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听“海峡两岸”这样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的提法。所以，考虑到这些因素，在二者对举的上下文里，还是用“南韩、北韩”为合适。这样才能突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人民的分裂之痛，表达我们支持统一的一片真诚。欧美等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用的。本书为了出版方面的格外慎重，多处使用了“南方”、“北方”一类的概念，在不是并列的情况下，也分别酌情使用了正式国名或简称，但作者的客观立场是一致的。特此说明。
峨嵯山的由来
根据梨花女大研究生搜索的有关资料，我和她们一起考查了一下峨嵯山的得名，算是进行了一次“跨学科”学术训练。汉城广津区有一座名山，名字叫做峨嵯山。给人的感觉很雅。我知道汉语中有个词叫“嵯峨”，意思是山势高峻，我还在一首咏承德的诗中用过这个词。可是把这个词颠倒过来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我这个从小喜欢咬文嚼字的家伙对此发生了兴趣。
根据当今韩国流行的说法，这个名字是在朝鲜明宗时代起的。关于此名的由来，有一个小故事。
明宗时代有个叫洪桂观的人，算卦非常灵，名声传遍全国，终于传到明宗的耳朵里。明宗觉得这样的人似乎可以辅佐国事，有助朝廷，就召他来王宫觐见。
洪桂观高兴地来到国王面前，低头站着。（大概因为国王不是天子，因此可以不跪。）
“你算卦算得灵吗？”
“是”。
明宗把准备好的柜子指给他看，说道：“那么，你算一算这里面的东西，如果你算得对，我将满足你的愿望；算错的话，就砍掉你的脑袋。”
洪桂观沉默地盯着柜子。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是老鼠”。
这句话使国王和大臣们大为惊讶，果然名不虚传，真是有本事的人。
“那么有几只老鼠？”
听到追问的洪桂观又看了看柜子：“是三只。”
“呵呵，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赶快打开柜子！”
一打开，众人却看见只有两只老鼠缩在柜子里面。
“怎么会这样？”大惑不解的洪桂观无可奈何，脑袋保不住了。可是他对被杀一事死不瞑目，他的心里充满了疑问。
洪桂观被拖到刑场去之后，明宗冷静地思考了一下，突然叫道：“峨嵯！－－来人！把那只母老鼠的肚子剖开！”按照国王的吩咐，下人剖开了老鼠的肚子，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一只小老鼠。“峨嵯！孤差点儿杀掉无罪之人！喂，赶快传旨，停止死刑。把他带来。”
此时，洪桂观正在临刑之际。他最后算了一次自己的命，答案是命不该死。于是他请求刽子手多等一会儿。这是临死之前最后的请求，所以刽子手应许了。
“有王旨！等一等！”一个骑马跑来的人远远喊道。
可是这话刑场上听不清楚。刽子手以为是责备自己太慢，是国王派人来催促自己，脑子一急就挥动了大刀。洪桂观命不该死的命就这样死了。于是，后来人们就把刑场上面这座山，叫做峨嵯山。
这故事颇有民间传奇的趣味，但是我想国王喊叫的那个“峨嵯”是什么意思呢？我问学生，韩国语中的“峨嵯”是什么意思，她们却不知道，她们说现在韩国语中没有这个词，说这可能是那位国王自己发明的语气词。我想哪有自己发明语气词的？必然另有蹊跷。我心中暗自揣测，这个“峨嵯”，恐怕是个表示惊叹的粗话，就是汉语中北方男人常说的“我操！”但是这话不能跟学生讲，于是我决定亲自去考察。
我带着饮食和有关资料，用了一天的工夫，爬遍了峨嵯山的上上下下，回来又查史书佐证。发现峨嵯山古时叫做“阿且山”。高句丽的大将温达就战死在这里。这说明我的猜想是有根据的。“峨嵯”是从“阿且”的发音转变来的。“阿且”没有意思，纯粹是记音。“阿且”这个纯粹表示发音的名字，就是“我操”一类粗话的饰词。台湾在戒严时期，不许报刊上出现“我操”这样的粗话，于是文人们就利用近似的发音改写为“哇塞”。天长日久，竟然成了一个固定的感叹词。而后又从台湾传播到香港，又传播到大陆内地。这种因避讳而造成的转音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每次打排球发球时，都要高呼一声“我操！”。但因为大家嘲笑，尤其是经常有老师和女生观看，他在呼喊之时就不免心虚，舌头一拐，喊出来就变成了“阿扎！”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阿扎”。现在网上经常看到“我靠”，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阿且”恐怕就是从当时中国传来的“时髦感叹词”。后来的文人觉得不雅，就给换成了文绉绉的“峨嵯”，仿佛是表示高山峻岭的一个词。但是在纯正的汉语里，只有“嵯峨”而没有“峨嵯”。而当今韩国又废除了汉字，只剩下了一个近似“阿恰”的读音，所以现在和以后的韩国人是万难知晓此山得名的真正缘由了。正像当今中国的时髦美女，一口一个“哇塞”，自以为在说高雅的港台语，而不知道那不过是粗话的一音之转而已。倘若这个假设成立的话，这说明至晚在明朝时，汉语中已经大面积普及了那句粗话，而且已经传入了韩国宫廷，连韩国的国王一着急，也不由自主地出口成章了。
我看高行健获奖
