根本无法摆脱的生命的潜因在暗中主导你的缘故。而这，就叫命运。
于是，我便再次出现在了她的生命中。当然，还有他，他并没有消失。湛玉这样想着，
抬起眼来，偷偷睨了正与她并排行走着的秀秀一眼。女儿似乎并没有留意她，她在母亲的一旁走着，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时而抬起脚来踢一块石子或一个空可乐罐。踢了几回，又都未能达到她的心理目标（她心中一定有一个无所谓什么目标的目标的），于是，她便朝前小跑了几步，将空罐又踢回来，然后再轻轻打横一脚，将它踢进了路边栽树泥地的一只凹坑里，这才算罢了脚。
湛玉紧走两步，赶上了站在泥坑边上等着她来到的女儿。女儿的眼睛不望她，仍盯着那只被她踢进了土坑中去的无辜的可乐空罐，她看不清她真实的脸部表情。她只听得她说，“那后来，后来你为什么就突然停下不学了呢，妈？”她提问的声音不响，指向也不明确，甚至连语调都带了一种介乎于问话与自语之间的不确定性。但她知道，女儿想要问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湛玉讲了已经有好多遍了，但就从未有一次提及过她为什么后来会停下不学芭蕾舞的原因。而秀秀听这个故事也听了有好多遍了，她从来扮演的就是一个忠实听众的角色。她知道，母亲只是想一遍一遍地讲，尤其是当她有情绪的时候。当她讲够了，心情也就差不多平复了，心情平复了，自然也就不讲了，如此而已。惟独这一次，是个例外，秀秀不想问，但还是问了；想问但又没有问清楚。
湛玉听得十分真切，瞬刻之间，她已从纷乱的思绪中滤出了一切往昔记忆里的细节。她飞快地调正着自己的思路方向和情绪曲线，但她还是决定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
一辆公交车（如今流行地称作为“巴士”）从她们的身边轰隆隆而过。
当然早就不是那种一拖一的，车厢顶上装置有一只大的沼气袋的公交车了，现在的公交车都采用中央式的封闭型空调，车身低矮而平稳。所有的车窗都紧闭着，透过茶色的玻璃窗能见到高高稳稳坐在软垫司机位上的司机。而公交车的路线号也不再是5号或者42号之类了，如今都流行三位数，诸如918、726等等，用电脑控制的圆点数字亮闪闪地打印在车额上。之下是一大块环圆形的挡风玻璃，左下角的某个方位上搁着一块横牌：本车无人售票，票价每人2元。
公交车给湛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当它轰隆隆过后，她便又立即做出了一种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自自然然地与秀秀保持着一肩的横隔距，朝前走了起来，她们又再度进入了那种无言的状态之中。
其实，在这之前，母女俩在麦当劳的那排临窗的座位上也坐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个钟头吧。她们说说停停看看，接着又看看停停说说。母亲的牛奶纸杯早已空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但仍然轻晃晃地摆在了她的面前，女儿餐盘中的食物也早就吃完了，在这种顾客的流动量十分大也十分快的快餐店里，为了避免长时间地占据着两个视角尤佳的座位而不吃不喝的尴尬，秀秀又去买了一份奶昔和一包大薯条来，放在面前一根根地取出来，沾上茄汁慢慢儿消耗。
后来，她俩终于走出店来，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街道两旁的青铜路灯一盏挨着一盏地分两排展开去，在漆黑的夜的背景上显得格外地光明亮丽。秀秀不用母亲提示，便自动自觉地与她一道先踱过一条马路去，然后再转踱到另一条马路上去（恰似当年的那个穿一身芭蕾舞服的八岁的湛玉从牛奶棚到舞蹈学校时走过的路线），以此来抵达一个十字路口上的对角线目标。她俩从亮着炫目碘钨射灯的“复兴别墅”的弄堂口经过，并双双驻足朝弄内望了几眼。她俩是回家去，而如此路线是明显兜了个大圈的。但秀秀心里明白，这正是母亲的意图所在。从这小小的细节，其实，便已经不难窥探出当女儿的内心世界了。尽管她还未长大成人，但她是知晓一切的，她只是说不清楚，就像当年的湛玉自己。而谁又能肯定说，当秀秀长大后，就不会长成为第二个拥有了另类童年情结的湛玉？
秀秀从未见到过外公——他在她出生前的很久已经去世。而外祖母留给她的印象也远不是母亲所形容的那般漂亮和富有气质。到了秀秀产生记忆的年龄，她已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了，整天呆在虹口的那幢红砖老屋的二楼，很少下楼来。她性格孤僻，猜疑心也重；母亲说外祖母的这种性格愈趋严重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事。那时候抄家物资已经发还，她整天就守着两只大樟木箱，轮流将它们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来，看了又看，数了又数。几张定期存单和一本活期存折更是她寸步不肯让它们离身的东西，一会儿藏在箱底，一会儿又把它们取出来，塞到枕套芯里去。后来大约是要拿枕头到露台的阳光里去晾晒，她生怕一不小心存单滑出来，掉到了楼下的花园里去，就麻烦了。于是，她复将它们掏出来，放到了一处她记得应该是十分稳妥和隐蔽的地方去了。枕头晒完了，但她已完全记不起她的那些宝贝搁哪儿了。她急得团团转，满屋乱找，最后还是不得不把秀秀的父母都唤了去。在这之前，外祖母是从不肯向任何人公开她的半点私密的，尤其是这几份存单，这是她私密的核心。后来，存单终于在盥水间水盆底下的一条已经废弃了的水管里给找到了。它们被揉成一卷，塞在了里面。其实，这是套老把戏了，“文革”抄家时，秀秀的外祖父就已经使用过，但最终仍没能逃过红卫兵锐利的革命目光。这回，秀秀的母亲便是根据当年的那条线索才把藏物给找了出来。
存单找到了，外祖母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当时，秀秀的父母亲谁也没有去留意存单上的数额，一经发现失物，就已迫不及待地高声地叫了起来：“找到啦，妈！——”并立即将存单如数交还给了外祖母。惟外祖母却吞吞吐吐地向着她的女儿女婿解释说，这钱其实也不是她的——真的，不是她的，是琴阿姨托放在她处，让她给保管的。琴阿姨？琴阿姨不是在郝伯伯去世后已搬去与莉莉同住了？莉莉后来成了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担任舞剧《白毛女》的B档女角，当年还红极一时。“文革”结束后，她才结婚，还分配到了一套四居室的单元住
房，煞是叫人羡慕。而所有这些都是湛玉后来陆陆续续从她母亲那儿听说的。事实上，自从湛玉与莉莉结束了那段私人舞校的同学生涯后，就很少再有来往了。再以后，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完全没了往来，那时的她俩都已长成大姑娘了，各怀心事，也各奔前程去了。
“文革”抄家最翻天覆地的日子里，湛玉倒是有过一次在某个无月的晚上偷偷潜近那幢位于淮海路常熟路口上的大公寓去的经历的。她发现以前郝家住的那层楼全都给封了，印着“××造反司令部”字样和红泥章的两条气势汹汹的封条一个大交叉在大柚门的中央，周围是一片死般的寂静。沿扶梯一直到大堂，再沿大堂一直到街上，到处都贴满了揭露郝某人的大字报。大字报用三个以上惊叹号的力度嘶喊着要将郝某人的画皮剥下来，说他是个美蒋特务机关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双重黑线人物，实属罪大恶极，十死都不可有赦！湛玉将她偷偷“侦察”来的“敌情”告诉了父母，那时父亲也正在单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