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虽然仍旧把阉宦作为讨伐的对象，但他却只字未提士大夫或何进的意愿，而是把手下将士摆在最为显要的位置，是有了他们的请求，才会有董卓的进京。在这种因果条件下，使得董卓在对待这场以清除宦官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既不依附于士大夫，也不听命于何进，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群体——凶猛的武人，并使其负有了政治使命。董卓撰写的不同于“密令”的上书，无疑就是他政治独立的宣言书。有了它，董卓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为那崇高的“道义”而战。董卓就此解放了他自己。他不必再去理会什么却兵的诏书，催动着三千亲兵继续东进，急切地赶往洛阳。
此前董卓两次上书拒命，对却兵诏书置若罔闻，渑池上书，直至新安上书，皇权在董卓那里没有了威严，他可以随意加以否定或更改，之所以如此，余英时先生提出的“边境中国人蛮夷化”、“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7、468页），似可对这位“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卷六《董卓传》）的边地武人行为加以诠释：“蛮夷化”的董卓、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董卓、出身行伍的董卓，不会像那些从小就读书诵经的士人那样，服膺纲常名教，其与皇权的对抗，是可以理解的。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4）
但还应该看到的是：董卓从做郡吏，到入司徒府为掾，做羽林郎，一步步成长为东汉帝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他还是汉官，他还要为国家利益而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皇权对其军功的认可，以维系其在政权中的地位。但越是与政权接近，董卓就会更加真实地感到以“凉州三明”为代表的前辈武人的苦恼，“凉州三明”虽然军功显赫，但他们要在政权中立足，还要有所依附，像皇甫规、张奂对士人认同的向往，段颎对宦官的逢迎。况且，他们也看到以军功立足于政权的局限性，还要试图通过“士人化”来去除其武人身份。
而在灵帝末年，董卓的强大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他和皇甫嵩被认为是“安危定倾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董卓所掌握的军队，其主体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他们不同于中央禁军，有畏惧宦官的心理和效忠东汉皇权的意识，而是董卓豢养的一支私兵，唯董卓旨意是从，“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郑泰就曾说：“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被视为天下强勇的六支力量中，董卓就拥有三支，有如此实力，又有“凉州三明”的经验作为借鉴，具有轻视皇权倾向、发布了“政治独立宣言”的董卓，势必要在渐趋安寂的洛阳政变中再掀惊天骇浪。
在董卓新安上书的同时，洛阳已经成了血与火的海洋。短短的四天时间里，何进被杀，宦官被士大夫诛绝，帝国朝廷在飘摇动荡中，渴望着安宁与和平。
非常之举：废少立献（1）
要恢复洛阳的政局，就需重新安置皇统，条理士人政治的脉络。但士人对此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朝中的重臣还在缄默不语。是因为何太后与士人原有的隔阂依然未得到化解，还是因为衰败的政治实在是无药可治了呢？也许是士大夫还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中，无暇他顾……
历史显然在这里出现了空白，在未知和无序中，已是中平六年八月辛未的夜间，洛阳政变接近尾声的时候，董卓率部出现在洛阳郊外。此时，董卓正在迅速地调整着他进京的目标。关于董卓现身洛阳郊外，史家的记载不尽相同：
1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2（八月）辛未，公卿以下与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А逗杭汀罚�
3卓适至，屯显阳苑。闻帝当还，率众迎帝。（《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献帝春秋》）
4帝望见卓兵涕泣。群公谓卓曰：“有诏却兵。”卓曰：“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
