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由于白天越来越短，寒风穿过冰冻的树枝呼号着，所以我们都缩在了我们那暖和的屋子里面。我砍下了一株树，把它劈成了足够让我们过冬取暖的柴火，然后将柴火堆放在了后门。詹妮煮了热腾腾的肉汤以及自制的面包，而孩子们则又一次围坐在窗户旁边，等待着茫茫白雪的到来。我也期待着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降雪。可是，我也感到了一丝害怕，因为不知道马利是否能够熬过又一个寒冬。去年的冬天对他来说就已经够受了，而他在这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则会更加明显地、迅速地衰弱。我不确定他是否可以通过光滑的结冰的人行道、打滑的台阶以及一片被白雪覆盖的茫茫大地。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退休了的老年人大多会移居到佛罗里达和亚利桑那州（两州都位于美国南部，气候温暖）。
在十二月中旬一个寒风凛冽的周日的晚上，当孩子们完成了他们的家庭作业，正在练习着乐器的时候，詹妮开始在炉子上烤着爆米花，然后宣布说晚上全家人可以一起看一部电影。孩子们飞跑着去挑选影碟，我冲马利吹了声口哨，带着他和我一起到外面去从木柴堆里取一篮子枫木。当我将木柴装进篮子里的时候，他便在结冰的草地里四处溜达，面对着寒风站立着，用潮湿的鼻子闻着冰冷的空气，仿佛是在占卜着冬天的来历。我拍着手掌，挥舞着手臂，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他便跟着我进到了屋内。他在前门廊的台阶前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鼓足了勇气，蹒跚地向前迈去，而他的后腿则被拖在身后。
当孩子们排队等候着电影放映的时候，我便在屋里生起了火。火焰在壁炉里跳跃着，温暖开始充溢了整个房间，炉火的温暖也促使马利将最好的地点——壁炉的正前方，宣布为自己的领地，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我在距离他几步之遥的地板上躺了下来，将头靠在了一个枕头上面，我的视线更多地停留在了炉火上面而不是在电影上。马利不愿意失去他那温暖的地点，可是他又无法抵挡这一难得的机会。他最喜欢的人正以倾斜的姿势处于地平面上，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现在，谁会是老大呢？他的尾巴开始“砰砰”地重击在地板上。然后，他开始朝我的方向摆动过来。他在地板上磨蹭着腹部，从一边摆动到另一边，慢慢地移动着，他的后肢在他身后伸展着，很快，他便抵在了我的身上，将他的头在我的肋骨上磨蹭着。在我伸开手臂去搂抱他的那一刻，一切都结束了。他用脚爪站立了起来，激烈地摇着身体，落了我一身的狗毛。然后，他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我，他的下颚就悬挂在我的脸部上方。当我开始大笑起来的时候，他把我的反应看作是放行的绿灯，我还没来得及清楚地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他便用他的前爪跨骑到了我的胸部上，然后，他就往下一落，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哎哟！”我在他的重压之下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拉布拉多犬的全面进攻！”孩子们长声尖叫着。马利简直无法相信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运气。我甚至都没有试图去把他从我的身上挪开。他蠕动着，他流着口水，他把我的整张脸都舔了个遍，他用鼻子磨擦着我的颈子。在他的重压之下，我简直都要无法呼吸了。几分钟之后，我终于将他的半个身体从我的身上推离开了，他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看完了整部影片——他的头、肩膀以及一个爪子靠在了我的胸部上，而他的其余部分则抵在了我的身体一侧。
我发现自己实际上希望这一时刻能够就这样继续下去，虽然我并没有同房间里的其他人这样说。马利正处在一个漫长的、多事的生命当中的黄昏时期。后来，当我回首那天晚上的情景时，我意识到，那天晚上我和马利在壁炉前的游戏以及相互依偎，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告别晚会。我抚摸着他的脑袋，直到他睡着了，然后，我继续抚摸着他的身体，过了许久。
四天之后，我们将行李打包进了小型客货车里，准备前往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去度过一个家庭假期。这是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家过圣诞节，所以他们十分兴奋。那天夜里，为了给明天一早的出发做准备，詹妮将马利送到了一个兽医办公室，在我们离开一周的度假期间，她将他安排在了那儿的一个精密护理单元，在那儿，医生和工作人员们将会昼夜不停地照看着他，在那儿，他将不会被其他的狗激怒。在经过了去年夏天他们对他的精心照看之后，他们很高兴给他提供高级狗房，他将会受到额外的照顾，但却不用支付额外的费用。
