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脸朝这个小人凑上去，才发现这不是什么小人，原来是一九六○年我在走向新疆的路上见过的一个弃婴。这个弃婴满脸皱纹，象个老头，却又没有胡须，他嚎啕大哭地喊道：“我是寡妇！我是寡妇！……”
不知怎么，这个婴儿被他自己流出的眼泪腐蚀了。先被腐蚀的当然是他的眼睛，他的脸，于是他的脸变得非常狰狞可怖。最后，他终于化成了一滩水。我感到潮湿，我感到阴冷，感到有一片粘乎乎的液体陷住了我的脚。我低头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水，而是一汪无边无涯的鲜血！象败坏了的沼泽一样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想跑出这片血的沼泽，一抬头，却又看见那个蓝幽幽的枪口。它一直对着我，它始终对着我……我只好横下心向它走去，怀着悲哀，怀着壮烈的情愫。我向它越走越近，它却越来越小，蓝幽幽的钢制的枪口反而柔软了，耷拉下来，渐渐成了一个象一滴眼泪形态的绳套，一个光滑的可爱的绞索。与此同时，有个声音大声地告诉我：
“这就是你的归宿！这就是你的归宿！……”
我猛地惊醒过来，那喊声仿佛还余音未绝：“这就是你的归宿！这就是你的归宿！……”眼前，那一个绳套还凝然地悬在黑暗当中。被子的裆头正好搭在我的脖子上，给我一种上吊的感觉。我把被头向下拽了拽，仍静静地躺着不动，让那个可怕的梦境逐渐消失。
这时，我又听见她细如游丝的呼吸，向暗夜中无止如尽地蜿蜒。我陡地感到她的呼吸是那么亲切，那么动听，那么揪心。啊！我要把你呼出的气全部吸进我的肺里，让我把它带到天涯海角，让它潜入我的性灵，直到我投向我的那个命定的归宿，直到我化为灰烬……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五部
第六章
罗宗祺把几张白纸从抽屉里拿出来，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异想天开！”他神情疲惫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给你提供空白介绍信？”
白纸上，印章已经按规格盖好在纸的右下方了。信笺上部的标志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领导的农场的。这几张白纸因为有了这些鲜红的戳子而异常贵重。我从写字桌上拿起它，仔细地叠好，揣进棉袄怀里的口袋，会意地说：
“你不给我也没关系。现在外调人员满天飞，这种空白介绍信多得路上都能拣到。”
他的家还跟一年前我来时一模一样。只是他那时盖的小厨房已经有些残旧了，墙皮被那场大雨淋得露出了黄色的麦秸。屋子里，虽然并没有减少什么陈设，而在我看来，却感到萧条了许多。北面墙上那幅由意大利记者照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像框上挂了一条黑纱，两端垂落下来，搭在一盆没有生气的文竹上。他亲手绷的沙发早已失去了弹性，我坐在上面。象跌进了一个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两鬓爬满了白发，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响的藤椅里，更给我一股凉飕飕的感觉。
虽然是春天了，但到处都给人以凉飕飕的感觉。
上面的那一幕戏演完，他说：
“你给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只有四十里路，怎么会走这么长时间？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让人检查过了。”他苦着脸笑了笑。“你别看我现在是场长，可是还跟在监狱里一样，成天担惊受怕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监狱。”我说。
“是呀。”他喟然长叹，“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张臭嘴了：往坏的方面预料的事，总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从来没有实现过！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跟你说的话么？”
“怎么不记得？不过是来得太快了点。”
“你还觉得快？我倒以为慢了。”他懒懒地说，“这些年，我们国家就象石头往山坡下滚似的，越滚到后来越快。我看现在也差不多滚到底了。”
他抬起头，眼睛朝上，鼻翼噏动着，好象在嗅哪儿飘来的一股什么味道。他的眼光里有一种历经痛苦，备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终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这种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说，“不过，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
“能有什么属于人民的运动？”他在藤椅里烦躁地扭动。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运动群众，但又都说成是群众运动。‘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那就会给扣上个‘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不管会被扣上个什么‘事件’，可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总会来的！”我说出这些日子一直在心里酝酿的话，“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开，一批一批象你这样的‘民主派’都会倒下来。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这时中国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不走到斗争的第一线上去，那么我们十亿中国人就再没有资格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软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说到这里，我眼睛里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泪水。“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致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吗？麻木到连‘疼’都喊不出来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该死的人了！……”
我的喉头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发的坑里。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动。屋子里一时异常静谧，但又汹涌着感情的波涛，隆隆作响。
半晌，他思忖着说：“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走？走到哪里去？”
“我还没有一定的计划。”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这是个混乱的年代，连国家都没有计划，别说个人了！我只知道，这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两个概念都跟我有联系，运动一深人，我就会象七○年那样头一个被拧进监狱。与其让生命的火花在监狱里悄悄熄掉，还不如在一次风暴中让暴风刮灭！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从劳改队出来，曾经傻头傻脑地找过什么‘刘邓司令部’，当然，那时候只能以失败告终。可是现在，我想，如果你们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转向人民群众身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至少是支持人民群众，还是象过去一样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们拧进监狱，而你们还要撅着屁股低头请罪，那么你们这些‘民主派’也是活该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只手，苦笑着说，“你别这样写我们吧，我至少还给你提供了某种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正因为你给我提供了某种方便，我们就可以想象：就在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的同时，全国正在悄悄进行多少象我们两个在这里做的事，说的话！我们不会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后来居然会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这里促膝谈心，如果不承认这是历史造成的，又怎样去解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的运动。我们的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只有经过这场运动才能开始新生。”
