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国家已经是四分五裂，献帝在新士人的心中无足轻重，他们正沉浸在冷酷的利益角逐中，谁又会为汉室的复兴去殚精竭虑呢？
这样看来，韩馥拥立刘虞，似乎并没有意义，而且他这样做，极易受到已经死去的“正义”的批判。如果有人拿起这一陈旧的武器的话，它依然可以道貌岸然地起作用。
果真，在新士人群体中，出现了“正义”的呼声。曹操站在承认献帝皇统的立场上，抬出了节义的牌匾，认为少主受制于奸臣，如果大家不同心协力，拯救国家危亡，那么，他就要单枪匹马地去与残暴抗争了。
袁术也堂皇地宣布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当今皇帝没有皇室血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袁氏一门践履忠义的行为，已为天下人所共晓，群情激越，要讨伐国贼，洗刷耻辱，拥立新帝，不是我想听到的事情。”
加之刘虞又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决不会担负起不忠的骂名的。
一旦董卓借题发挥，以献帝的名义讨伐不臣，显然，也有效力可言。韩馥没有想到这重重的危机吗？
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拥立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谁都可以在上面写些东西，或是抒发一下隐秘的心情，或是张扬一下不复存在的热情。韩馥就借着这面幌子，想着自己的事情：新士人武装集结已经一年的时间了，但却没有实质的行动去挽救危亡的国家，董卓也在长安城中观望，并没有动用他的精锐之师去冲击新士人的营盘，去瓦解长安的围困。而献帝和洛阳旧臣在初平元年三月就到了长安，洛阳已经是一片瓦砾，徒有虚名。新士人是用自己的等待换得了国家的最终消亡，虽然各自心照不宣，但势利的端倪已经无法遮掩。韩馥对其间的玄机自会明晰，他可以不必为破灭的“道义”忧心忡忡了，一块心病自此除去。而作为自己麾下官员的渤海太守袁绍却以家族蒙难，获得了众人的同情，以弱小之势，位居关东联盟的盟主，韩馥又怎能以大州长官的身份，在袁绍面前俯首称臣呢？既然讨董只是搪塞世人耳目的事情，既然新士人彼此又隐藏杀机，韩馥就不必再犹疑不前了，他要在新士人群体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拥立刘虞为帝，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标榜自己心向汉室，博得忠义的名声，又可以表明自己的实力足以担当重任，其魄力决不在袁绍之下，至于拥立的成功与否，他并不挂心。成功，他是新朝的功臣；失败，还有“盟主”袁绍在前面遮拦，他也不会因此获咎。
弄潮儿：机关算尽总是空（2）
正当韩馥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新士人同盟却自行瓦解了，刘虞称帝化作了泡影，洛阳以东已经地域分割，先前还是互为友朋的新士人们各操刀枪火并开来。私怨变成了实际的杀机。而此时的冀州已是危机四伏。
客死他乡：生的惨淡与死的无奈（1）
袁绍自从主盟以来，雄霸之心是与日俱增，但他也深深感到要成就大事，依靠别人的资助显然不行，必须要有一个稳固殷实的根据地，而在主盟期间，他并没有获得这种安慰。士人同盟解散之后，逼人的局势更加刺激了他寻求强大支撑的心念，近在咫尺的冀州，兵精粮足，顿时吸引了他的视线。
于是，袁绍调集兵马屯聚冀州边境。与此同时，幽州公孙瓒早已迫不及待，率领白马义从杀入了冀州，试图打通南下的通道，参与到战火弥漫的中原战场中，谋求一个霸主的地位；盘踞在冀州西部山区的黑山军这时也活跃起来，攻城夺寨，忙得不亦乐乎。这下可使韩馥愁上心头，刚刚培养起来的豪情壮志转瞬就熄灭了。他必须应对这繁杂的地方局势。
首先，韩馥自恃冀州兵精将勇，决定用武力解决已经出现在冀州北部的幽州军。然而，与公孙瓒在安平稍试兵锋之后，韩馥立刻感觉到白马义从决非浪得虚名，他们的彪悍凶猛，使得冀州军处于劣势。韩馥还难于在短时间内取得克敌的成效。
而恰又在这时，韩馥麾下大将曲义与韩馥分道扬镳，投奔袁绍去了，冀州军力为之一损，对于袁绍来说，曲义的加盟，更加坚定了夺取冀州的决心，他很快就将兵马推进到延津一线，伺机发动对冀州的争夺之战。这就使得韩馥面临着要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一时间，韩馥顿觉眼前的生存空间变得那么狭窄，狭窄得令人窒息。
