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正在向第聂伯河方向飞行的时候，我不仅想起昨天同师长的一段谈话，而且想起了1941年的艰苦岁月。那时，我们掩护地面部队的办法就是只出动一两个双机组，在自己地面部队的头顶上嗡嗡叫。一旦遇上敌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而发生空战，我们便总是寡不敌众，很少有占便宜的机会。那时，我们的飞机很少。可是，现在不同了。
敌容克式轰炸机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从尼科波尔那边飞来了。敌轰炸机飞得很高，但无歼击机掩护。看来，敌歼击机机群早己飞到我军前沿上空，去为他们的轰炸机扫清道路去了，敌轰炸机机群正把希望寄托于那些歼击机身上呢。
在飞临大托克马克以前，我们就爬升到高空了。现在，我们已经处于居高临下之势。我一边疾速接近敌机，一边通过无线电发射机下达命令：
“靠拢！我攻击带队长机。”
迎面飞来的是一个轰炸机大机群。就在我即将开火的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见这些轰炸机的机翼上好象不是十字标志，而是红五角里。于是，我大喊；“不要开火！这是咱们的飞机！”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机翼上涂着黄十字标志的一批敌容克式轰炸机，从我们的“肚皮”底下一闪而过。这时，我悔恨己极。由于过分谨慎，竟犯了如此荒唐的错误！
我猛烈地做了一个半滚倒转动作，立即冲入敌群。待我的瞄准具捕住敌带队长机时。我立即按下射击手柄。我的几挺机枪和机关炮同时开了火，一阵猛烈的短连射。
敌机凌空爆炸。大火球吞没了敌机，也迎面向我扑来。敌机爆炸后飞散开来的巨大破片，从我的飞机身边擦过。
由于惯性冲用，我的飞机冲进了大火球，随之就是一阵猛烈的抖动，好象什么东西砸在我的飞机铁皮上了。眨眼之间，大火球又被甩在身后。我向四周一看，只见在我的左右两侧全都是敌轰炸机。其中一架起火了。看来，是那架凌空爆炸的敌机毁了它的“邻居”。这可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我的瞄准具又捕住最右边的一架敌机，我立即开火。敌机的一例机翼冒烟了。只见它立即转弯，随即迅速俯冲，妄图逃生。我当即追上去，补射一顿，击中敌机的左发动机。
随后，我就向高处爬升。在我的右侧，一架被热尔杰夫双机组击中起火的敌机正在下坠。在比我略高些的地方，飘浮着几个降落伞。这是从被我们击落的敌机里跳伞逃生的敌人。
这几个降落伞使我想起惨通敌人射杀在半空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时，我最喜爱的义子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正是在乘伞下降时惨遭杀害的吗？我怒不可遏，当即对准跳伞逃生的敌人狠狠地按下了射击手柄。
我们退出战斗时，飞机上的燃料已经所剩无几，只好在就近机场落地。
傍晚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机场。军械主任日穆吉大尉在停机坪上迎接我。
“我可真为您担心啊，近卫少校同志。”他一边帮助我解脱降落伞背带，一边说道：“您当着所有人的面那样庄重地许下了悲壮的诺言，要是万一……”
“没事儿，我亲爱的大尉同志。当然，要兑现在战友面前发过的誓言，有时是困难的。我感谢你为我精心保养了机枪和机关炮。还是枪炮顶用。是你保养的枪炮帮助我实现了誓言，帮助我揍掉3架敌机。”
在检查飞机时发现，我的机翼上和发动机包皮上，都溅上了滑油，都有黑烟迹，还有很多弹洞。我的飞机也被敌人打得够意思了！
六
秋天已经降临到乌克兰大地。从空中望去，金黄色的田野无边无际。这里，秋收时节刚过。在这一片土地上，人们重新开始了劳动生活。对角在地方，在第聂伯河的上空，硝烟依旧在地平线上弥漫，扎波罗热那边依旧战火纷飞。
我们飞行团转移到罗佐夫卡。在这里，我们得到短暂的休息机会。可是，战斗警报不断，飞机发动机的响声不绝于耳，空战时常发生。实际上，我们从未安安稳稳地休息过。
我们飞行员最恼火的是，敌人的侦察机每天都在头顶上嗡嗡叫。这种飞机通常总是在同一时间从高空飞来。
只要这种飞机一到，机场上的一切活动都只好立刻停顿。尽管我们的飞机都伪装得很严密，敌人的侦察机还是能够辨认出来。我们截击过敌人的侦察机，但是，一次也没有成功。
我想了想，决定在空中没埋伏。我的想法是，利用德国人墨守成规（说战术上死板更确切）的弱点，我们提前飞到离我们机场很远的敌机的必经之路上去伏击敌机。团长同意我的设想。
一天早晨，我和戈卢别夫严格按照事先计算好的时间起飞了。我们飞到前线上空以后，就在敌侦察机经常经过的空域周密搜索起来。
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一架双发动机的德国飞机。这种飞机我们是不陌生的。它的飞行高度大约7000米。当敌侦察机已经飞越能线，开始向我方控制地区深入的时候，我们断定，敌机并末发现我们。于是，我们迅速转弯向东，一边爬高，一边尾追敌侦察机。终于在罗佐夫卡上空赶上敌机。
