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功名、利益，所有这些都将在中关村层出不穷，只是这两人的最后决裂别具一格，让人觉得中关村的第二代毕竟不同于前人。
8月13日，王志东把一封辞职信连同中文之星源代码一同交给贺文，还附带一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贺文刚刚做了新郎，这是王志东曾经答应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我要信守我的承诺，王志东对贺文说，不能因为你不仁，我就不义。
贺文无法相信王志东会离开新天地，平心静思，终于发现公司需要这位技术天才，于是做出最后努力来挽留这位搭档。
贺文说：留下来，怎么都行。我可以把这个法人总经理让给你。
王志东说：如果你让我当总经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开了。
王志东就这样离开新天地，也离开中文之星——他曾说它是他的儿子，带着他对技术的无限迷恋和疑惑。8月第三周，他来到青岛，独坐海边，反省自己和贺文的持续16个月的合作。这是我的相当痛苦的一个阶段。他这样说。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想要做什么表示过怀疑，甚至还在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对技术的热情。但是现在，面对潮起潮落，惊涛拍岸，他开始问自己，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的妻子与他同行，此外还有严援朝一家人。当时中国人个个沉浸在狂热的气氛中，很少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呆上一个下午。可是中关村前后两代软件工程师的代表人物，聚首黄海之滨、崂山之巅，连续7天什么也没做，只为想清楚一些事情。他想到自己离开方正，又离开新天地，放弃北大视窗，又放弃中文之星，过去种种技术成就，就像狗熊掰棒子，拣了后面的，丢了前面的。但他想得最多是自己在大学期间读到的《硅谷热》。那是1986年出版的，里面讲了很多美国硅谷的故事。后来他能义无反顾地跑到中关村大街上，多少是受到这本书的鼓舞。直到今天，它还是他的一个启蒙经典。可是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一直为创建中国硅谷煞费苦心的中关村人，原来并不明白硅谷的真谛在什么地方。硅谷拥有第一流的老师和学生，拥有生生不息的技术源泉，拥有市场意识，拥有创业激情，拥有源源不断的资本作后盾，这些都是硅谷的奥秘，但是硅谷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它用一套完整的企业制度和社会规范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我所遇到的最大问题都不是技术，是人。王志东对严援朝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有一段时间，他对过去的选择产生疑问，甚至开始怀疑中关村，再次想到出国留学，还想要回归自己的老家广东。但是他心中的那个声音一直在召唤，日子越是久远，道路越是坎坷，也就越是强烈。我的硅谷梦不能破灭。他对自己说，在中关村创业的梦想不能破灭。
这位技术天才下定决心不再囹圄于技术天地。可是他现在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硅谷模式。早期的华夏不是，两通两海不是，联想和方正也不是，他自己的新天地还不是。尽管此人天赋很高，但是他却还没真正见识过硅谷的模样，他第一次到硅谷访问还要等到1年5个月以后。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他只不过凭借本能去揣测硅谷精神。他坐在青岛的海岸上，在浪花拍岸的涛声中，把它们一一写进笔记本：
第一，必须专注，而且是专做高科技，不能看到什么能挣钱就去做什么，也不能在挣了钱之后就什么都做。
第二，管理权和所有权必须分离。管理者应该有足够的权力。董事会应当代表股东利益。
第三，股权清楚。公司的创业者、技术人员必须拥有部分所有权，必须成为公司的一部分。
第四，建立在风险投资基础上的高起点。这个公司一旦确立，马上会有一大笔钱进来，可以踏踏实实把技术做起来。不需要再像老一代公司那样，靠一两万块钱起家，这边搞一搞，那边炒一炒，慢慢滚动。
这个杰出的软件设计师，现在试图设计一个新公司的构架。他把它归结为硅谷公司四原则。这就是所谓现代企业的机制，他对严援朝说，它在国内还不存在。
这两人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对软件技术的共同追求上。他们成为中关村第一次技术浪潮的先锋，也是直接受益者。但是，一项技术的繁荣时期十分短暂，膨胀过快，燃起疯狂的激情，富有爆炸性，然后迅速下跌，这世界又成了商人的天下。严援朝那时候刚刚进入四通，接替黯然离去的王缉志成为总工程师。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能理解王志东所说的一切。自从听说王志东离开新天地，他便努力促使这个年轻人到四通来，现在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知道四通弊端丛生，与王志东的四原则相去甚远。于是他告诉王志东，将帮助他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