那天晚上，当我们停完车之后，詹妮和我都认为身处于一个没有狗的地带感觉是多么的奇怪。不再有一个体形超大的犬科动物不时地在我们身边碍事了，他不会再如影随形一般地四处跟着我们了，不会再当我们拿着一个袋子去车库的时候偷偷摸摸地跟着我们溜出门去了。我们终于获得了自由。可是，这栋房子却显得空荡荡的，即使有三个孩子在里面大闹天宫。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挤进了那辆小型客货车里面，然后朝着南方进发了。对去迪斯尼游玩的提议表示嘲笑与蔑视，已经在我为人父母之后成为一项极为热衷的消遣了。我已经忘记了我究竟说过多少次“用同样的钱我们都可以全家去巴黎旅行了”之类的话。可是，我们一家人却在迪斯尼度过了一段非常棒的时光，甚至是那个老爱唱反调的父亲也玩得颇为开心。对于那许多潜在的隐患——呕吐、由疲劳引起的易怒、不见了的票根、失踪了的孩子以及手足之间的互殴——我们全都避免了。这是一次十分精彩的家庭假期，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对每一次玩电动、每一顿饭、每一次游泳以及每一个时刻的正面及反面的经验与教训的叙述和总结上了。当我们中途穿过距离我们的家只有四小时车程的马里兰的时候，我的手提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马利进入了昏睡的状态，”她说道，“而且他的骻部开始比以往更为低垂了。他看上去似乎非常不舒服。兽医希望你们能够同意给他注射类固醇以及止痛剂。”“当然，”我回答说，“请尽可能让他感到舒服一些，我们明天就会去那儿接他。”
第二天下午，12月29日，当詹妮去那儿接他回家的时候，马利看上去显得十分疲累，而且情绪低落，但是并没有明显的生病迹象。正如我们被提醒过的那样，他的骻部比以前更加衰弱了。医生将如何对他的关节炎进行药物治疗的养生法告诉给了詹妮，一位工作人员帮助詹妮将他抬到了客货车里。但是，在将他带回家来的半个小时之后，为了试图将他喉咙里的浓痰清理出来，他不停地呕吐着。于是詹妮将他带到了前院，他就在结冰的地面上躺了下来，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再移动了。惊慌失措的詹妮赶忙给我的办公室打来电话。“我无法把他带回到屋子里，”她说道，“他正躺在寒天冷地里，他起不来了。”我立刻离开了报社，等到我四十五分钟之后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帮助马利站了起来，并且把他弄进了房子里面。我发现他四肢摊开地躺卧在饭厅的地板上，显得十分哀伤。
十三年来，每次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他都会一跃而起，摇头摆尾，气喘吁吁，尾巴“砰砰”地扫过一切物品，欢天喜地地迎接着我，就仿佛我是一位刚刚从一场百年战争中凯旋归来的将军。然而，今天却没有以往的欢迎仪式了。当我走进房间里面的时候，他的眼睛跟随着我的身影，可是他没有移动他的脑袋。我在他身旁跪了下来，摩擦着他的口鼻。没有反应。他没有试图去轻咬我的手腕，没有想去与我玩游戏，甚至没有抬起他的头。他的目光空洞而遥远，尾巴松软地搁在地板上。
詹妮给动物医院留了两条信息，正在等待着一位兽医的回电，可是很显然，这又将是一次紧急状况。我给医院打去了第三个电话。几分钟之后，马里撑起了摇摇晃晃的腿慢慢地站了起来，他又想呕吐了，但是并没有吐出什么。这时候，我注意到了他的胃，它看上去比以往要大，而且摸起来很硬。我的心沉了下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给兽医的办公室里回了电话，这一次，我告诉对方马利出现了胃浮肿。传达员让我在电话里稍等一会儿，然后，她返回到了电话里：“医生说赶快把他带到医院来。”
詹妮和我彼此没有说一句话，我们都清楚，时候到了。我们给孩子们打气，告诉他们说马利必须要去医院，医生将会治好他的身体，不过他病得很重。当我准备出发的时候，只见詹妮和孩子们将躺在地板上的、流露着明显忧伤的马利团团围住，他们在向他道别。他们每一个人都给了他一个拥抱，度过了与他在一起的最后的时刻。孩子们保持着高昂的乐观情绪，他们相信，这只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一部分的狗不久就会健康地归来。“身体要完全好起来啊，马利。”科琳用她那细小的声音说道。
在詹妮的帮助下，我将马利抬到了汽车后座上。她给了他一个最后的拥抱，于是我便带着他驱车离开了，并且向她许诺说我一得知情况便会打电话回家的。他躺在后座上面，我一只手驾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伸到身后，这样我就可以抚摸着他的脑袋和肩膀了。“哦，马利。”我就这样不停地呢喃着。
