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想留在外国跟他搞“一家两制”了，她回国想跟他“两人一家”地过日子。但是李真的政治野心和财富目标越来越大，大得使她不能适应，也不敢适应了。于是，她果断地与他离了婚。
李真很伤心，想把柳絮的新任丈夫调往异地他乡。
但是权力在前妻面前失去了威力。
她正告李真：“你要敢这样做，我就把你们干的好事全捅出去！”
李真害怕了，没敢轻举妄动。
李真被抓捕以后，柳絮没有什么动静。
侯磊打电话邀请她和丈夫一起出来坐坐。
这不是传讯。
传讯，轮不上侯磊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出马；坐坐，却可以。
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查办案件，也各有各的办法。
侯磊领导河北省的检察工作，指挥反腐败斗争，从来就是很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因为这项工作很难干。你的工作对象是腐败分子，而有的腐败分子是领导干部。
比如李真，现在你可以调查他的问题了，他在台上的时候，能让你随便调查吗？不仅不让你随便调查，甚至还可以给你找点麻烦。检察院就是一块净土吗？司法腐败不也是很严重的吗？
这没有错。侯磊大力整顿内部，加强检察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了战斗力。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正好
派上了用场。这是策略，还是智慧？都谈不上。是一种无可奈何。
如果不是中央纪委下决心查处李真的问题，也许侯磊还在一直加强整顿呢。
现在他可以不整顿了。
他给柳絮打电话说：“我是侯磊，可以请你和你爱人出来坐坐吗？”
柳絮一听是侯磊，先就吓了一跳。
侯磊代表着什么？一把利剑，反贪利剑。过去柳絮和李真搞“一家两制”，最怕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听到有人把他们称为“利剑”，就更害怕。现在利剑向她指过来了。
李真本来就是个刀刃上骑车子——不要命的主，可以不那么害怕，照样干；柳絮可没这么勇敢，早就让这枝明晃晃的利剑给镇住了。
现在利剑就在眼前，她仿佛看到了闪烁的寒光，能不害怕吗？
但是一见到侯磊本人，“剑”的感觉就没有了。他说话很和气，态度很可亲。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相对而坐，说一些一般的客气话。柳絮很会说客气话。但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
侯磊注视着她，慈祥而关切。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吗？抑或是不幸中万幸的女人？她很了不起。她把握住了自己。慈祥和关切之中，还有或多或少的敬意。
女人是感觉极为敏锐的动物，如果用话语来放松她，跟她讲道理，她或许什么也听不懂，但运用目光就不同了，她们最会阅读目光，连你不想暴露的东西都可以给你阅读出来。幸好这位新近被授衔“大检察官”的侯先生心地是坦荡的，同情和敬意都是真实的。所以，柳絮被感动了。
再加上早就知道这位领导是那么有才气和能干，便对他有了一种信任感。这就好办了。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她就都能听懂了。智力随着感情而增加。
谈了几句，她就明白了，这把利剑不是冲着她来的。甚至可以理解成，是保护她来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需要她付出什么呢？女人往往习惯于想到这一点。
可是却没有任何暗示。
没有任何想让她说出什么或者揭发什么、交待什么的暗示。
侯磊不会强人所难。况且这也不是讯问，只是谈话，平等的谈话。她可以什么也不说。
作为一名前妻，她有权力和道义，来保护她过去的丈夫和现在孩子的父亲。
侯磊当然不能向她透露，查办李真这个案子有多么艰难，但也没有必要装出多么的乐观和稳操胜券。让她感觉到，他需要她的帮助就行了。
他觉得，这第一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
他告诉她，在专案组这里，她是安全的，将来随着案件查办的深入，可能会问到她一些问题，但她本人绝不是调查的重点，如果她自己不是真有隐藏得很深的问题，就大可不必担心，更不必急着躲到外国去不回来。这对我们和你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毫无疑问，这次谈话是为办案需要设计的。
但是，为什么不也可以说，是为她的需要设计的呢？
解除她的恐惧心理，让她安安静静地生活。
办案不应该是一味地索取证据和口供，有时也要为当事人着想。只有懂得付出，才能最终得到。
所以谈话可以结束了。她已经完全不害怕了。
她只是对没有向侯检察长说些出什么，感到有些歉意。
过后她对这次谈话有一种欠债感。
于是又有了以后的几次谈话。欠债总是要偿还的。
她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李真的事是李真的，跟她没有关系。这个案子的彻底查处，对李真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对她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第九章
9 、检察长有了底
如果这次还不能彻底查结，再把李真放出来，那就跟放虎归山没有什么区别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确定无疑将是被伤害的目标。
为了今后过平静的生活，她必须帮助侯磊。
前妻的“倒戈”，使专案组取得了很大的主动。
柳絮提供的情况，是一个“底”。
侯磊向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真专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作了汇报。有了这个“底”，专案组才能下决心。一时不能突破，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有了“底”，这比什么都重要。
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主管领导也多次听取专案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人、财、物各方面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支持。