严援朝说到做到。他把王志东带回中关村，一起去游说四通副总裁刘菊芬。后者是四通的开创者之一，主管公司技术研发，是个胸襟和眼光都很开阔、对新事物格外敏感的女人。她的父亲是党的元老，丈夫是中国银行计算中心主任，而她本人也曾在政府任职。在她的由从政到经商的历程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办一家软件工厂，如同在流水线上生产硬件产品一样地制作软件。她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着手成立一个软件实验室，期望能够借此实现自己的梦工厂，但在后来的经济动荡中无疾而终。现在，王志东勾起她的久远的梦，就像死灰复燃。她被他的四原则迷住了，当即允诺在四通为他开辟一个特区。
接着轮到段永基出场。这是他和王志东的首次见面，从此开始一个极富创造性而又充满是非恩怨的合作历程。自从率领四通度过那场政治危机，段永基在中关村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公司资金雄厚，闻名遐迩，一片光鲜，潜伏着冷酷的野心和阴谋。9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中关村一直闪烁着段永基那双精明的眼睛。可惜，微机的兴起令四通打字机陷入绝境，老产品每况愈下，新产品屡战屡败，即使机变百出如段永基，也感到走投无路。如今王志东从天而降，让他大喜过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看来相当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事情起因于段永基本人在道德方面遭人诟病。段是一个聪明、机敏、大胆、足智多谋的人，但他却不是一个诚实和信守承诺的人，至少有些熟悉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他的口是心非和不择手段，总是让他的合作者头疼不已，也给他个人的信誉蒙上一层阴影。当时王志东对这些事情无从体会。他只知道四通是万润南留下的基业，也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直到和段永基昔日的搭档王缉志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之后，才知道原来每个公司都会有黑暗的一面，即使那些企业之星也不例外。
王缉志在四通的位置，犹如王志东在新天地，都是总工程师，但他那时已经挂冠而去，其理由说起来又与王志东的离开新天地如出一辙，都是与总经理无法合作。对于王缉志的技术和人品，王志东有着足够的信任，现在听他以如此口吻数落段永基，不禁目瞪口呆，忽然明白，严援朝和刘菊芬为什么会那么真诚地为他建造这个特区。他没有听从王缉志的劝告，因为实在不能拒绝四通给予他的这个机会，但他大起防人之心，除了更加小心翼翼地和段永基打交道之外，就是坚决捍卫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寸步不让。
王志东轻而易举地赢得段永基的信任，不用说，是因为他在技术领域成就卓著。但更重要的是，四通公司刚刚在香港股市挂牌，手上拥有大笔现金，正为如何花掉大发其愁。所以段永基没有犹豫便决定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投资。他问王志东需要多少钱，王志东一咬牙说要500万。他说：好吧，就给你500万。段永基在此前和此后投资无数，除了让数以十亿元计的资金血本无归，还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胡为和不负责任的名声，但他至少有这一笔投资大获成功，让四通在很多年以后还能成为新浪股东，从中渔利。
这笔钱在更大范围里也拥有不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资本与人的首次结合。在此之前，中关村的资金都是投给技术的，技术的开发者无关紧要。现在，王志东所以能够得到投资，完全因其本人，当时他甚至还不能明确地说出自己打算做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风险投资的概念几乎不存在，而段永基在追求公司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开启了我们国家风险投资历史的第一页。
中关村的新革命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时代的天平。大有深意的是，中国人一边反抗硅谷的电脑，一边拥抱硅谷的精神，民族品牌保卫战并不妨碍他们模仿西方公司，所以王志东的所谓四原则能够很快变成现实。新公司叫做四通利方。四通董事会批准的这笔钱，在王志东看来，已经足以让他越过原始积累阶段。但是他们还注意到一些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同意四通的全部投资在新公司中占有79％的股权，王志东仅仅凭借他的技术占有其余部分。王志东本人出任公司总经理，并且建立起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治理结构。
1994年1月四通利方的牌子挂在中关村南街上，政府工商局的登记名册表明这是一家股份合作公司。当时中关村里以股份制自诩的公司超过百家，只有这一家与众不同。它所包含的某些因素——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产权关系、创业者拥有股权、技术和知识可以像金钱一样计算出价值、风险投资、合伙制、股东权利、经营者和董事会的治理结构，这一切使它成为当时中关村3769家企业中第一家真正具有硅谷味道的公司。从这时起，又过了大约3年，王志东真的从硅谷引来风险投资，购进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组建新浪，又经3年努力将新浪送上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那就不仅仅是硅谷味道，如他本人所说，是百分之一百的硅谷公司了。
