愀娲柿餍衅鹄矗撼雒趴康赝迹贤宜押�
公司最初建立在长安大厦，是京城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段。张朝阳坐在第八层他的办公室里，衣着随意，舒舒服服。从窗户里远远望着城市西北角上那片新建筑群，不禁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他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中关村度过好多年，现在却还不打算回到那里去。
丁磊和张朝阳就这样一南一北，同时展开，从1998年2月至1998年12月，在10个月的时间里左冲右突，小有成就。中关村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开始谈论这两个人。有些传闻说，丁磊刚愎自用，所以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合作者才会离开他。又说此人志向远大，网易只有3个员工，每天钻进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编写软件，可是有人愿意以9位数的价格买下网易，都被他拒绝了。有人把张朝阳描述成一个新新人类，甚至就像美国街头的不良少年。他喜欢滑板，喜欢爬山，公开宣称自己喜欢女人，要不是把尼葛洛庞帝忽悠进来，他恐怕连饭钱都没有了。张朝阳本人的一个说法也在中关村里流传，他声称，搜狐第一个提出网络频道概念、第一个进入电子商务网站。但是至少张树新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此这般的故事情节，有些可能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张。当时可以肯定的事只有一件，他们还很嫩，没有领导公司的经验，也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们前途无限。
可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已经转向。他们对于那些用一把螺丝刀就能攒起来的微机不再感到刺激，对于神奇的互联网异常兴奋。他们成了丁磊和张朝阳的第一批支持者。到了这一年年底，丁磊宣布他挣了500万元人民币，而张朝阳则说搜狐收入100万美元，还说其中80万美元是广告收入，占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的60％但是后来搜狐的招股书中说，搜狐1998年收入为47。2万美元。。两人棋逢对手，不相上下，可是张朝阳的名声却大大超过丁磊。他被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评选活动相中了，还成了50位全球数字英雄中的一个。美国的《读者文摘》、《商业周刊》和《财富》，都在鼓吹这个人和他的搜狐。不用说，丁磊没有美国经历，让他吃亏。张朝阳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背景让美国人容易接受他的成就，尼葛洛庞帝又给他锦上添花。那位《数字化生存》的作者人人知道，但是知道他也是搜狐股东的人可是不多。
就其财产权属说，搜狐是美国人的，但是很少有人明白。人们只道搜狐是个中国公司。路透社记者在自己的新闻里把它说成中国最知名的网络门户。网络门户，或者叫门户网站，是那一年刚刚出现的新概念，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生疏，但是他们很快就能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其中含义。一个计算机的使用者通过门户进入网络世界，如同一个旅行者通过飞机场进入一座巨大的城市。门户网站就是网络世界遨游者的入境口。1998年早春建设起来的网易和搜狐是两个门户，到了这一年12月1日，第三个门户也建立起来了，它就是王志东的新浪。王志东让四通利方摇身变成新浪的故事说来颇有戏剧色彩，有些情节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可不容易，只有这个人能做出来。
日后若有哪位历史家想要描述中国风险投资的进程，那就一定要从这两个人开始。当张朝阳在美国波士顿到处寻找风险投资商的时候，王志东也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与罗伯森o斯蒂芬投资顾问公司谈论同样的事。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第一笔风险投资究竟属谁，仍然莫衷一是，不同的作者会把它归为自己喜欢的人——张朝阳或者王志东。事实上，张朝阳的这段经历发生在1996年7月至9月之间，而王志东寻找风险投资的过程持续了27个月——从1995年7月开始，直到1997年9月才最后完成。
这并不表明王志东遇到了更多挫折，而是他的野心更大。当日张朝阳战战兢兢、小声说出自己需要22万美元，这王志东却狮子大开口，声称不拿出650万美元，别想打他的主意。而且他还宣布自己不会为这笔交易预先支付任何费用。你先给我做，不成功不给钱。王志东对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的中国业务代表说，成功之后，按融资比例支付报酬。
