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日子。
这些年来，困扰着我的是所谓“生活”。它使我有所失，却也使我有所
得。许多人世间可悲可喜可笑可歌的事情，更亲切地看到了，有时自己还在
里面串演了一角。“徘徊斗室，俯仰天地”之余，不免有些感慨，那结果就
委屈了若干纸张和笔墨；而这也就是我的一些“作品”的由来。但表现在拙
劣的文字中间的，万一竟有些什么，也不过是一颗质朴的心。海的浩瀚由于
它怀抱的深，溪的晶莹由于它源流的长；而我呢，设个譬，那正如乡间垄边
的小沟，因为底子浅，春风也吹不起一片涟漪。
为了纪念那一段逝去的年光，我今年决心把几年来所写的东西辑集起
来，其中挑出算是小说的7 篇，便成了这一本。它们芜杂、粗陋，形式不一，
作风各异，正是一种低等学艺者的习作的本色。这在编选之际，尤其是在看
校样的时候，使我有了近乎苦痛的心情。但结果还是硬着心肠打发它们出门
了。并非真的是什么“敝帚自珍”，为的是我还不能忘情过去。——我前面
提到的那一位童年的朋友，如今正躲在乡下养着肺病，我愿望以这本小书博
得他病中的一笑。——至于这小书的能够出版，那是一种幸运，这里我得虔
诚地感谢编辑“大时代丛书”的三位先生①。
叫做《掠影集》，是表明这无非是一些浅薄凡庸，浮光掠影之作。
1939 年5 月于望江楼
① 编者是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
《遥夜集》前记
这个集子里选辑的是我的杂文和散文，除了最后几篇，都是解放前的作
品。
这些文章写作的经过将近二十年。这正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我们
国家受过残酷的考验，人民长期度着今天完全不能想象的生活。仅仅拿上海
来说，经过英法等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日本侵略者的统治，美帝国主义和蒋
介石匪帮的统治，殉难者的血迹，差不多染遍了这个城市。现在这种年月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新生过程
中，这正是鲜明的苦难的标记，斗争的标记。
我长期生活在上海，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
和这样的环境里写下来的。
如果说，我的这些作品多少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斗争，那就应该感谢
党，因为它烛照一切的光和热，使我从混乱中看到了出路，得到了勇气。如
果说，我的作品的贫弱无力，并不能表达人民激越的心声，那主要是因为我
虽然分担着时代的苦难，却一直站在斗争边缘的原故。——对作家的创作生
命来说，这正是致命伤。
创作是一种既愉快而又艰苦的事业。在过去的时代，作家要走上正确的
道路，经常是一种漫长、曲折、痛苦的摸索过程。作家不仅要和一切压迫人
民的势力作战，还要和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偏狭而执拗的思想感情作战。现
在应当十分珍重的事实是：历史揭开了全新的一页，生活已经为作家提供了
史无前例的、一切优越的条件。昨日的教训，在今天应该有双倍的意义。
请允许我以祝福的心情把这本小书献给读者，同时我希望自己：能够从
这里得到鞭策，更好地工作和学习。
1956 年3 月1 日
《香雪海》序一
来到洞庭西山，转瞬三个月多了。初来时霜橘正丹，现在早开的寒梅已
经着花。小年夜那天，一位好心的赤脚医生给我打完了针，说：“老先生，
你太辛苦了，该休息两天了！”农民终年栉风沐雨，胼手胝足，是根本没有
休沐日的，我这点轻松的案头劳作，算得了什么！春节那一天，到村子里走
走，泥泞的小街上喜气洋洋，农民穿红着绿，焕然一新，远处还有零星的爆
竹声在空中发出钝响。想到今年是建国三十周年，又是我党工作重点向现代
化建设转移的历史时刻，决心在春节期间，把二十年来所写各种形式的短文
梳栉排比，编成一集，并给它一个表示迎春的书名，叫做《香雪海》。不久
以前，我给电影剧本《秋瑾传》写了代序《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
算是给多年蒙冤受屈的《赛金花》说几句平直的话，清样也已经校完，可望
不久能和读者相见。春节前夜，又编定了关于电影论文的结集《电影文学丛
谈》。“文化大革命”前，我原来编过一本电影剧作选，并已交给出版社，
运动中不翼而飞，现在想抽空重新编起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变动，那么
我今年就有四本小书向祖国三十大庆献礼了。这些作品，大都是从箱笥中荟
集的，寒伧自属难免。但毕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也算是一种劳
动成果，和江青“呕心沥血”的剽窃泾渭异途。林彪、“四人帮”曾把我所
写的舞台剧和电影剧本都钦定为“大毒草”，所有的书就都是“黑文集”，
痛快淋漓的扫荡，真到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地步。现在我决定把
这四本小书逐一打发出门，让它们去经风雨，见世面，香花毒草，青红皂白，
由广大读者去评定吧。
收在这里的文字，第一篇《时间》，系应《人民日报》征文而作的“十
年颂歌”，写于1959 年秋；末一篇《团圆》，是为了表达我对台湾回归大