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如果说王志东和杨元庆为一代新人赢得尊敬，那么有一些古老且颇具中国特点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且成为它的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关村的开拓者一直把美国加州硅谷当做榜样，刻意模仿，但是我们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看这一辈的崛起历程，却可以清晰地感到太平洋两岸有巨大差别。在美国西部的开拓史上，总是法律在前，建设在后。但是中国的进程大相径庭。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里之所以能够大步前进，最大的奥秘就是自行其是。这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因为他们不仅不能从旧的法律体系中得到鼓励和帮助，而且还处处感到被束缚与被压抑。中关村的开拓者们，基本上是依靠彼此间的友谊、信誉、非正式的承诺。从1980年开始，他们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干了8年。从1988年开始，他们仅仅依据政府颁行的18条政策根据1994年的一份官方调查，国务院赋予北京试验区的18条优惠政策中，至少有7条11款并未落实。，又干了7年。即使在我们这个并不在乎法律的国家，以如此少的条文来管理如此急剧成长的一个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中关村会有那么多的混乱、争夺甚至丑闻，法官也无法给予一个公正的回答，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公正的规则可以依据。在这个时期，中关村甚至没有出版过任何关于法规的书籍，保存至今浩如烟海的政府会议记录表明，官员们在这方面的话题也少得惊人。那些研究中关村历史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承认，那是一个法律的混沌时代，以致他们无法写出一篇论文来分析当时情况。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中关村也是一样，只不过走得更聪明，更肆无忌惮。这里的做事方式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基础上，而非法规。有如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逻辑显然不是砸碎石头、削高填低，而是绕开种种障碍和陷阱，以免被淹没其中。对于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与其说是源自中国式的混乱，倒不如说是源自中国式的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2年到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比中国政治更快地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市场供求取代政府计划；股票迎来新一轮牛市；私人资本浮上来，成为一种公开力量；80％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而与国有体制无关；95％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在这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所有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官员来决定的时代。不用说，政治的一体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多元化的进程。工业化的浪潮拉开中国经济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城市的扩张波及整个国家，随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乡下的年轻一代涌进城里。这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它席卷了全国38个大城市、333个中城市、2862个小城市，人数超过1亿。
经济制度的革新成为政府会议上的话题，包括商业体制、工业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当然说得最多的就是财产权力。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年轻人个个心急火燎地往前走，他们沉溺于纯粹技术的领域，不是忙着卖东西就是忙着写程序，其中的佼佼者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老一代分开了，而老一代人正在想方设法清算过去留下的难题。这一年对旧体制提出挑战的那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40岁以上，在旧制度中度过了半辈子，某些方面很保守，另一些方面不安分，还继承了80年代的改革遗风——大而化之，居高临下。这种风尚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城市改革是一批精英分子自上而下地导演出来的。政府机关里的那些体制改革委员会，不论级别高低，基本上就是由他们组成。在度过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那一段艰难岁月之后，他们现在卷土重来，要把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