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有共同的部分，那是某种隐暗的，像某种过去的比喻，我无法解释的部分。
在校门口的那棵粗大的梧桐树下，我问她，我带你回我那儿？她没说话，我补充说，我那有个老师与我同住。
她说，她在上二楼找老师时，看见过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有什么？是所有的知识，还是鬼一般的血气？
第一部分
广播室的那张沙发
传达室的灯已经熄了，十点半已过，我们从小门进去时，她和我松开了手，其实如果当时我们分了手，各回各的位置上去，也许什么也不会出人意料，但你知道，那是一种不友好的表现，我们没有理由抑制自己的器官，没有理由扑灭感情的朴实的路线，它的前途受制于黑暗，由我给她感染的黑暗。
我们上了教学楼，在D座与E座的拐角，也就是机房的外边有一小块换拖鞋的空道，那儿有一张红色的亚麻地毯，也许可以在上边用一用。但当我们站在那儿时，从对面E楼通霄教室射过来的光线刚好落在那儿，难道展览不可怕吗？在教学楼绕了一圈，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的行动不仅使身体灵活起来，同时它也抵抗了能摧毁意志的肉体的崩溃，肉体更加紧密，出口处于绝对的爱慕中。
我摸到她的腿根。
腿根的灵敏，传回内心，所有的经验都可以复苏，并保证去支持新颖的性和我们的爱，以及沉重的心灵。
因为，她表现出的一切都显示她强烈的完成欲望的欲望，过去被展示出来，用身体里的语言和解开的腿。
第二天，我到审计学院讨东西，心情很一般。下雪之后的南京城，到处都是穿羽绒服的人，女孩子的脸全变红了，腿却很细，那年头，正流行细裤子。昨晚的事情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少印象，这说明我对鲁英来讲，还是非常陌生的，并且，一定比别人更平庸，我知道我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激情是虚假的。在审计学院我并没有把我的事情告诉好友，我强迫自己遗忘它，而且，鲁英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一些她的黑暗，我无法猜透。我在审计学院里跺脚，那个学校往西就是江岸，可以坐摆渡船到江心州。我和王老师以及另一个朋友在校门口的小馆子又喝了点酒，我眼睛很涩，可能我故意向他们表示了一种绝望，不过，他们很会开我的玩笑，说我一定撞上了好运。那些年，是经常有好运的，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很奇怪的现象。当时，我对他们说，我准备在我教书的学校长期干下去，虽然房子没分到，副高职称也还有难度，但我不准备到社会上去闯，学校很好。从审计学院外墙下向外望，从省政府背后天津路往中间插，有一大片空地，长着一种类似柳一样的树，一大片，下了雪之后，黑虚虚的，若隐若现，我想跟他们往那儿走，他们不同意。天黑时，绕过那片树林，回到学校时，心情几乎快要好起来了。我很无所谓，我想也许鲁英会再来找我，也许就此停了，也不错。我感到无法胜任她面前的一个真正的男人地位，她的身体给了我更多的挤胀的压力。也许，只有平静地对待它，才能更好在拥有她。绕过三号楼，把那顶黑色的线帽使劲往下拉，不想让别人认出我来。借着教学楼那边的光线可以分辨校内道路上白天学生们打雪仗留下的印子，看来，别人是真正有活力的。刚进门，李佳就从顶头单人宿舍跑过来，一口气抵住门，看见跟我同室的小杨正在看杂志，就赶忙把我拖出去，我们站到二号楼与院墙之间的角落里。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还在鬼混，告诉你，鲁英出事了。
什么事？我问。
李佳说，我问你，咋晚，你是不是跟她在一起？
我说，是的，那又怎么了？
他楼住我的肩膀，压低声音说，你今天出去了吧，现在学校里全传开了，说昨晚广播里传出了那种声音。他停住了，看着我。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和鲁英昨晚确实在广播室。
在做那种事情。
他说，一定是机子没关掉，声音很小，但学校里有很多人都听见了。
喘气声、呻吟、冲动，还有一小段清晰的话。
假如我的四肢浮在空中，是这样的情景，性，或者就是一种自由，不把学校当个学校。
我想否认，但这有什么用呢。昨晚的事情几乎就变成了一场深夜的直播，那狗日的广播室。
