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也对我多了一份敬畏。所以，我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却也能有效领导那些世代务农的当地人。
这一次经历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一课，使我认识到人的兽性一面。我带了那把柴刀，不是去杀人，而是为了以防万一。我独身去闯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若是紧要关头，得有自卫的武器。而且我估计小孙不会轻易就范，必要时，也要以此来威胁他一下。只要他害怕了，就会说出实话来。
可在那紧要关头，我脑子就狂热了，我冲上去时，真的是想一刀砍了他。可那一刀如真劈中的话，他不死也会残，那么我不仅毁了他，也毁了我自己——我将是行凶杀人犯，我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那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是啊，犯罪与成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再想想，许多决定民族兴亡、国家历史的大事，何曾不是决定于某人关键片刻的一念之差呢？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但它若还对我有教益的话，那就是使我认识到，“狭路相逢勇者胜”。那次去过周家村后，我就以为对方不会甘休，准备了再干一场，但这却没有发生。
我想，是我在勇气上盖过对方，也就在精神上压倒了他，所以才没有后发事件。这也是我的人生启示：我们只要目标确定，决定作出就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全力以赴，不要患得患失、考虑太多，那会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数年以后，一次在我回家时，我妈突然注意到：“哎，你的头角上怎么会有一个疤啊？”我还想糊弄她，可她肯定地说：“这是原来没有的！”
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或许发生过意外，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妈就说我“戆”，连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都不知道。在母亲的眼中，儿子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其实，我实在不敢告诉她这一经历，怕惊倒了她。
但那次打架经历给我上了深深一课，那可能的后果使我感到惊恐，也使我理性了，事情就告一段落。事后我又抄录下了本章初的那段话，本是苏轼评论张子房的，也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生命无法承受之轻（1）
我对农村生活的最大感触，还是本书开首时我母亲那句话：“过去你奋不顾身，是因为那时生命没有价值呀！”
是啊，那是一个人命不值钱的年代。我的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睹，都使我强烈感受到了“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以至于今天仍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记得那是一天中午，樟树县城的下放知青小刘
从公社林场过来看我，他与我很投缘。我们坐在房前聊天，只见一个乡下小孩，慌慌张张地跑来，气喘吁吁说：有人掉到后面的水库里去了，要我们去救人。
我们赶到了村后的水库处，看到在水库的堤坝上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在那里惊慌失措。他们指点着，大致告诉我人落水的地方，我就走下水去。
那是秋季，水库里的水只有齐腰深，但水库的中央，就有一个很大、很深、陡然陷下的坑，那是早年为修堤坝打土方挖的。那地形我知道，附近的农人就更熟悉了，因为每年冬天，水库干枯见底，就都可以看到——人就是掉进了那个坑里的水中。
我下到水里，一直走到那个坑边，摸索着下去了，发现那里的水确实很深。我一个猛子下去，潜到库底，水很浑浊，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用手在地上摸索着。实在憋不住气了，就浮起来，把头探出水面，猛吸一口气，又潜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又吸口气，再下去。这样反反复复地好几次了。
最后，我的手触到了一树枝干似的东西，那好像是人的肢体。我正好快憋不住气了，脑中闪过死鬼附身的传说，有些恐慌，紧抓着那东西，使劲地向下踩水，头伸出水面后，换过一大口气，便全力向堤坝方向游去。直到我的脚触到水下地面时，才站了起来，也把手抓的东西提出水面。
在岸上观望的人们不约而同，“哇”地叫了起来——拖起来的是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躯体，我手中抓着的正是他的小腿。
我把他拖上了堤坝后，再一看，哎，还面熟。那是附近毛家窝村的一个老头，他老婆被我们戏称为“疯老婆子”，因为她平时嘻嘻哈哈的，显得有些傻气。那老头双目紧闭，脸色灰白，表情极其恐怖，早已没气了。水库离我们村有半里多路，从孩子找到我，再到我赶过来，耽搁了不少时间，已太晚了。