德国鬼子直到发现我们紧跟在背后时才明白过来：落入圈套了。于是，慌忙下降，向一旁飞去，妄图从我们掌心里逃脱。可是，迟了。我们第一次攻击就把它打中起火，再次攻击把它打得粉碎。从那以后罗佐夫卡上空就再也听不到德国侦察机的吼叫声了。
１９４３年10月，梅利托波尔地区的战斗升级。处于这一带前线右翼的大托克马克附近的战斗尤为炽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飞行团数次转场。有时与突击梅利托波尔的地面部队配合作战，有时掩护向普里希布镇方向进攻的骑兵军。列奇卡洛夫和克卢博夫各自带领自己的小机群强击敌军地面部队。我和戈卢别夫则常常出动去执行空中游猎任务。
有一次，在向一个野战机场转场时，科拉耶夫团长驾驶的乌—2型教练机在着陆时发生了事故。机务主任科佩洛夫也在这架飞机上。当我赶到出事现场时，科拉耶夫团长已经被人送进医院。机务主任这一次又很侥幸，只擦破了一点皮而已。我之所以说他“这一次又……”，是因为在此以前，我们曾经从米格飞机的残骸堆里把他救出来过一次。在那一次飞行事故中，我们的好飞行员苏普伦牺牲了。
“看来，这一次你的造化又不小啊。”我友善地对科佩洛夫说道。
“或许这是最后一次造化了。我可再也不想坐飞机了。”他闷闷不乐地答道。
听科佩洛夫讲述科拉耶夫团长着陆时机轮如何撞击地面，紧接着飞机就翻扣过去的情形，使我不由地联想到：科拉耶夫为什么会在落地时出了这样不该发生的事故呢？科拉耶夫团长由于从不执行战斗任务，对飞机早已生疏，飞行技能早已丧失殆尽。据说，从前他飞得还不错呢。可是，现在呢，科拉耶夫已经不配当飞行员了。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他不知道紧张的战斗是什么滋味儿，他没有亲身感受过什么是危险，他不知道流血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能指望这种人指挥好一个飞行团作战吗？
祖索夫师长很快就赶到出事现场。他听过我的报告以后，知道科拉耶夫只受了一点轻伤，心情也就平静下来。
“上次咱们谈的关于掩护地面部队的问题，你没有生我的气吧？”师长问道。
“跟首长怄气是不应该的，上校同志。”无论如何我也得大声回答呀。
“这就对了。”师长笑着说，“这不是，这一次战斗，骑兵战友都由衷地感谢你们。好样的，你们打得挺漂亮！”
他略微沉思一下，接着说道：
“科拉耶夫已经住进医院。看来，住院时间不会很短。这样吧，现在你把这个飞行团的担子挑起来，这个飞行团由你负责指挥。”
飞行员们一听说师长命令我来指挥这个飞行团，就都自动来到团司令部的地下掩蔽部。使我高兴的是，他们都紧紧地和我握手或者只用一句话来表达他们对我真心实意的全面支持。此时此刻，我深刻地感到，哪怕是暂时地把这一副担子交给我，我的责任终究是重大的。
我没有工夫过多地去想这些。必须立即派出一个机群赶往梅利托波尔地区去执行战斗伍务。我军地面部队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地带。进攻又开始了。
第十七章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
一
飞行，战斗，学习，司令部里的繁琐事务……这就是我们通常的前线生活。我的故乡新西伯利亚如今离我太遥远了。那里有我的亲人，我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老家来的每一封信，都使我想起座落在卡缅卡河岸边的那座小房。老家来的信不多。我总是从字里行间去想象大后方的生活情形。在大后方，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愉快地生活。为了前线的胜利，人们都在从事着繁重的劳动，生活是艰苦的。至于人们为整天都处在战火之中的亲人日夜担惊受怕，那就更不必说了。
我知道，我的母亲现在太痛苦了。家里只剩下她和我的正在上学的小弟弟。尽管我把全部薪金都寄回家去，他们也还是只能半饥半饱地过日子。去年冬天祖母去世。直到现在，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才懂得她是一位多么好的老人。她总是那样心平气和，坚强，治家严谨。我们这些晚辈人都尊敬地，听她的话。我的祖母——一个非常好的俄罗斯农妇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我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给母亲写的信里，再也不提起我那“失踪”的弟弟彼得了。关于他的情况，我比家里的人知道得更详尽。
那还是在克拉斯诺达尔的时候听说的呢。当时，派我去列席旁听对祖国叛徒的审判。
在法庭旁边的休息室里，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士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是波克雷什金吧？”
“是的。”
“您有过一位名叫彼得的弟弟吧？”
他在问话里为什么要用“有过”这个词呢？这不明明是话里有“话吗？这里边显然包含着不祥的因素。
这位中士讲的情况证实了我的猜测。他和我的弟弟彼得同在干部部门工作。战争使他们两个人又在苏芬国境线上相遇了。后来呢？