也许，我觉得没什么，我说。这时，有几个学生从身边窜过去，李佳递过一支烟抽了起来。
宣传部已经认定是鲁英了，李佳说。
这个很容易，广播室一共只有三个女生，很容易识别，估计鲁英是承认了。而宣传部会明确指出鲁英昨夜的行动？
李佳说，关键是你，所谓的另一个人。
一共有两个人的声音，大概我没有讲话，或者我讲得很小，现在我回忆，她一定是说过话了，假如没说过话，我相信我的激情也许不会熄灭，然而，她说了。
我就是另一个人，我不再顾虑了，我说。
本来你就没有顾虑。
全校有一部分人听到了广播里的碎声，当然李佳说他没有听到，这件事已无须辨认了，现在是我站出去的时候了。我想宣传部可能会用某种很务实的方法来对待这个广播中的男人。
谁叫我发出雄性的声音呢。
李佳看出了我的悲伤，喊上仲政，陈超峰，我们四个人在体育馆后边的廊沿里谈话。在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仲政是听到了声音的，当时他刚刚从校外回来，听到了哼的声音，他向我重复到，广播正在轻轻地响着。
狗日的机器，没有关掉？！
他们认为我绝不能站出去，但鲁英呢？一个女生自己在广播室保护另一个男人？也许，她会供出我。而我是一定会站出去的。现在人们都会相信我。我是一个在无意中出现的人。出现在广播室，出现在别人的声音里。我自己的声音，那是简单的雄性的低吟，算不了什么。鲁英是主角，然而，她需要掩护，这如同她的身体需要衣服。
我自己去了系里，八点五分时，系里正在开会。也许他们想不到我和昨晚的事情有关。
系副主任和我个人关系很好，见我进来了，立即站起来让我坐他边上，说系里正在商量一个计划。
我问他们，你们听说广播的事情了？
他们都埋下头，不做声。我灰溜溜的跑出来。我想去找鲁英，到她宿舍外，却发现她们宿舍一个人都没有，问隔壁房，才知道鲁英和同学们到外边去了。
我在雪地里站了很长时间。这时，昨晚的事情完全被抽象了，我觉得没有生命里的激情正是这种不幸最根本的原因，否则我立即消失，为了表示我对她的爱，但这种爱，即使存在，又是什么样的呢？
她的身材很好，但是她说话了，这就是她超出我本人的地方，不仅说话，而且说出与我无关的话。爱情除非是封闭在一个绝对陌生的暗处，否则爱情并不存在，全世界都没有爱情。下雪之后的天空比平时更暗，空气比以前变得更冷，陈超峰、仲政他们一定在学校找好友为我活动。这么讲，我就是公开的了，特别是我们站在鲁英之外。如果我们的灵魂把鲁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那我们应该用生命来保护她，仿佛她绝对的圣洁。而事实上，鲁英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是相对所有男人而存在的一只精灵。
现在，即使鲁英能站在我面前，我也无法对她表示好感，同样，也找不出不畏惧的办法。我们已无法恢复到某种朦胧的状态中。当然，广播室的事，广播室里的机器，其实也是次要的，问题仍出在主观上，是在内心深层需要了这种生活，所以才最终选择了广播室，并选择了相互的身体。我们的声音差不多也是先天的，因为是人，是在一定的困惑和压力下，就呈现出来的某种想法。烟头丢在雪地里，并不会立即灭掉，总是闪烁几下，灰一点，又仿似亮回来，直至在灰一般的坍松的凹陷中熄灭。
去估计宣传部对我的态度是没有用的，宣传部和团委很喜欢广播室，对鲁英也不错，现在这种声音在特定的方式上引起了争论。我相信，任何一种存在，与鲁英都没有本质上的矛盾，除非是我，在当前，与她一起构成了事实，那么，我本身也就是对鲁英不利的人了。
快要十一点，我们才进去的，确实是我，而不是鲁英，如果可能，都不需要她了，我尽管爱她，但是，那时，我进去并不因为她是广播员，你们知道，我很爱她，我说。
宣传部和人事处的人坐在桌子另一头，很温和地看着我，这两个人平时跟我也认识，有一个还一起上过街。
然而，他们的态度和目的超过我的估计，我也因而发现我并不重要，对于我的雄性声音，学校里显然不太重视，因为在全部响动过程中，只有一句话非常清楚，凡是听出点眉目的夜猫子都反映过，他已经死了。
这是对你说的，宣传部的那个人对我说。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没有反对，对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可反对的，我愿意承担，这句话对我来说，也许我已忘了，但人们必须重新地提醒我，这也才使我意识到鲁英的重要仅在于她是个客观存在的呻吟中的女人，而我却听到了这句话，如同我一直在承担这句话的所有前因后果。
