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所收集的是柯灵先生写的有关书的文章。全书大致按内容分为三
辑：第一辑是怀念故友及评论文友作品的文章；第二辑是读书的体会；第三
辑是自己作品的序言。通过这些文章，我们一方面可以感受到柯灵先生厚实
的文字功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认真求实的写作态度。
柯灵先生与其他作家相比，写作速度不算快，因为他在写作前，要看许
多书，反复进行构思后才动笔，在写作过程中，也是慎重地把握文章的脉络。
往往一篇文章要花去他几个月的时间，这在评论他人作品时体现得最明显。
李健吾是柯灵先生的老朋友，他们一起同舟共济十几年，彼此非常了解。然
而，在给《李健吾剧作选》作序时，柯灵先生以一个忠实读者的身份，用二
个月的时间，通读了李健吾60 年来创作和改编的剧本八九十种，以《舞台
因缘六十年》为题写了篇一万字的序言。这是一篇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
对李健吾戏剧创作60 年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可以看出柯灵先
生为这篇序文倾注的心血是极大的。同样，为了写好《中国新文学大系？散
文卷》（1937 年——1949 年）的序言，柯灵先生花费几个月时间，翻阅了
这个时期100 多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就这个时期散文发展的走向、散文作品
的成败及作家创作的个性，写出了概括性极强的一篇序言，得到文学界和史
学界很高的评价。在80 年代后期，社会上兴起的“张爱玲热”，与柯灵先
生有很大关系。他在40 年代对张爱玲崛起文坛，起到了发现和扶植的作用。
40 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柯灵先生阅读了张爱玲所有的作品，经过认真
的思考，本着求实的态度，冲破几十年的禁锢，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遥寄张
爱玲》的文章。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张爱玲传奇般的写作经历和她作品产生的
社会影响，客观地阐述了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得到的地位，同时也严
肃批评了张爱玲后期作品的虚伪性。这篇文章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为读者
了解张爱玲的人和作品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
柯灵先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非常严格，有时严得让人感到有些小题大
作，但柯灵先生却认为：“创作很像母亲生孩子，从怀孕到临盆，既幸福，
又痛苦。这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庄严的事，不是游戏人间。”因为这方面是
有教训的。十多年前，柯灵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一篇《走向世界》的文章，
文中有句话“桃花源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童话，也早已被
现实生活所粉碎。”一读者在《文汇报》发表读者来信《这是截然不同的基
音》，对这句话提出了批评意见。柯灵先生在致《文汇报》编辑的信中，阐
明对读者批评意见的看法，检查了自己“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毛病，并
请求在报上登载自己的复信，以达到与读者的共识。所以每当一部作品问世
前，柯灵先生都要反复推敲，认真琢磨，尽可能使作品少出甚至不出纰漏。
他将稿子交给出版社或报刊后，经常为一个词，一个字专函编辑请求改正。
他看自己书稿的校样，更加仔细，不放过一个错别字。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
之约亲自编选的《柯灵散文选》是本精选精编的散文集，耗费了极大的精力。
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一年多的光景，又再版重印了。就是这样，
柯先生本着对读者负责，认真求实的写作态度，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
最后，让我用柯灵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结束语，“一书问世，好比打发孩
子出门，作者和编辑同样关心它的前途和命运，？？”
唐 文
1997 年2 月于北京
总 序
季羡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
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
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
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
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
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
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
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
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
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
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
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
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
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
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
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
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
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
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
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
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
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
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
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
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
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
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
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
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
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
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
“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
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
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
事”。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应是屐齿印苍苔