这位业务代表名叫冯波，是个华裔。很多年后风险投资这行当流行起来，关于他的故事也就跟着多起来。有一个说，他出生在大陆，父亲是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另外一个故事说，他早年怀揣35美元到美国留学，差不多是光着屁股在硅谷站稳脚跟。但是经他本人证实的情节只有一个，他在1995年加入罗伯森o斯蒂芬。这是硅谷一家挺有名的投资公司，客户都在美国。冯波的加入是它的中国故事的开始，而它的中国故事的第一个主角就是王志东。
1995年7月王志东来到硅谷，告诉一个朋友，他想找摩根o斯坦利来给他投资。人家一听就乐了，对他说：你要找摩根，还嫌早了一点。不如先给你找个小点儿的吧。王志东就这么认识了冯波。后者3个月后来到北京，想要实地察看王志东和他的四通利方。那时候王志东和员工们全都挤在中关村第三小学的破烂教室里，换一个人，也许不会让这么重要的客人看到这个场面，但是王志东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个人的本性还是个程序员，完全不在乎场面上的那一套。
冯波一身西服革履，顺着科学院南路走到学校正门，却发现王志东的公司在后边角落里，要绕过一堵长长的围墙。冯波懒得再走，索性抖擞西装，爬上围墙，翻身跳下，看到一栋破楼房，沿漆黑的楼道爬上来，迎面是个洗手间，正有需要，于是走进去。这一来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厕所污浊不堪，臭气弥漫，水泥地板上留着一排长方形的窟窿，全是旧式蹲坑，坑下的斜坡显然设计失当，无法让水流有效冲洗，以至冯波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粪便在下面聚集成堆。这是中关村留给他的第一印象。第二印象是午饭。王志东问他吃什么，他说随便。王志东说：那就好办了。转身让司机跑到门口的肯德基店，买回一大口袋炸鸡翅。谁都知道美国人最讨厌吃鸡肉，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相互取笑，有个经典的说法就是他穷得只能啃鸡翅。冯波后来也喜欢拿这件事取笑王志东，对他说：我这辈子吃鸡翅最多的一次就是在你的办公室。又说：我这辈子最恶心的一次经历就是在你的厕所里。
好在冯波眼光与众不同，从这一切看出王志东的诚实可信，还断言这是个懂得节俭、兢兢业业的公司。你如果想要一个好的办公楼，那很容易。不就是花钱吗！他后来对王志东说，你越是简朴，我们就越是能看到你的好的一面。这不是客套。事实上，这第一天的印象的确是冯波后来不遗余力促成这桩交易的一大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他感兴趣的。这王志东是当时中关村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有差不多10年的杰出工程师的经历，有中关村第一程序员的美名，有一个中国软件历史上最杰出的产品中文之星，有创办两个公司的经验，还有许多与IBM、惠普、康柏和微软合作的诱人案例。当王志东把这一连串合作者清单列出的时候，冯波将信将疑。因为他无法把一个啃着鸡翅、蹲在坑上拉屎的年轻人和那些衣冠楚楚的跨国公司老板联系在一起。他要求王志东一个一个地说明是怎么和那些美国人合作的，直到确信那些都是事实。
现在事情进入关键环节，那就是王志东的公司到底值多少钱。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投资者和股权出让者的利益焦点。王志东的想法是出让40％的股份，作价650万美元，这等于是把四通利方的资产估价1625万美元。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两年前这间公司开办时，全部资本金只有500万元港币。
然而硅谷投资模式的奇特和令人激动之处也就在于：一个企业资产的认定，并不仅仅依赖于那些有形之物，通常也不会依靠一个所谓有资质的资产评估公司来做决断，而是由当事人以协商的办法来确认。企业所有者可以漫天要价，购买者则会坐地还钱。一个人拿着一张写着几行字的纸头卖出个大价钱的事，并不奇怪，只要让人家相信你脑子里的想法值那么多钱就万事大吉。硅谷的投资商个个无比精明。不会为一个骗子或者浮夸者付钱。他们质问王志东，四通利方凭什么值那么多钱。王志东不比张朝阳。后者依靠他的巧舌如簧取得胜利，而前者却说不出什么来。他的英语还没流利到足以表达他的思想，因而需要冯波为他做翻译。他的唯一武器就是自信和执著。
凭什么？他说，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谈判就这样成了僵局。冯波代表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居中调和。他劝告那些风险投资商把心里的价格抬一抬，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又劝说王志东把价钱压一压，因为就算你的公司值那么多钱，中国的软件盗版和政治前景高深难测，也会为这笔投资增加风险。
王志东毫不妥协。他对硅谷的投资家们心存敬畏，也知道他们的理由并非没有根据，但是他不愿意让他们压倒自己。事情就这样从1996年拖到1997年。他的美国之行越来越频繁，他在那里学会了和美国人打招呼，学会了吃西餐喝咖啡，学会了给小费，学会了倾听别人和表达自己，还弄懂了西服的下面不能套毛衣。1997年春天邓小平去世的那一天，他恰在硅谷，去参加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董事长的家庭聚会。好多银行家和投资家都在当场，他们围着这位中国人询问，没了邓小平，中国政局会怎样？王志东态度坚决地回答：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看到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接触硅谷的气氛，我们怎么可能容忍中国倒退呢！看着一堆将信将疑的眼睛，他又说：你们看看，我们请毕马威（KPMG）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来为公司做审计。你们说，我们和你们有什么不同呢？