2000年10月12日入夜，我在汉城灯红酒绿的新村闹市独自吃了晚饭，正欲回到我那孤独的寓所，忽然汉城大学的李政勋博士打来祝贺电话，告诉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得主是中国的高行健。我赶紧去上网寻找消息，然而中国的几个大网站都还没有反应，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做好中国人获奖的准备。接着，在韩国的其他中国教授打来电话，都说高行健获奖，未免有点意外了。很多中国教授，甚至根本不知道高行健是何许人。
新千年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人，这总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但是这恐怕不会在中国人中间引起太大的激动，因为这奖来得太晚了。中国人原来把诺贝尔奖看得非常神圣，获奖者中也的确不乏真正的大师。但是看来看去，就看透了。获奖者越来越鱼龙混杂，拒绝领奖的也有了，获奖者自己不好意思的也越来越多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获奖者的文化姿态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人80年代以后，年年都要争论一番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我们中国人。许多人搬出鲁迅的教导：“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但是鲁迅的这话是在特殊的时代说的，并且那时诺贝尔奖的质量还很高，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和误解也没有这么深。这话用来自谦是可以的，但是用来解释西方为什么不把诺贝尔奖给中国人，就未免可笑了。
东方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少了，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还有非洲的一些。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应该获奖的作家至少有几十位。可是一年年过去了，中国人慢慢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闲话的题目，除了中学生，没有人真的那么热情了。大概西方人也觉得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整整一个20世纪100年，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奖，这已经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西方的耻辱。所以，就在中国人已经满不在乎的时候，让你获奖了。好像风雨过去之后，他慷慨地把雨伞送给你。然而又送得的确不大合适。
这次高行健的获奖，对于高行健本人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高行健是新时期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他的艺术水平，获得这个奖是当之无愧的。但是问题是，如果高行健能够获奖，那就意味着，在目前活着的中国作家中，至少还有20个人可以获奖。这对于瑞典文学院，无疑是具有很大的讽刺意味的。
从好的方面说，这给了中国的作家极大的鼓舞，大家说：“喂，好好写吧，说不定明年咱们也能获得诺贝尔奖呢。”从坏的方面说，这件事使得中国人更加不把什么诺贝尔放在眼里。因为高行健虽然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但是他的作品主要是属于先锋探索类的小圈子试验，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几乎没有影响。他的《灵山》在获奖之前就没在中国大陆发行过。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显然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来阅读高行健的作品的。评委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马悦然先生翻译了大量的高行健作品，他自己的审美趣味、他有一位当过右派的岳父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投票当中。另外，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也对他的获奖产生了极大的帮助。但是这一次西方人又错了。因为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与俄罗斯那些流亡作家是根本不同的，这根本不会在政治上给中国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它只是再次证明了西方人的天真或者无知。
东方对西方已经了解得超过了他们自己，而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可以说刚刚入门。不过这次颁奖，总还是表现了西方人的善意，希望他们以此为起点，把东方学这门课程的成绩提高到A或者B，这也算是这次颁奖的收获吧。
（此文写于颁奖当夜，次日凌晨韩国《文化日报》即翻译发表，大概是第一篇评论此事之文。后又被中韩多家报刊网站登载）
沉默的宣传员
