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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是五·四时代。自从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就一直做了两千来年的“上帝”。中国封建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可孔庙的香火却是越烧越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好恶为好恶。以孔子的思想作为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都被视为是异端邪说。“五·四”运动一把火烧毁了孔家店，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着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人们以科学否定了天命，以民主平等否定了专制独裁。人类文明数百年来产生的先进思想滚滚涌入，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人们第一次知道在圣人的书斋之外，天地竟有如此这般广阔。中国以此才开始真正打开闭锁的国门，自觉地与其他民族站在一起，沿着文明的跑道向前奔驰。五·四时代是中华民族人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开始追求现代化的时代。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在今天仍是需要中学生们继承和发扬的。
第三次死去了上帝的时代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今的时代。
中国当代青年，在信仰的问题上，面临的正是一个“死去了上帝”的世界。
如果要确定一下“当代”的界限的话，指的就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诞生的这批青少年。他们出生于文革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上帝”的余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久久不散。这里的“上帝”并非哪一个人，而是指长期的冷战思维在整个中华民族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固定的信仰模式。
这种信仰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有它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内容上，它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以种种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为支柱，以崇高和壮烈为其美学特征。这种信仰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能够调动和集中全民族的积极因素，排除万难，克敌制胜。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对个人来说，这种信仰能够净化自身心灵，提高人生境界，使人获得高层次的精神满足。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正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产力水平普遍很低、物质生活普遍比较贫困的现实条件下，这种信仰并不是完全产生于自觉自愿，而主要是靠灌输和提倡。当它的超前性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回避现实，粉饰生活，这样就给信仰本身埋下了危机的祸根。而且在长期的极左思想统治下，这种信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神圣的信仰堕落成机械麻木的生物本能。把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崇拜并不是夸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这位伟人合乎自然规律地离开我们时，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他们以为“毛主席”三个字就像“老天爷”一样是永恒的。有一个叫小昆的孩子，当年曾经问她的哥哥道：“现在华国锋当了毛主席啦？”当时北京地区的流氓小偷在赌咒发誓时都会说“向毛主席保证……”，这与西方人的“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有什么两样呢？敬神的结局必然是渎神。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最后只剩下一大套程式化的书面语汇。当时的中、小学生还沉醉在那纯真美好的幻景里，而年长一些的人们，已经开始有所觉悟了。随着这种信仰的专制性所带来的日甚一日的窒息，上帝的末日也就降临了。
35岁以上的人，也许还隐约记得1976年9月的哀潮，10月的欢浪。虽然心理学早已证明，童年的突发事件会给人留下终生的印痕，但那毕竟是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大事”。一位中学生在火车上深情地回忆起三岁时如何含泪埋葬了心爱的小猫，但问他当年国家大事的印象时，他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当代的青年，是在父母满怀希望和喜悦的心境中度过童年的。他们的童年岁月里，没有战争、没有武斗。当他们翻开小学课本的第一页，第一次看到的不再是“毛主席万岁”，而是“人口手，马牛羊”。美术课上画的不再是被一支大钢笔刺穿了胸膛的刘少奇，而是小鸟、大树、小房子。音乐课上唱的不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而是“让我们荡起双浆”和“春天在哪里”。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享受父辈所未曾享受过的幸福童年时，“上帝”慢慢地死去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代替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代替了“两个凡是”。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真正进入了失去上帝的时代。一重重的纱幕被揭开，一句句的神话被打破，人们面对历史，痛哭、愤怒、咒骂，然后是突如其来的仰天大笑。在这充满悲酸的笑声里，新时期一位最著名的诗人发表了他那首令人心碎的《回答》：
…………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
神圣的信仰一变脸儿，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把戏。连这样不可逾越的价值都是空心的，世上还有什么可信赖的呢？对自身历史是不彻底的反思，开放国门涌进来的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终于淹没了中国精神界的一切权威。“团结一致向前看”逐渐变成了“向钱看”。一字之差，从精神转到了物质。取消了“向前看”就等于取消了任何信仰。等到我们的主人公陆续走入中学的大门，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此时他们所面临的理想领域，真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这一代青年就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开始学做自己的主人了。
就《口号万岁》答客问
您以一己之力如何搜集来这么多的“幽默标语”？搜集这些标语的初衷是什么？