第一辑 感 怀
怀傅雷
当我们处身于天朗气清的世界，为祖国前途、个人命运额手称庆之际，
很容易想起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曾经同舟共难的朋友。在“文革”的大灾
难中，无数人受尽残害，有的不幸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几个月来，连续参加
了好些同志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除了深深祝愿死者安息以外，还另
有一些亡友的影子常常萦绕心际，其中之一是傅雷。
今年春天，傅雷遗译巴尔扎克的《幻灭》出版了，接着又重印了《高老
头》和《欧也妮？葛朗台》。这是无言的昭雪，为已逝者恢复名誉的又一方
式。这些书问世时，书店门口出现了排队抢购的长龙，表明这位卓有贡献的
翻译家一直活在读者心里，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群众自发的最佳追悼仪式
1。《幻灭》等书出版后，傅敏从北京寄给了我，他的信里说：“如果父亲在
世，他一定会亲自送给您的。现在却只好由我来代送了。想到这一点，我再
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泪泉已不是那么丰盈了，但在这
样的时刻，我也禁不住老眼昏花，泫然欲涕。
傅雷以他勤奋的一生，从青年时代——30 年代初期开始，一共翻译了33
部外国文艺名著。——主要是把法国的重要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
丹纳、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其中有巴尔扎克的小说14
部，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关于米开朗琪罗、贝多
芬、托尔斯泰的传记。希腊神话中说普罗米修斯向天上窃取火种，传给人世，
因此触怒大神宙斯，身受严惩而坚强不屈。鲁迅以此为喻，论证翻译工作的
重要，他指的是在暗夜中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火种。这是第一位的工作。但向
世界打开窗户，流通空气，扩大视野，以自救于窒息与孤陋，任何时候都不
应低估其重大的意义。近百年中，我们经历过两次“闭关锁国”的蒙昧时代：
一次是清末，其目的在于延长僵尸的存在，使之免于早日风化；一次就是最
近的十年，其目的在于使人民闭目塞听，便于篡党夺权。这种惊心怵目的教
训，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幻灭》是傅雷最后一部译品。他着手传译以前，曾要我帮他搜集一些
旧上海小报界的行话与口语。读了《幻灭》，才清楚了解他当时的意图，因
为《幻灭》中的部分情节，就是19 世纪巴黎小报界的花花絮絮。傅雷译书
的惯例，首先是再四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方，
查书，找内行研究，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准备成熟，才开始落笔。初稿译
成，至少再大改两次，然后誊清付排。亲自看校样，边校边改，直至清样，
没有改动。译文要求做到既符合原著风格，又有精纯透明的民族气派。他曾
1 ①后来于1979 年4 月26 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出版局为傅雷同志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
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文字的，译本就是
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这个话大概可以概括他对翻译工作的全部主张。
细心的读者，都会在傅雷的译品中体味到他斑斑的心血，用不着我从旁喋
喋。我这里想说的只是一句话：就傅雷工作的认真、严肃、负责这一点来说，
真值得大家为他虔诚地唱一支赞歌。
过分的认真，在傅雷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而因
此也显得执拗。长期的书斋生活又使他相当严重地脱离实际，对政治问题和
社会问题上的某些看法，自以为中正，其实却难免偏颇。他身材颀长，神情
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
泥淖。
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我和傅雷交游30 余年。但彼此的观点不尽一致，
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40 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
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
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
他化名迅雨，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评介张爱玲的小说。其
时张爱玲在文坛上初露头角，傅雷大力揄扬，也严格指责了她的缺点。文中
有一段话，涉及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
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并评骘“五
四”以来文风的得失。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但一
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
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处前线的战友，哪怕这
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
施，发表时把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上更
正，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
我后来发现，他尽管很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与人交，如果感到气
味不投，绝不稍假词色，否则就总是以宽厚待人，既坚持原则，又十分旷达。
50 年代中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我和他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
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
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因为直来直
往的争执正是推心置腹的表现，而虚与委蛇必然成为友谊的障碍。傅雷对中
西文学、音乐、美术都有很深的素养，我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怀有真诚的钦佩。
现在分析，我当时对他一定有些潜在的政治优越感，否则完全可以用心平气
和来代替面红耳赤，何况他当时正处在拂逆的困境。进一步看，我的观点基
本上也是书生之见，并不比他更切合实际一些。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由
衷的悔愧，遗憾的是我再也无法向他谢罪了。
抗日战争刚胜利，内战接踵而起。傅雷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极端不满。
1945 年12 月1 日，昆明发生了军队屠杀学生，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但
在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全国人民都处在迷离惝恍的状态中。《周报》发
表了“昆明血案实录”，才把黑暗的帷幕揭开。“实录”叙述了事件发生的
经过，刊载了昆明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的全部油印宣言，教授的呼吁
书，还发表了殉难者的照片，题为《血的控诉》。封锁线突破了，这期《周
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连续再版了两次。而这场战斗的弹药，就是傅雷
提供的。他正巧有朋友从昆明坐飞机到上海，带来了这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