5（八月）辛未，帝还宫，公卿百姓迎于道。并州牧董卓适至，闻帝在外，单骑迎于北芒上。（《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
6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上述史料虚虚实实，似乎很难辨别真伪。但细加推敲的话，可以看到：既然是董卓已经探明了“少帝在北芒”，那么他对洛阳政变的结局，就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董卓在朝中亦有眼线，董卓弟董旻时任奉车都尉，在洛阳政变中也是一个活跃的人物，他伙同何进的家将，杀掉了何苗。如果是董卓与公卿一同“迎帝”，就不会出现“有诏却兵”一幕。因而董卓进军北芒（现称北邙山，位于洛阳以东，属秦岭崤山余脉，此地为东汉、魏晋及北朝的皇陵所在地）的可能步骤是：董卓已经知悉洛阳政变的结局，在得到公卿大臣已前往北芒迎帝的消息后（通风报信者大概就是董旻），随即率军前往。而董卓进京的前提是清君侧，诛灭宦官，这不仅是当初引外兵的用意所在，也是“密令”赋予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董卓自己在新安上书中获得自我解放的依据。但是，洛阳政变的结局却是宦官、外戚两亡，董卓进京的前提不复存在了。那么，董卓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在新安，董卓既然已经把自己视为外戚、士大夫之外的第三支政治力量，他昼夜兼程赶来，不是为了无功而返；寻找战机，见机行事，才是武人的本色，也是董卓的拿手好戏。当董卓来到北芒，看到还处于惊慌中的汉天子的时候，战机显现，进京的目标随之更改，他要插手政变之后的皇权安置。上引《典略》所载董卓在北芒同公卿大臣的对话就是证明。那话外之音恐怕会让公卿大臣们为之一震吧，“匡正王室”只有他董卓才能办得到。
还是在北芒，董卓就已经有了“匡正王室”的办法，《后汉书·董卓传》作了这样的描述：
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陈留）王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少帝的眼泪和他的一言不发已经无关宏旨，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一个小娃娃，就足以让董卓想入非非了，“贪孩童以久其政”的道理便活灵活现地摆在董卓的面前。他要单方面认亲，而陇西董氏和河间董氏是否亲族，谁又会跟这位武人理论一番，辨析个清楚呢？成了“外戚”的董卓，就有责任来完成董太后未尽的事业，并且可以用董后的亡魂压制何太后可能的复兴，从而扶立“聪明”的陈留王为帝，这就已然成为董卓调整后的进京目标。
废旧立新，听起来倒是熟悉，那是名士想做，却没有条件做到的事情。董卓能做到吗？刚刚清除了朝堂污秽的士大夫会坐视不管吗？
非常之举：废少立献（2）
而董卓自有他的办法，士大夫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做为武人，初来乍到，董卓最为关注的是：京师中的军事力量是否能够对他形成威胁？比较之下，董卓有些害怕了。中央军、原属大将军和车骑将军的家兵、执金吾丁原所部并州军、司隶校尉袁绍的私募武装以及已经回京的鲍信、张辽募集的兵卒……董卓以区区三千人马要想行事，控制政局，显然是痴人说梦。但混乱之际，武力松散，又为董卓的冒险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他就来了个瞒天过海，摆起了疑兵阵。具体的做法就是：夜间悄悄把兵马调出城外，白天就敲锣打鼓，旌旗蔽日地再回到城中，还要在行进过程中，散布着“凉州军又来了”的消息。每隔四五天就来这么一次，人们被凉州军的“强大”折服了。受此蒙蔽，群龙无首的何进、何苗家兵归顺了董卓；吕布杀了丁原，率并州军投入到凉州军营中；在此带动下，张辽也没了选择，所部千余人步了同乡的后尘……天下精锐尽在自己掌控之中，还有谁会在董卓面前说个不字？
袁绍难道不敢吗？这位引外兵入京的始作俑者，他也会被董卓的强势所吓倒，失去了控制武装的信心？这不容易做出判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袁绍在董卓进京后有两次表现，强弱分明。
先看弱的表现。鲍信回京之后，目睹洛阳局势，就劝说袁绍趁着董卓立足未稳，以逸待劳，发动突然袭击，将其肃清。董卓在鲍信心目中已经成为敌人。但是，袁绍没有采纳。凡是记录了此事的史书都采用了一个共同的口吻，说：“绍畏卓，不敢发。”
再看强的表现。当董卓就废旧立新的事情来咨询袁绍意见的时候，袁绍表示不可行，董卓大怒，手按佩剑，大声呵斥袁绍说：“小子！天下事在我不在你，我想做的事情，谁敢说个不字？你以为我的剑还不够锋利吗？”袁绍并没有把董卓放在眼里，同样强硬相向，说：“你以为天下的强者就你一个？”随即把佩刀一横，拱手而出。