陆，实现祖国统一的热望，写于今年除夕前三天①。这一首一尾，前后整整
经历了20 年。我把1959——1962 这三年间所写的，和1977——1979 这一
年多所写的，分为上下两辑。横贯在这两者间的大段罅隙，就是天旋地转的
“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政治大地震，如果把预震和余震都算上，时间决不
止十年。这些宝贵的年月，像我这一类人，都被迫用于卜昼卜夜地写所谓“交
代”与“检查”，此外就一字无成。
“四人帮”大言不惭，宣称什么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之间，
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一页空白，证明这些人的无耻与反动，同样的无与伦比。
但林彪、“四人帮”用文化革命的名义摧残革命文化，制造了可怕的文化真
空，却是确定不移的事，我这小小的文集就是一个老大的证据。我很惭愧自
己的浅陋和迟钝，三十年的笔耕墨耘，收获寥寥。但我现在粗略地算了算，
像这里所收的同类文字，第一个十年，写了大约10 万字左右；第二个十年，
① 后又增补了两篇。
不过5 万字；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却已写了12
万字。这对多产的作家们来说当然微不足道，但就我个人的写作速度而言，
几乎要算是超纪录的了。这个差堪告慰的事实使我感到高兴：我总算把失去
的时间夺回来了！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农村和我有血缘关系。在林彪、“四人帮”朱紫
当朝的年代，我曾在农村里度过歌哭俱非的三年。幸而这种年月已经如逝水
东流，永不回来了。我现在愉快地生活在农民中间，农民的淳朴和勤劳深深
地教育、感染、鼓舞着我。村子里的孩子们亲切地叫我“公公”，我自己却
常常沉醉在童年的旧梦中。居停主人夫妇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能够在
这安静幽美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利用我有限的余年。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温
暖，并从而汲取力量。在我来西山的途中，船经太湖，一位年轻的轮机工和
我闲谈，听说我还计划写长篇小说，用惊叹号式的短句重复了三遍：“你来
不及了！”我很欣赏他的亢爽和直言不讳，我将把它当作暮鼓晨钟，督促自
己加紧工作。不过我本人却比他乐观得多。过了春节，我虽然已经七十晋一，
却还想争取再活二十年，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年初三下了一场雪，我按照日常散步的习惯，打着伞到村里走了一圈。
村里漫山遍野的梅林，满树含苞，不久梅花盛开，那将是一片真正的香雪海。
而这又正是万象回春的先兆。山上还有大片的桃林，屋前屋后、场沿路畔，
又随处栽着泡桐。不少农民告诉我说：“到春三月边，山上才好看呢！”我
抱着满怀欣悦，等待春天的降临。
1979 年1 月30 日，于洞庭西山
我的人生旅行 ——《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序言
古往今来，对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比喻，最常见的是比作旅程。苏轼的一
生不少磨折，不是高车骏马式的旅行，他却把严峻的人生比作飞鸿在雪泥地
里偶然留下的爪痕；鸿飞冥冥，爪痕也就消失。这自然未免过于潇洒了，他
自己的诗文就一直留到现在，连同这个比喻。——以后大概还会流传下去
的。
我经历过不少惊涛骇浪的时代，我的人生旅程本身，却是一次平凡的跋
涉。但不知怎么，竟和文学、电影结了不解缘。我在1931 年冬踏进电影界，
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可是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却有很大的关系。那时我还
是个乡下少年，来自浙江绍兴。——我在这里“自报家门”，公开自己的籍
贯，不是意在和鲁迅先生攀同乡，表示与有荣焉，而在于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绍兴虽然出了鲁迅，而力主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
的一位党官。——当时的浙江省，正是蒋家一统的黑暗王国，我就是这王国
中的“蚩蚩之氓”。我生平有一件铭记不忘的事，是我开始接触新文艺时，
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由此看到了一颗崇高的、战斗的心灵，开始懂得
对人世的爱和憎。后来到上海，进了电影界，正是左翼文化运动勃兴的时候，
不久又近在身边，碰上了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这就使我在云横雾塞中逐
渐看到了对岸的青山。我的人生探险是很辛苦的，磕磕碰碰的事很不少，幸
而没有误入歧途，靠的就是这“旅行指南”。现在我的旅程不知不觉到了“夕
阳无限好”的境界，让我借此机会，对党，对我所有识与不识的人生向导，