话是不错。可是他的公司财务运转渐渐紧张，手上的500万港币所剩无几，而产品的研发还在等钱用。他试图从银行贷款，银行问他拿什么来抵押。他的话就像当初回答硅谷投资家时一个样：拿什么抵押，就拿这帮人的脑袋。
除了这帮人的脑袋，王志东还真没什么。按照中国人的资产评估规则，这公司一钱不值，所以银行拒绝给他贷款。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幸运的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加明智。更确切地说，是硅谷的财产认定规则和投资理念比中国人的更明智。他们居然在这时认可了王志东的报价。1997年9月，650万美元进入四通利方在中关村的账户。三家投资商——华登、爱芬豪、罗伯森o斯蒂芬，用这笔钱购买了四通利方40％的股权。凭着这笔钱做抵押，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了，这让王志东能够使用的现金超过了1。5亿元人民币。
他转身去向段永基报告。这位四通公司总裁是中关村老派开拓者中最精明的人，却完全不能想像王志东的融资计划会成功。他当初投资500万元港币就能得到四通利方79％的股权，现在听说王志东居然拿40％的股权就从美国人那里换回650万美元来，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王志东继续往前走了。他现在已经不想在他最擅长的中文平台上继续耕耘，尽管这些软件每年能为公司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他也不再写程序。就像丁磊和张朝阳一样，他已经完全被网络迷住了。他对互联网的热情从他1995年在硅谷时就产生了，最迟在1996年春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他已经决定要把公司带到互联网的道路上去。他成立了一个互联网小组，还专门招聘三个新员工负责小组工作。那时候没人了解互联网，所以这个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弄明白有关互联网的一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组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公司用软件换来的那些利润，看不到任何赚钱的希望。
如果世界上真有先知，知道这个三人小组日后能够变成新浪，知道其中那个名叫汪延的人后来成为新浪总裁，知道新浪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知道它能上市纳斯达克并且获得6800万美元现金，那么也就不会让王志东遭遇1998年的尴尬。在王志东硅谷融资成功之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互联网战略就受到挑战。投资者要求他解散三人小组。王志东拼命证明四通利方是家互联网公司，但是没人理他。我们投资的是一个软件公司，而不是一个网络公司。华登公司的代表说。董事们拿出那个互联网小组只花钱不挣钱的事实，指责王志东在做一些根本没有商业价值的事。就连那些明显倾向于他的人也不免提醒：做企业不能凭兴趣。王志东哑口无言，只好要求给他一点时间。他再次找到自己的知音，罗伯森o斯蒂芬公司的那位冯波，希望他出一笔钱把互联网小组买去。只要两三百万就行，他苦笑着说。但是这一回连冯波也不再理他。
1998年的整个春天，王志东都在硅谷转悠，惨兮兮地兜售他的互联网小组。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个公司，有十几个员工、一个网站——美国华人生活咨询网。老板告诉这几个中国人，他的公司价值2000万美元，要引进一笔1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王志东问：公司还有没有别的东西？那老板说：没有了，这个网站已经足够。这番对话当场把王志东吓了一跳：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融到650万，这个人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准备扔掉的东西，就能值那么多！他被这件事情刺激着，回到中关村，立即把互联网小组找来，问他们是否看到过那个网站。所有人都说看到过，还夸奖人家做得挺好。王志东又问：
你说它值2000万美元吗？。
不知道！
这样的网站你们能做出来吗？
肯定能！
王志东大喜过望，当场命令互联网小组赶快动手。那几人说到做到，夏天结束时，已经做出自己的网站。王志东只看了第一眼便下定决心，要在董事会里阻止砍掉互联网小组的企图，还决定给它一个正式名称叫利方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