答：根本不是故意“搜集”来的，因为俯拾皆是、触目皆是，走遍祖国大地，到处都是。用杨子荣的话说：“它撞到我枪口上啦。”宛如那铺天盖地的广告，一出门就往你的脑袋里钻呀钻，塞呀塞，你想忘都忘不掉。我是早忘记了大半，写文章时把记得的小半的小半顺笔写上一些，就显得不少了，其实，九牛一毛、九牛一毛啊。我也根本没有什么“初衷”，对语言的敏感，对汉语的自觉呵护，对祖国文化的切肤之爱，是我们语言文学工作者的天职，更何况我从小就见不得“不说人话”的东西呢。
《口号万岁》一文，读者还见过《中华人民口号国》、《口号人生》等几个版本，哪一个才是原初的版本？为什么几易其名？
答：本来就叫《口号万岁》，别的版本和题目都是转载者和剽窃者自己搞的。那些题目都不合适，跟我的风格也对不上。不过版本多、转载多、剽窃多，这也说明这篇文章确实击中了社会要害，这些口号简直成了人所共笑、人所共愤的公敌。所以，我把“真本”出版，以正视听。
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通过它达到什么样的反响和效果，在写作动机上有什么深层次的考虑？
答：这些荒谬不通的标语不但混淆是非，扰乱思维，实在也是给咱们国家丢脸，也给政府丢脸，我写出《口号万岁》一文，也是希望政府看到后能够管理管理。果然政府跟我是一条心，闻过则喜，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去清除了。可见我们的政府是能够做到执政为民的。至于“深层次的考虑”，那还是反思国民性问题。虽然现在政府来清除了，但是清除了标语，思维还在。不改变那种“口号思维”，那么过不多久，就还会有新的荒唐口号出现，比如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新标语：“清除不良标语，禁止随便写作！”真是难说啊。
标语这种宣传文化在中国之所以特别发达，您认为原因是什么？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标语有什么样的文化渊源和政治渊源？
答：这个问题在《口号万岁》一文里已经涉及了，这里补充几句。近代以来，中国急于完成“现代化”，总想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整个民族的心态比较急躁，恨不得三年五载就超英赶美。心里着急，一喊出来就是口号，一写出来就是标语。从历史上看，汉语具有凝练精辟的艺术性特点，本来就容易写成口号，也有很多精彩的、优秀的口号做榜样，中国人又具有喜欢“诀窍”、喜欢“念咒”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口号就在20世纪的中国，特别发达了。
有没有国家也像中国一样，经历过标语时代？没有经历此时代的国家是那种类型的国家？有类似经历的国家与中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答：口号的作用主要是组织民众，所以，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标语时代。现在的“广告时代”其实也是一种“标语时代”。我们不要因为那些荒唐标语的存在而反对一切标语。我们在反对“不良标语”的同时，要提倡和保护那些“良性标语”。什么标语也没有的国家，一定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人民一盘散沙。但是标语太多了，又成了“名教崇拜”。比如我们的某个邻国，天天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靠标语来自欺欺人，结果写出来的标语还是用的汉字，因为不用汉字就看不懂。苏联解体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也是标语横行。我中学是学俄语的，就学了不少他们的标语。他们也曾经有学者批评过标语现象，但是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重视，所以他们垮台了。
不良标语产生的黑色幽默，您认为可以分为哪几种？可以您文章中的具体标语为例。
答：这问题我没仔细想过。大概一是逻辑不通，比如“抽吉烟，爱四平”和“与其千日无火灾，不如一日不吸烟”；二是顾此失彼，比如“宁可增加一座坟，决不多生一个人”和“今世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三是满口废话，比如“哨兵神圣，不可侵犯”和“严禁武装抗税”。
在各种“幽默标语”中，性质最严重、危害最大的是哪一种？为什么？
答：那就是侵犯民权、违反宪法的一类了。比如“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因为这会激起民众极大的抵触情绪，给少数贪官污吏壮大了恶胆，更给境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攻击中国的口实。
标语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可以说“标语见证时代”？中国未来的政策宣传还需不需要以标语这种形式来进行？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告别标语时代？
答：标语当然是时代的见证，与时代是相互命名的关系。中国未来的政策宣传、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都还需要标语。我们决不能矫枉过正，说什么“告别标语”，那不又成了“不良标语”了吗？标语无罪，但以“从良”为上。谁要胆敢把“执政为民”这个标语给清除了，那他就是罪莫大焉了。
请对政府清除不良标语这一举动进行评价。
答：英明，及时，果断。历史证明，政府多听听我们学者的话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兼听。假如现在另有学者反对清除不良标语，主张执政就是不该为民，也要耐心听他到底是什么理由，让他把话讲透。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啊。
他们凭什么是大师
－－孔庆东解读鲁迅、老舍、金庸的人文精神
人文素养，这是个非常好的概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一场关于人文精神是否失落的讨论，我们认识到了要增加“人文”，但是怎么增加呢？鲁迅、老舍、金庸他们都是有人文素养、人文精神的人，那么他们的人文素养是由什么构成的？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他们为什么就可以成为大师呢？
热爱吃喝拉撒睡
第一个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热爱生活”。这是我在研究、阅读许多大师后得出的一种结论。
“热爱生活”就是要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对吃喝拉撒睡都要感兴趣，你才能热爱得起来。我热爱生活，就是喜欢吃饭，喜欢睡觉，喜欢玩。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妹妹很挑食，她看见我吃饭很奇怪，就问：“哥，你怎么这么喜欢吃饭？馒头也吃，米饭也吃，你怎么这么爱吃饭啊？”我说，吃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想，这个饭啊它也是生命，原来不是动物就是植物，它本来是长在那里的一棵翠绿的东西，或者一个活蹦乱跳的东西，结果我去把它杀害了，烹熟了，呼噜呼噜把它吃下去变成了我的一部分，也就是我的生命占有了它的生命！我如何不乐呢？生命的基本快乐就在于占有别人的生命，它是人类的本能！
我在北大开的鲁迅课，重点不是讲鲁迅有多么伟大，我对学生讲鲁迅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的品格是怎么来的。鲁迅是一个很会生活、生活得好的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鲁迅的月薪是300大洋，而当时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标准是两块大洋，他是生活在当时社会消费能力最强的层面上的人，有丰富的生活情趣和内容。老舍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的爱好，如爱养花，爱小动物、小麻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