献上我掬自肺腑的谢忱吧。
我从1938 年起，陆续写过十几个电影剧本，这里选出六个，作为我对
电影艺术暗中摸索的一些痕迹，也算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串脚印吧。把它们凑
在一起，读者也许可以看到若干从清代末叶开始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
同际遇、形形色色的人生剪影。从《秋瑾传》到《春满人间》，看到我们祖
国起了些什么变化。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乃至表现形式，都由
这些作品和读者直接对话去，我不想从旁插嘴。只是对其中的两个剧本，我
想说一些题外的话。
《不夜城》影片拍成后，曾被打成“大毒草”，1958 年、1965 年曾受
过两次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但第三次大批特批，我还被押到全市
游斗。而且拍成影片，命名为《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不夜城〉》。（无独有
偶，另外还有一部《彻底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这大概是很好看的
吧，但我作为这部片子的主角，却没有欣赏的幸运，因为我在那时是被剥夺
一切正常权利的，何况还关在监狱里。这座牢房是历史遗产，从前法租界的
殖民统治机器，革命胜利后由中国人民接收过来，到林彪、“四人帮”手里，
就移用作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专政工具。列宁说电影是“一切艺术中
最重要的”，林彪、“四人帮”却用以攻打手无寸铁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才是真正空前绝后的大发明。我不知道那两部片子
是不是还在，这是应该作为稀有的历史资料，在电影博物馆里保存起来的。
使我感到抱歉的是，因《不夜城》而累及无辜。当时的宣传文化领导部
门，乃至统一战线领导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都因此吃了流弹。强加给刘少
奇同志的所谓“剥削有功论”，也和影片挂起钩来。和这部影片直接间接有
关的行政干部与创作人员，代这部影片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一律被揪排着队
陪斗，甚至祸延市委书记和市长。至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那当然是
斗争会上“天然合理”的配角。株连之广，使封建帝王也要在地下张口结舌，
自叹不如。我衷心感谢的，则是在1965 年全国性大批判中有些同志给予的
同情。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曾经邀请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和著名人
士开座谈会，认为对《不夜城》批判过头了，建议修改后可以放映。这当然
没有成为事实。巴金同志在《随想录》里谈到，他曾经奉命写批判文章，一
再推辞都推不掉，文章发表前特地来我家，告诉了我。（那时我家里真是门
可罗雀，人怕触电，绝迹不来了。）我当时没有向他披沥我隐秘的心情，我
是多么希望宅心敦厚而又了解我的朋友来参加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决不会对
我无中生有，入人于罪。正是因为如此，巴金同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多了一条对我“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罗荪同志也来看过我，在“文化
大革命”中，他还坚持他曾经说过《不夜城》“掌握政策比较好”。阎东宾
（是林默涵同志的笔名吧？）和陈默同志的批判文章里，都承认我写《不夜
城》的动机是为了歌颂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只是这笔下超生的
一句话，我是多么的感激涕零！许广平同志特别在这场暴风雨中遥远地从北
京给我写了信，我永远忘不了她信中的一句话：“要经住它！”就是说，要
经得住这场考验。人在急难中，还有什么比同情更珍贵的呢！——尽管他们
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后来许广平同志在1967 年去世了，我却连想发一封
唁电也办不到，因为我是在铁窗下读报，才得到这个不幸消息的。
当然也有看到别人摔跤子就打哈哈，觉得悦目赏心的人。但毕竟是极少
数，“敬惜字纸”，不提也罢。
1967 年，一个夏季的晚上，“造反派”把我从监狱中提出来，在上海人
民广场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我的老伴偷偷地跑来旁听了。那时我忽然在
茫茫的人海中失踪已经一年，这就给了她在台下远远望我一眼的机会。我是
低着头的，当然看不见她。其实我心里一直害怕的，是让她看到我在批斗会
上的情景。——这是不堪设想的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