就这样，我被学校除名，而鲁英准备转学，事情好像在趋于结束。十一点十五分，我们才睡上广播室的那张沙发，事情有些仓促，尽管心情并不紧张，但我们没有意识，甚至仅仅只培养了感情，而遗忘了身体本身。我们对对方的需要是直接的。那条围巾，在最后箍住我的肩膀时，她一把把它夺下来，这扑灭了我游戏中的热情，当然，我也许正试图通过围巾来更进一步深入她，我知道她当时的想法，我确信她在回味另一个男人。
她说，他已经死了。
当然，也可以讲，她不仅仅是对我说的，而我现在非常愿意充当这样一个听众，再说，我和那个死去的人在那时还没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抚摸过那修长的腿，腿根处的秘密，身体中矜持而又放纵的感觉，我捕捉到她的真实的欲望，和她的脸型一样，美丽与圣洁是某种确定的形状，而与思想无关，假如思想中曾装载过什么，我相信那一定是社会里的东西。
那是他的围巾，是一个朴实的曾经的恋人，也许他也很年轻，也许他根本上就是个局外人，但现在看来身体已经收缩。而我们的主观世界将会一再地敞开。
我保留着对鲁英的爱，这对我的爱，已经没有自身的语言可去形容。特别对于那句话，我也失去了反抗，我必须认同，这使我找到了某种奇异的平衡。
第一部分
为一个女生丢掉公职
鲁英和我在学校招待所下边的开水房遇见过一次，当时处分决定已经下来。我装作很轻松，她当时也没拎水瓶，像是在无目的地游荡，有些女生已在宽容她，男人们也是，那些听过夜间广播的人表现出真诚的好感，人们可以理解。
我不知该跟她说什么。我们绕到大礼堂背后。她的脚在地上小心地蹭着，眼睛是肿着的，我想伸手去碰一碰她，她没有拒绝，于是我就抱住了她的头。她没有哭，既没有把头缩回去，也没有靠紧我。那么，她一定在思考。
她问我，你去哪？
我说，我不会到广播的芯子里去。
她轻轻在笑了一下。有三个女生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们，她们也很漂亮，她们在关注我们。
阴冷的雪后的天气。
我问她，转到江西财院去？江西与南京，那不一样啊。
她说，她不会去江西的，她暂时不会走。
这时，我看见她的脸，冷冷的，像一层油脂，美原来也是这样一种印象，凝止，不自由，而且，很外观。
我能去哪？我想。
然而，鲁英如果从我的身体里得到过温热的液体，如果评味了我的唾液和舌头，她就会催生我固执的青春，它们还没有萎暗，相反，这样的事情从另一个方面刺激了我，那就是对某种很微弱的黑暗的不满，显然，不是针对广播室，听见怪声的人，处分我的人，也不是对任何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的人，而仅仅针对那句话中存在的人，就是已经死去的他。在我看来，是这句话超出了我的思想和主观世界，使我在受到除名的同时，给了我一种象征性的任务，那就是我们有一种很必要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我无法理解的方式上决定了我对鲁英的爱。这就是青春中的冲动，我思想里的尖锐的部份。冬天的雪，和鲁英的身体一样，都在昭示另一种行动。并构成了生命的连惯性。
我和鲁英不但没有结束，相反，它正在开始，当然，身体问题是另一方面的，我相信鲁英并不会排斥我，既然我很奇怪地承担了那句话，那么我就有了新的兴趣。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找个屋子长期住下来，每天都来一次，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的青春，特别是她，是一种感应。特别对于过去，一直在复苏她内部的那些记忆。
他的死本身，在我和鲁英这件事情中，仍是一种无所谓的东西，不论是朋友们，学生，还是宣传部，都在忽略这一点，它构成处分的理由，仅仅因为“他已经死了”作为清晰的声音证明了我与鲁英的广播室事件，作为内容，那是我个人的东西，谁叫我听见了呢？谁叫我听见之后，青春如此不冷静呢？
可能，爱情让我无法消化它。
星期三晚上，李佳把以前和我处过一段时间的政教处的李晓芬带过来，我们几个搓了一晚的麻将。李晓芬很为我惋惜，说我不该为一个女生干掉了工职，但是，李佳认为那倒更好，学校与老师有什么好处？当晚，李晓芬和我亲吻了几分钟，她人也很好，说，一定是命，否则不会为一个女生出这么大的纰漏。我感到女人都很伟大。星期四下午，鲁英端脸盆去校外龙泉浴室洗澡，我溜进她的宿舍，她住在拐子里的下铺，床上堆了不少东西，在枕头边上的一个小小的书框里我找到了几封信。这些信全是从阜阳师专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