走在街头，常常有人把一张什么纸塞进你的手里。那纸上无非是一些广告，酒店茶馆开张，电脑电视降价，服装鞋帽展销以及滋阴壮阳的春药。拿到的人看上两眼－－有时看也不看，就随手丢在路上、垃圾筒里或路边的自行车筐里。而发放的人并不在乎，继续一张一张地向行人手里塞着。他们沉默着，“塞纸”是他们的工作，塞一天纸，可以得到10块钱左右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宣传”工作谈不上什么热情，对宣传结果也并无多大的信心和期待，他们基本不说话或者只是没精打采地重复着几句废话。他们不论在街头还是在老板那里，都是最不受重视的人。在全世界的闹市街头，在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巴西、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张没有表情的面孔，既陌生又熟悉，为了糊口，毫无热情地宣传着那些自己并不关心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员的特色，这是一个失语的宣传时代。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当宣传员的情景。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街头去宣传，我们高举着猎猎飘扬的红旗，排着队，唱着歌，来到十字街头。值班的交通警察给我们敬礼，路边的居民给我们送水。我们好象过节或游园一样地兴奋，手持喇叭，蹦蹦跳跳，个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阵锣鼓，营造气氛并引起注意。然后我们像朗诵课文一般地喊着：“同志们，听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传员。过马路，别着急，一急就会出问题。红灯停，绿灯行，乱闯红灯可不行。抓革命，促生产，交通运输要发展。安全第一保正点，狠狠打击帝修反，帝、修、反！”过些天，编了一套新词儿又来了。“同志们，听我言，我是文明卫生宣传员。勤洗澡，勤理发，勤换衣服和鞋袜。人民城市像花园，不能随地乱吐痰。苍蝇蚊子要杀净，不许到处传染病。搞好卫生闹革命，干干净净迎国庆，迎、国、庆！”一个人喊着，其他人就把传单塞给过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几眼，就小心地叠好，放进衣袋。有些没有急事的人，也会停下来观看一阵，有时帮我们敲锣打鼓。在这样的宣传中，宣传员是十分投入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内容，相信自己的宣传效果。他们激动而来，自豪而去，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们自己的热情贡献、热情参与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宣传，有时表演的性质要大于实际的效果。对自己所相信的宣传内容，他们并没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闯红灯跟打击帝修反有什么关系，苍蝇蚊子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起迎国庆，在他们大多数的心里，是想都不想的。那可以说是一个宣传的表演时代，不论中国的红小兵还是美国的披头士。当然，表演得非常真诚，演员和观众都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艺术祥云之中……
我于是又想到更远的宣传时代。那时的宣传员，没有锣鼓，没有红旗，也没人给敬礼和送水。在熙熙攘攘的闹市街头，突然一个穿长衫戴围巾的男青年或是一个白衣黑裙的女青年，站到高处，振臂一呼：“同胞们，国家要亡了！我们不能再醉生梦死了。起来呀，用我们的血肉拯救民族危亡。爱国无罪，燃烧起你们的热情，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屈服的……”他们的宣传经常没有完成，就传来警笛声、马蹄声、警车声甚至是枪声。他们呼喊出最后一个高昂的句子，一挥手，传单像燕山雪花一般飞入人群。有人迅速地抓了一张或几张便走，有人抓到后拼命地看几眼，丢下再走，有的则掉头就跑，惟恐避之不及。那宣传员迅速地消失在人流里，偶尔跑得不及时，则被带进了铁窗，带上了刑场。他们的宣传没有报酬，有的是生活的飘荡和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宣传的不是别人的东西，也不是他们需要去相信和理解的东西－－那就是从他们自己心里长出来的东西，用不着去“相信”和“理解”。他们不会失语，即使他们闭上了口，他们的声音也久久地烙在听众的胸膛里。那些没拿传单的人，在夜里，心跳着，一遍一遍地回想他们的音容；那些拿了传单的人，把他们的声音扩散到更大的人群中。他们不是表演，他们只是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但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人类历史中最精彩的艺术。那是一个宣传的伟大时代。
伟大的宣传员们都已离开人世或即将离开人世。表演的宣传员们则大多已然丧失热情或正在深刻反省自己的表演。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那些沉默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