“法西斯匪徒切断了我们的退路，继而向拉多加湖推进。我们的弹药全都灯光了。在撤退之前，不得不把大炮沉入湖底。我们动手做了一批木筏子，打算趁着黑夜，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湖。在夜幕的掩护下，尚可指望避开敌机的空袭，划到自己人那边去。彼得挑选了一些人，编成一个战斗小分队留下来掩护我们撤退。在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手头还有一点手榴弹和子弹，准备从树林里突围’。我们出发以后，枪声和爆炸声在我们背后响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彼得。您听到点关于他的消息没有呢？”
“没有。”
“那就是说，他，彼得．波克雷什金，在那个地方牺牲了。您太象他了，尤其是那一双眼睛。在我听到有人提起‘苏联英雄波克雷什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彼得·波克雷什金呢。彼得的个性我了解。他这种人是宁死也不肯当俘虏的。他准是举着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我告别了中士，就进入审判庭就座。听了被告的供词，我断定，这些祖国叛徒的主要特点是，在敌人面前和在微不足道的危险面前，胆小如鼠。正是这种卑鄙的恐惧，促使他们探出了叛变投敌的毒蛇头。他们正象从森林青草地上突然窜出来的蝮蛇一样狠毒。这一群为了活命而出卖灵魂的小丑，是多么难得的反面教员哪！与此相反，那些对德国法西斯匪徒怀有刻骨仇恨的苏联人，又使我们感到多么自豪！他们多么勇敢，多么忠实于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祖国！
……还在库班的时候，我就想要把那位素不相识的中士谈的情况，写信告诉远在新西伯利亚市的亲人。可是，我至今犹豫不决。母亲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时，心情是沉重的，但总比知道儿子已经牺牲强些吧。我在想，如果我有机会回老家，那时再合盘托出也不迟。
每当我想到回新西伯利亚老家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我那两坟金星勋章。说实话，尽管我们这些前线战士彼此之间极少谈及奖赏之类，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各级勋章的意义。谁不希望自己的功绩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呢？
我国政府先后援予我两枚金星勋章。第二枚是1943年8月底授予的。这不能不使我回忆过去，不能不使我反复思索人生的意义。当我接受第二校金星勋章时，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就想到了著名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想到了战前我和他在霍斯特的幸遇，想到了当时他对我说过的话。他深信我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那时他就看出我是一块当歼击机飞行员的材料。
一个人，当他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时候，他总会感到心情舒畅。在我成为王牌飞行员的时候，在我成为全国第十个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人的时候，我也有过这种感受。我在人生道路上最困难时期的往事，也就是说，我在选择到底走哪一条道路这个最重要问题的关键时期的往事，又在我的头脑里活跃起来。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是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呢，还是半途而废？
为祖国尽义务，这一直是我的最主要的最神圣的理想。我没有在因难面前退缩过，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也没有在同志面前耍过滑头。在战斗中，我竭尽全力争取圆满完成任务，给敌人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
我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多亏本飞行团战友们的帮助。如果在战斗中没有他们的可靠支援，那我是连一半战绩也不可能取得的。当然，在与敌机格斗中，我是不顾一切的。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僚机飞行员和其他飞行员的密切配合，那我的勇猛果敢精神也就无从发挥。
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承认，有时我不太照顾个别上级同志的情面。但是，他们也往往昧着良心来评价我的见解和我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