在动物医院的停车场里，我帮助马利下了车，他停下来去嗅一棵树——其他的狗都在那儿撒了尿的——不管感到有多么不舒服，他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我给了他一分钟时间，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待在他所热爱的户外了，然后，我便温柔地拖拉着他的贴颈铁链，带着他进到了大厅里。一进到前门里面，他就断定自己已经走得足够远了，于是便小心翼翼地躺倒在了瓷砖铺成的地上。当工作人员和我都无法让他重新站起身来的时候，他们便抬来了一个担架，将他的身体滑到了担架上面，然后与他一道消失在了柜台后面，进到检查区去了。
几分钟之后，一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的女兽医走了出来，领着我进到了一间检查室里，她在那儿将几张X光片放在了识别灯控制箱上。她指给我看说，马利的胃部已经浮肿为了正常大小的两倍。X光片显示，在他的胃与肠相连的地方附近，有两个拳头大小的黑点，她告诉我这些黑点表明胃肠扭结。作为最后一次，她说她将给他服用镇静剂，并且将一个导管插入他的胃部，从而将导致浮肿的气体释放出来。然后她会凭借手感将导管引向胃部的反面。“这是一针很长的注射，”她说道，“不过我将会尽力去使用导管来按摩他的胃部，使其重新回到原来位置的。”这与去年夏天霍普金森医生做出只有百分之一成功几率的诊断时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这种情况曾经出现过，这一次，马利应该能够再一次逃过一劫的。我心里默默地抱存着一丝乐观。
“好吧，”我说道，“请您尽力试试吧。”
半个小时之后，她的脸上露出了悲伤的表情。她已经试了三次，但是仍然无法打开他的阻塞物。她给他服用下了更多的止痛药，希望可以使他的胃部肌肉得到放松。当这些无一奏效的时候，她又从他的肋骨中间插入了一根导管，这是最后的一招了，尝试着去清除堵塞物，但同样以失败告终。“情况到了这一步，”她说道，“我们唯一所能做的真正的选择，便是去进行手术。”她停顿了一会儿，仿佛揣测着我是否准备与她讨论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然后说道：“或者，最为人道的方法或许是让他安乐死。”
其实，早在五个月之前，詹妮和我便已经面临过必须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刻，而且，在经过了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之后，我们也已经作出了艰难的选择。我对莎士威勒的拜访，只是坚定了我不要让马利再承受任何更多痛苦的决心。然而现在，当再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却呆呆地站在了等候室里。医生能够察觉到此刻我的内心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于是安慰我说，对于一只到了马利这种年纪的狗来说，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几率非常高。另一件使她感到棘手的事情便是，她说，导管上的血样表明，马利的胃壁上也有问题。“谁知道我们会在那儿发现什么呢？”她说道。
我告诉她说我想出去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在停车场的电话亭里，我告诉詹妮他们已经尝试除了手术之外的各种方法，但却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在电话里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她打破了沉默：“我爱你，约翰。”
“我也爱你，詹妮。”我说道。
我走回了医院里面，问医生我是否可以单独与马利待上一会儿。她提醒我说他注射了大量的镇静剂，所以无法同我进行交流了。“你愿意待多久都可以，不必着急。”她说道。我发现躺在放于地板上的担架里的马利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他的前臂上还打着静脉注射的点滴。我跪了下来，用手指抚摸着他的皮毛，这是他喜欢的方式。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我的两只手分别捧起了他那两只松软的耳朵——那两只导致他在这些年里制造了如此多的麻烦，从而使我们花费了巨额美金的疯狂的耳朵——感受着它们的重量。我抬起了他的嘴唇，注视着他那脏兮兮的、磨损了的牙齿。我拾起了他的一个前爪，将它捧在了我的手里。然后，我垂下额头，抵在了他的额头上，就这样坐了许久，仿佛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头骨发送一条信息，从我的大脑传递给他的大脑。我希望使他理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