如何在夹缝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韩馥又需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放弃武力，以退为进，出让冀州，放任多方势力在冀州的土地上拼个你死我活，待到元气大伤之际，他再出面收拾残局，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实在是一着妙棋啊！
主意既然已经拿定，尚未在他有所行动的时候，袁绍的说客就来到了韩馥的府中。在韩馥面前，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剖析韩馥现在的窘境，颂扬袁绍的伟大，认为只要韩馥将冀州拱手相让，就一定会得到一个让贤的美名的。这下，韩馥倒落了个顺水人情，他毫不迟疑地将冀州刺史的印绶统统交给了袁绍。
韩馥的这一举动，大大刺伤了冀州文武官员的自尊。他们纷纷要求韩馥收回成命，都督从事程奂、赵浮等将官则请缨出战，要与袁绍一决雌雄。在他们眼中，汉末纷争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现实，实力就是最好的生存屏障，袁绍居然以孤弱无援为优势，用友情作交易，实在是可恶之极。区区袁绍，只要冀州精锐一出，不出十日，就会溃不成军的，刺史又何必惶恐成这个样，您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啊！
至于韩馥的良苦用心，他们实在是无法捉摸。
韩馥固执己见，冀州就改换了门庭。
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冀州的局势确实是按韩馥预期的那样发展着，袁绍与公孙瓒全面交恶，公孙瓒在讨伐袁绍的檄文中郑重地将袁绍骗取韩馥治下的冀州作为袁绍十大罪状之一，晓之天下，为此，冀州诸城便向公孙瓒敞开了大门。公孙瓒的势力也就随之急速膨胀，直至涉足到青、兖二州，袁绍则每况愈下，苦苦支撑着他的疲敝之师，看来他以失败者的身份灰溜溜地逃离冀州，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韩馥就要再次出山了。
谁知风云突变，界桥一战，袁绍居然以奇兵制胜，公孙瓒竟然一败涂地，无力再战，匆匆收拾残兵败将撤回幽州去了。冀州迷乱的局势豁然开朗，袁绍成了胜利者，牢牢地控制了这方土地，而袁绍的胜利对于韩馥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丝不祥袭上了心头，他成了袁绍的“阶下囚”。
虽然袁绍并没有对这位前冀州刺史采取什么非常的措施，但无形的羁绊却环绕在韩馥的周围。在袁绍那里，文武群臣大多都是韩馥旧部，而且多与韩馥有嫌隙，他们要对韩馥进行一下报复，简直是易如反掌。况且袁绍又不是一个有度量的人，韩馥以前所作所为处处与袁绍的事业相背离，现在又是刀俎之肉，袁绍岂能放过他？
客死他乡：生的惨淡与死的无奈（2）
思前想后，韩馥决计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远遁他乡，延续生命。
可是，就这么离去，袁绍那里肯定不会答应的，而朱汉事件的发生为他寻找到了一个借口。朱汉本是韩馥旧部，这时做了袁绍的都官从事，韩馥执政冀州时，朱汉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他一直怀恨在心。加上，他知道袁韩之间的纠葛，为了得到新主的赏识，并且可以发泄一下私愤，便擅自率兵围攻韩馥的府邸，致使韩馥的长子被殴伤。而袁绍这时刚刚在冀州站稳脚跟，百业待兴，他不想因为韩馥的闪失而使自己失去民心，落个骂名，便杀了朱汉，算是给韩馥赔罪，对于韩馥要离开冀州的要求也就不好阻拦了。
韩馥得以全身脱险，但今后的生活又怎样处置呢？
他决计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而张邈又是袁绍旧日的“奔走之友”，他去投奔张邈，不等于又入虎穴吗？然而张邈与袁绍的友谊早已是明日黄花，在汉末新士人运动中，袁张已经反目成仇，袁绍甚至指令曹操去杀掉张邈，作为新士人成员之一的韩馥对此不会不知道的，投奔张邈，既可在这位实力派的羽翼下，过上一段舒心的日子，也可以免去袁绍的纠缠。这样一来，韩馥就不用为自己的生存提心吊胆了。
但是，做为流亡者，韩馥已经失去对自己生命的主动关怀，要被动地去接受他人的施舍，在张邈那儿，他能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呢？是嘉宾？是幕僚？恐怕连张邈也不知道怎样安置这位昔日的冀州刺史。韩馥也只能在苦闷中度日，生的意义并没有激发起他对未来的憧憬。
不知挨过了多少时日，一天，袁绍的使者竟然来会晤张邈了，而恰恰韩馥又陪坐在那里。使者与张邈的一番耳语，一下刺激了韩馥刚刚松弛的神经，他不能不去思忖其间的秘密，是袁张之间的仇怨已经化解？是袁绍要假张邈之手向自己开刀？是张邈要拿自己去取宠袁绍？还是袁张的交易涉及到自己的安危？……