袁绍的弱，是因为他对董卓的“畏”，在整合了多家武装之后，“京师兵权惟卓为盛”（《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而《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京都兵权唯在卓”则绝对了些。袁绍虽有武装在握，但却不敢轻举妄动；袁绍的强，是袁绍依旧还要做一个强者，只是不能在洛阳城中做一个强者了，他要离开洛阳，通过再次武装，来向董卓证明谁才是最后的强者。
袁绍出走，董卓登上了朝堂。他不再像前辈武人那样，要有所依附，他有强大的武力，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也自认为东汉帝国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他的手里。
对于怎样贬斥至高无上的皇权，实现废旧立新，在董卓那里已经是异常简单的事情，他抛出了一纸文字——《策废少帝》：
少帝天姿轻佻，没有帝王应具有的威仪，在服丧期间，怠慢懒惰，德性恶劣已经昭然于世，淫秽之举已为人所知，他的行为已经侮辱了神器和宗庙。太后教导无方，没有母仪之德，使得政治荒乱。永乐太后暴崩，至今仍令人困惑不解。天地所设立的三纲之道，已经有了缺陷，这可是莫大的罪过。……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
作为臣子的董卓废掉了天子，驱逐了太后。太傅袁隗解下少帝的玺绶，九岁的陈留王刘协被立为新君，他就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
在董卓废少立献的事件中，士大夫的立场，还需要格外留心。前面已经讲述了士大夫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宦官的剪除，外戚的消亡，对于士大夫来说，理应击节相庆，以此来告慰为谋求解决皇权危机而献身的英灵。但洛阳政变的遗留问题，又使得他们难作欢颜。因为少帝、太后幸免于难，还朝执政指日可待，到那时政变的罪责是不是要由士大夫承担？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士大夫对少帝、太后重新执政的抵触。从这一点上看，士大夫没有理由去阻止董卓的废少立献。
非常之举：废少立献（3）
而将自己身份转变为“外戚”的董卓，又没有走东汉中后期外戚执政的老路，即以大将军来领导朝臣，而是做了三公之一的司空，要把自己装扮成士大夫的领袖，废少立献由此就转而成为士大夫分内的事情。可是这也只能作为董卓的一厢情愿，士大夫是否会承认他呢？
前文指出士大夫从行政层面中发现了解决皇权危机的出口，臣权自强得到了认可，但董卓这样的强臣，又与他们的企盼有着一定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董卓性格上有缺陷，“强忍寡义，志欲无厌”（《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士大夫难以接受。
第二，董卓以董太后作为废少立献的依托，使得在逼迫董太后迁归藩国中站在何进一方的士大夫，很难对此加以认同。
第三，士大夫敢于介入洛阳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在主动地选择政治路向，而董卓的进京则终止了这一选择。董卓所表现出的极强的政治独立性和拥有的强大武力，又剥夺了士大夫的领导权。
第四，废少立献的结果，不会向有利于士大夫的一面发展，董卓专权是必然的趋势，甚至会导致东汉帝国的覆亡。董卓在废旧立新前夕，就曾明言：“刘氏种不足复遗。”（《三国志》卷六《袁绍传》）废少立献仅是董卓政治图谋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实现政权更替。
士大夫虽然有暗合董卓废少立献的一面，由此导致了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会集议废立上保持沉默，以及在目睹废少立献真正付诸实施时，尚书丁宫会套用《春秋》大义来印证废少立献的合理性，太傅袁隗要亲自“解帝玺绶”，但他们仍会把董卓置于其群体之外，视作异己，像鲍信会建议对董卓进行突然袭击，袁绍等人会有意识地脱离洛阳朝堂而奔赴地方州郡，纠集武装，树立反董大旗。洛阳城中不便于做的事情，大可在城外展开。
也正是在士大夫对董卓的纵容和放弃之间，废少立献的政治结局具有了两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纵容，使得董卓废少立献得以顺利实现，长期以来由太后、外戚、宦官造成的东汉皇权危机，就在来自于官僚层面的干预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决，但皇权衰弱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皇权被强权所压制的结果，就为汉魏之际的政治发展先期设定了多重的选择：是用强权取代东汉皇权，建立新皇权？还是摆脱强权，恢复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