最初来叫我的那个小孩，哭哭啼啼地诉说了整个过程。他们几个人相约，中午休息时去水库捞喂猪的水草。到那里后，脱光衣服后就下水去干活了。农村人不会游泳，但也没有关系，因为水库的水很浅。他们都知道水库中央那个很深的坑，通常避免过去。但那天老头看到深坑那个方向漂浮着很茂盛的猪草，舍不得放弃，就站在坑边上，尽力伸手过去多捞一些草，一个站立不稳，就掉到坑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疯老婆子”就赶到了，她抱着死去的丈夫，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我看着旁边的猪草篓子，心中大为不忍：为了这些猪草，一条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后来我和小刘就离开了。走在路上，他告诉我，见我下水时，他心里直打颤。其实，我也害怕，只是不愿表现出来。
那天下午，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听到毛家窝村的那个方向，传来了放鞭炮和吹唢呐的声音，那是在为刚死去的老头料理后事。
我们上海知青所集聚的麾石村，本村人姓吴，据说这一家族是历史上最早来这一带落户的，但近年来衰落了。吴姓的本家只剩下了三户，其他都是外村人家，包括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村里的一户吴姓人家，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妇。那女主户叫秀英，她把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拉扯大了，也吃了很多苦。
秀英的两个女儿都出落得漂亮、能干。我们到村子落户时，大女儿已嫁出去了，小女儿叫在莲，十六七岁，尚在家。我们知青出工时，就爱与她打情骂俏，也别有一番情趣。秀英的小儿子长根才十五岁，聪明可爱，常与我们上海知青一起玩，也学会了上海话。
她大儿子水根在农校读书，那时也刚从学校毕业回乡。他长得很清秀，像个白面书生，在农村也算是一个有知识的，我们常在一起聊天。
可水根回来后不久就病了，据说是风湿性关节炎，拖了很久。农户人家有人生病，那就是个沉重的负担，他不能劳动挣工分，可还要吃饭，而且治病也要花钱。为了治病，秀英带着他去医院，又请了三教九流的土郎中，中西药都试过了，却都不见效。我们看着他脸色惨白，慢慢地消瘦下去。到后来连行走都很困难了。
这一寡妇家庭确实活得不容易，秀英平时也颇有怨言，水根当然也感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最后，水根下了决心。那天他对母亲说，他想吃鸡。农村家庭都养鸡，但一般只有贵客到时才会杀鸡款待。当下，秀英就骂开了：为了你看病，花了这么多钱，全家都难以为生，你还想吃鸡，吃了会死喔！——那是当地人骂人的口头禅。
就在出上午工前，水根又吩咐他的弟弟：上海知青小沈还借了我家三寸布票（当时的棉布是计划供应，有三寸布票就可以用钱买三寸布），以后你要记得向他要回来。
可长根急着要出工，回嘴说：布票是你借给他的，你自己怎么不去要？他哥没吱声，他也就走出了家门。
收工后，我们一伙人从田里走回来，经过秀英家门口时，走在前面的在莲就开门进屋了，但马上就哭喊着，跑了出来，我们赶紧跟了进去，看到水根脖子上吊了根绳索，挂在门梁上——他自杀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水根放下来，但早已咽气了，应该是在心灰气丧之际放弃了生命吧。我看着那尸体，惨白枯瘦，肋骨条条分明，那简直是个骷髅啊！
那时，他们全家都在嚎啕大哭。农村妇女有边哭边念的习惯，那个秀英一边哭，一边念念有词：水根啊，你说想吃鸡，我怎就没明白你的意思呀……你关照长根去要回小沈借去的三寸布票，也就没有想到你要走啊……我这个寡妇为什么就这么的命苦哪……
——就这样地，我们才知道水根结束自己生命前所发生的琐碎小事，包括他为那三寸布票的后事安排。那一刻，我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故事：那个土财主严监生，临终前总不肯断气，已说不出话来，只是直直地伸着两个手指，众人皆猜不到他的意思，只有小老婆赵氏明白，知道他嫌油灯点了两根灯芯太费油了，在把其中的一根掐灭后，他才长长吐口气，离世了。那只是故事，可在现实生活中，却也有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困守农村的日子
上海知青初到农村时，以为那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在经受劳动锻炼后，就可以回城，或是进工厂，或是上学。可我们在西塘多年后，却仍然没有这种迹象。其中，只有小陈当兵走了，小金通过父亲退休顶替进了工厂，小曹办理病退回上海，其他人都还是在农村。
大家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更注重于眼前的实惠了。那时流行着这样的信条：“有‘如此’就如此，没有‘如此’也不过是如此。”每一知青离去的消息，都会在其他人心中激起更大的波澜。社会上越来越激进的政治高调，更是令人感到不祥。
在失望之余，有人开始找门路了，有的投亲靠友，转到其他地区，有的长期留在上海，也有的只是在乡下短暂地住一阵后就又回家了。我们刚下乡时，走在山前镇的街上，常遇到其他上海知青，可到后来上海人就越来越少了。