生的意义变得凄惨黯淡，韩馥已经无法自持，他再也看不到自己生命道路上的阳光了，眼前一片漆黑，他彻底绝望了，心念被胶固在此时此刻，他茫然地走出张邈的大堂，在“溷（厕所）中”用一把书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韩馥就这样走了，他的消逝，是汉末新士人在探求各自生存道路上一次血的体验，在武力张扬的时代，在道义泯灭的衰世中，生的飘摇，催醒了新士人对生命的关怀，但，要斩断横亘在生命道路上的重重荆棘，需要付出的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旧都浮尘
安国家，吾之上愿也，若不获，则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为也。努力谢关东诸公，以国家为念。——《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А逗杭汀贰 �
行刺：孤助无援中的自救（1）
初平二年的春风吹拂过中原的土地，却总也无法催醒那沉睡的生机。只有洛阳废墟在丝丝烟缕中哀叹着这份荒凉与孤寂。
此情此景，触动了人们感怀的心灵，一首首悲歌被缓缓地吟唱着：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曹操《薤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七哀诗》
董卓入关，战鼓渐息，义旗飘散，关东联盟自行解体，以函谷关成为双方默认的分界。关东牧守正在为一城一地的得失互相争斗着，以“实力”为中心的多元格局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澄清，而这就是士人在群体价值理想遭到毁灭之后，基于自身生存利益，由消极的怯懦走向普遍强权的必由之路；关西则处在武人的压制之下，似乎已经没有了士人生存的空间，但残留在长安的洛阳旧臣却思图生机的再现。缺少了关东士人武力的支持，旧臣们会有所作为吗？
旧臣中，如荀攸、郑泰、何颙、种辑、伍孚等人就形成了秘密的结社，密谋诛杀董卓。种辑，事迹不显，可能与种嵩、种劭同族。荀攸、郑泰、何颙、伍孚，都是何进招揽的海内谋士，是诛杀宦官的谋主。在董卓进京后，郑泰、何颙又受到董卓的信赖。他们原本就与袁绍等关东士人有着密切关系，把董卓视为敌人，并不奇怪，而且这可能就是此前周毖、伍琼行政中诛除董卓的在朝中坚力量。但奇怪的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孕育着一种“另类”的倾向，这在他们的谋划中就已经表露了出来：
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崤、函，挟王命以号令天下，桓、文之举也。（《三国志》卷一〇《荀攸传》）
刺杀董卓是任务之一，而杀董卓后的安排却是隔绝东西，视天子为傀儡，“挟天子”以争霸天下，关东士人已非故友。看来，士人阵营的分裂已不仅仅是关东士人对洛阳旧臣的舍弃，而荀攸等人表现出的对天子的态度，即将成为一种政治思想潮流。
荀攸等人要刺杀董卓，得到了老臣们的赞同，司空荀爽、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也参与其中。荀爽，不必再着笔墨了吧。然而，在迁都时保持低调的他，为何要舍生就险呢？这与他一贯的思想相差太远。或许是因为，远离了关东武装，身陷死地，自觉时势不会逆转，苟活于世已无意义，不如拼死一搏？王允，当年何进幕府中一员，在董卓面前，很懂得隐藏自己的信念，董卓也就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黄琬，名公黄琼之后，在迁都之议中站在董卓的对立面，受到打击，被罢官，到长安后，做了司隶校尉。
作为刺杀董卓计划中的一步，王允与黄琬、郑泰谋划了一次大胆的人事调配，由王允向董卓直接提出，此事见于《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
（王允）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
谋求武装，对抗董卓，就是这次谋划的核心。但董卓对此，戒备十足，虽然有堂而皇之的旗号，但是与武装沾边，又与当年韩馥等京官外任地方有着雷同之处，董卓绝不答应。王允等人的计划随之流产。
而激进的士人已经无法抑制仇恨的心情，毅然走向了杀身取义的道路，侠客伍孚就是他们的代表。
行刺：孤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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