他深邃的眼睛突然警觉地盯着我问：
“你准备好了吗？有……什么联系没有？”
“没有。”我坦然地笑道，“能有什么联系？跟谁联系？这十几年来他们作的最大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关系，而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交往。我甚至认为这是他们造成的最大祸患。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善意、人道和义快气概全部破坏掉了，把人变成了浪和狐狸。这样的道德状态，也只有在一次人民运动里才能净化，建立起新的人与人的之间联系……所以你不用紧张，不用担心我现在和什么人有联系。你革命几十年了，你和你的那些老战友有私人联系吗？能互相推心置腹吗？”
“没有。”他承认，“都是‘人一走，茶就凉’！”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也别说没来往，来往是有的，可全是靠外调人员牵的线。我一些多年不知音讯的战友，倒是通过外调人员的嘴才知道他们在哪里，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蓦地，一股悲凉的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向我们袭来。我们竟然生活在这样一片沙漠，一片自身正在遭受摧残，而又摧残着我们，但我们却对其无能为力的沙漠之中。这时，他家小院的墙外，一个人孤寂地唱起来：“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们静静地听着，仿佛要从歌词里得到什么启示。但什么启示都没有。在这个时代，凡是能够大声唱出来或喊出来的声音，全是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
沉默片刻，他才接着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想的那个什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他向上竖起一个指头，“他还在……一切都别想改观。”
“我明白。”我仰在沙发上，叹道，“可是周总理说过，‘人生难得几回搏’，现在全部情势都决定我必须去‘搏’一下了。别人可以等待，我也愿意等待，但我连窝里都蹲不住了，棍子快要捣进窝里来了，还怎么能等呢？他们要搞你这样的‘民主派’，还要先糊几张大字报，发动一下群众，造成点声势；要搞我的话，这些表面文章都不用做，光拿一副手铐来就行了。这十年来，我这种人是一直给你这种人当陪衬，又是打头阵的。”
“哼哼！”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这就叫‘先扫清外围’。”
我也笑道：“也可以说是先搞垮你们的‘社会基础’！这十年间我非常荣幸地给很多不同的人当过‘社会基础’。最早是‘刘邓司令部’的‘社会基础’，后来是‘五·一六’的‘社会基础’，再后来是林彪孔老二的‘社会基础’。现在又循环回来了，是‘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仍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幸亏我的背已经锻炼得和乌龟一样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乌龟”，我心中一动，情不自禁地脸涨得绯红。恰好这时朱蜀君端着托盘进来，招呼我们吃饭。她脸上有一种压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阴影。一年前那种欢快的气氛不见了，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怕弄出声响，好象罗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报纸、广播、各种宣传工具，已经把毒气散布到每一个家庭里，使得男人郁郁不乐，女人提心吊胆。我食而不知其味地吃着饺子，默默地想：我的决心是对的。
吃完饭，朱蜀君收拾着桌子，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走就走，为什么非要离婚呢？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断她的话。我不能说她不好，并且也不愿意别人怀疑她有什么不好之处。我寻字斟句地说：
“有的夫妻离婚，是因为没有感情；有的夫妻离婚，却是因为感情太复杂了。也许，即使我不走，我们俩也会离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着说，“能够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掌握适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门外，那个唱歌的男人又踅回来了，呜呜地唱着另一支什么“革命歌曲”。这真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没有再问下去。罗宗祺并不理解，但是也没问。于是，空气凝固住了。我觉得这正好是我告辞的时间。
“我走了，”我说。
罗宗祺当即从藤椅里挣扎着站起身。他大概还没有从他的什么想象中走出来，心不在焉，眼神恍惚。过了一会儿，他才仿佛很羞涩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潮热，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说。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来和朱蜀君点点头，算作告别。她站在屋当中，依然是那样忧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门。我在一瞥之间再次环顾了这间房子，这个曾经给予我友情的家庭，这个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怕被检举的地方，从此以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罗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面，在一条平整的通道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象卫兵似地挺立着，银色的树皮隐隐地泛出了绿色。白杨树的那边，才是用碎石铺的公路。我将沿着这条公路走向旷野。
“老章，我把这个送给你吧。”罗宗祺看看四周没有什么人，突然想起来，解下腕上的手表。“这块表走得还很准，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过表。秒针急促地跑着，好象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捕它似的。这真是一个用得着的东西，逃亡者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秒钟之间。我没有推辞，把它揣进我的怀里，跟空白介绍信放在一起。
“谢谢！”我说。
他两手乱摇，咕哝着：“谢什么！……看来一切都要靠时间来解决了……要是有什么事，可以写信来。”
“好的，”我说，“如果我还能够写信的话。”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几里，没有碰见一辆汽车，只有几辆大车和我迎面错过去。赶车的把式晃着鞭子，弓着背，和海喜喜一样地沉郁。他们是去城里装砖的，车厢板上落满红色的砖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路的尽头：在蓝色的天空下的一个小黑点。那就是喧嚣的城市，正在向人们猛烈开火的城市。先是用语言文字，紧接着就要用棍棒和枪弹。北边，大路的尽头消失在荒漠之中，象一条河似的，分散成为许多支流，于是也就无所谓哪是它的源头了。在大路两旁，还有一条条人踏出来的小道，向旷野里延伸。我走到一条干涸的大渠上，就开始岔向去我们连队的小路了。
草原已经被“学大寨”的人们破坏了。旷野上到处是一块块废弃的田地，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硝碱，象肮脏的雪原，象披麻戴孝的孤儿。虽然经过多少次风吹雨淋，但仍能看到一条条如伤疤般的犁沟，横七竖八地划在旷野的肌肤上。自然和人同时受到鞭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