我一直坚持在农村，可心态逐步地发生着变化。下乡之初，我最感兴奋、最盼望的是回上海过春节，因为能与家人团聚，能吃到上海风味的食品，能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指点江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家已没有吸引力了，因为要好的同学大多已进了工厂或上了学，而回到上海只会触景生情，是苦楚大于欢乐。
有一年我回上海，在家附近遇上了街坊三宝，他当年学习不好，没有考上中学，进了工厂，也就避开了下乡这一劫。他随口问起我近况，大吃一惊：“怎么，你还在农村啊！”——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人生失败者。
当年我离开上海时，隔壁邻居的女儿小英还是个小孩，可我又在上海见到她时，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啊，我在农村已太多年了。
我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诗人的失落。我已没有回上海的欲望了，见到故人旧物，只能增加我的伤感。
西塘大队的领导还不错，给予了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小汤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小韩担任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小宋担任了大队代销点的售货员，小毛和小沈成了拖拉机手。以这些工作安排，就可以避免田间劳动的艰辛。大队干部与上海知青非亲非故，能这么做，算是很不错了。
可我还是在当农民。大队领导先是让我去代销点工作，我推辞了这份好差事。我要继续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因为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才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小谢已滞留上海很久了。原生产队长钱妮不愿再干。大队就任命我为生产队长，并让老农贵修协助我。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重任，因为我要有所作为，就要有表现的机会。我野心勃勃——我要上大学。
在“文革”中进行的“教育改革”，废除了全国统考的大学招生制度，招生是以“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那时招生的数量少之又少，每个公社才有几个推荐名额，由基层单位推荐，还要送上级审查后选拔录取对象。
我目标很明确：我要上大学。所以，我积极努力，在劳动中表现突出，以获得群众的肯定和推荐，从而能获得到大学深造的机会。
我也有过机会，我曾数次被大队领导推荐上大学。我的表现出众，那是公认的，所以基层群众、大队领导，甚至其他上海知青都同意推荐我。但是，我在政治审查时却被刷了下来。
在那一过程中，我经历了热切期望后的无限失望。那种痛苦、绝望和挫折感，若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于体会的。而且我还不能公开流露自己的内心感受，那就显得我表现好是“动机不纯”。
——与其他知青相比较，我经受了更大的精神折磨。我更努力，表现出更大劳动激情，只是因为我更不安于现状，更希望改变命运。这看起来似乎是荒谬的，却带有时代的合理性。我也有过更多的机会，但随之而来的是挫折和受挫后的心灵创伤。但表面上，我仍然热诚，积极性不减，那是因为在压抑情感，凭着毅力在坚持。归根结底，我只不过是表现出更大的政治虚伪性。
工地上的悲哀（1）
在南方的农村，农民初春时就投身于紧张的劳动，到秋收后就闲了下来，而冬天基本上是在休养生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又开始忙起来。
在那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千古习俗就被改变了。冬天就是兴修水利会战的开始，县、公社、大队各级都有工程项目，所需劳动力由上级向下面各个生产队摊派，而出差的劳动力费用也要由生产队承担。那个时期农村也兴建起了一批有效益的水利工程，但生产队的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言。而且，由于缺乏一个长远规划，有些工程就只是人力和资源的浪费了。
我冬天很少回上海了，也就与民工一起出差，去水利工地劳动。我参加了西塘水库和吴城水库的修建，也挖掘过山前人工渠，体验到了出差民工的疾苦。那样的出差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民工们以大队为单位，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中。所谓的住处，也只是农户人家腾出个房间，在泥土地上铺了稻草，摊开自带的铺盖，一排一排地就地而卧。甚至连妇女也要出民工，所以是男、女各一间房。
每天早早就上了工地，要干到天黑才收工。各大队会派人替集体煮饭，菜则要自己携带，也就是腌菜、辣椒、咸萝卜之类的，既下饭又可长久保存。
在山前人工渠道的工地上，成千的民工热火朝天地在那里奋战，场面气势壮观、振奋人心。我们依靠人工，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