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常务副书记刘宝宣，到办案一线认真检查工作，把握方针政策，排除办案阻力。
侯磊还在行动。
他找到了河北省原国税局郑局长。李真在任期间，跟郑局长的关系还是处理得很不错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协议和秘密吗？
当然这样的谈话更不是传讯，而是同志之间，甚至朋友之间的一种交心。侯磊有这种优势。
李真由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调任省国税局副局长，明显地不会停留在副职的位子上，下一步肯定会把局长取而代之。郑局长感到恐惧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郑局长没有。他很安之若素地坐在正职的位子上，发言着，指挥着。李真也请示着，汇报着，很是一个副职的样子。但大家看得出来，大主意是由李真来拿了。然后李真就当了局长，老郑做了党组书记。郑书记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原来是李真许了愿：保证郑书记有更加光明的政治前途。
凭李真当时的权势，这不会被认为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是现在可就成了一张彻头彻尾的空头支票了。
应该有所反思吧？侯磊认为。
他以老朋友的身份找到了老郑。已经退下来的老郑还能说什么呢？唉！一切都过去了。向前看吧！
在向前看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纸箱子的问题，那是李真的。
这又非常重要。
侯磊找过许多人谈话，掌握了很多东西。
这是“底”。
有了这个“底”，专案组这只航船，无论行驶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之中，舵手心里不发颤。
李真一笔一笔捞取了大量钱财，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哪知道这恰恰是断了后路，成为铁的罪证，跑也跑不了啦。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却又对党没有信心，老想着往外跑，好像外面更有前途。
这是一个误区。外面对有些人可能有前途，但对李真这样的官员似乎前途不大。外面不需要官商。他不会赚到一分钱。可是他在国内只要动动脑子，用用权力，就可以大把大把地捞。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往外跑。
其实对李真这样年轻聪明、前途看好的后备干部来说，向境外转移财产，甚至最后向外跑，绝不是他的初衷。
他的政治野心是很大的。李真在《忏悔》中说：“还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蓝图，将来能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野心，他便“利用工作之机，在省、市级领导及北京上层广泛地建立密切关系”，用以“对未来的仕途发展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这个构想是极为不错的，只要自己守得住清廉，别干太出格的事，别犯大的错误，就很有可能实现。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非常清楚。也许他在心里已经多次告诫过自己，不能贪，不能色。前途重要啊！
可是他又实在管不住自己。环境不纯洁，机制不健全，风气不正常。处处充满了诱惑。对肉身和灵魂的双重诱惑。
要想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复杂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清廉，不去随波逐流，不去堕落，这是很难很难的。但也不是不可以做到。这需要一个人有很强大的定力。需要他的灵魂很好地发挥提升和引领肉体的作用，不要行尸走肉，随波逐流。也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根儿要扎得牢，扎得结实。
可是李真却信仰危机，从根儿上动摇了。他只能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他知道这很可怕，很危险。他知道这不如清贫些安全，知道别干出格的事是一道警戒线，只要不越过这道警戒线，自己绝对会有远大前程。
当他被“两规”之后，他才更加刻骨铭心地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所以当办案人员询问他时，他总是恋恋不舍地说：“我不会干出格的事情。”这虽然是假话，却表示他多么后悔干了出格的事！
看他从丙那里要“回扣”，我们感到，每一次都是非常“稳、准、狠”的。一签合同就把中介费拿走，绝不给你拖的机会，而且6 个百分点不变，而且施工质量必须保证。这里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像猛兽捕杀小动物那样干净利索。这说明李真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坚强了。认为只要不出大事，就凭吃点“回扣”是翻不了船的。
在腐败的问题上，每个人都可能是一桶炸药，但表面上都很安静，没有暴露，没有爆炸。关键是没有导火索。谁要是碰上导火索，就会轰地一声爆炸了。在建筑工程问题上，他把“豆腐渣”工程当成了导火索。由此可见他并非不知道保护自己而一味蛮干，他比谁都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李真是个聪明人。
关于给丙承揽工程的事，李真在《忏悔》中是这样反思的：当提出想承揽一些国税的基建项目并将挣得的利润和我共同分配时，虽感到不妥，担心由此会出问题，可为了达到心态上的某种平衡，特别是顾全彼此间的深厚友谊，还是同意了这种想法。
第十章
10、搞“一家两制”
李真在交代中说，为了我的长远发展，做工程一定要确保质量，挣合理利润，绝不能出任何问题。对方表示非常理解，一定按我说的去做并安慰我说：“你不要太顾忌，许多人批项目都是公开地要钱，我们如此慎重，不会有事。‘就这样我陆续将秦皇岛、承德、衡水国税培训中心的基建工程在形式上通过合法手续后，交给了他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多次严肃地对基建负责人指出：一定要按局长办公会确定的预算，严格控制，合理支出，确保质量。完工后要严格审计，出了问题拿你是问。以后又数次听取汇报，实地考察，认为工程质量好，比相邻类似的项目还节省了许多资金，不会出任何问题。因此日后他们将事先商定的利润送给我时，我只考虑此事如此周全，他人又绝不知晓，不要无非是对方多拿点钱而已，要了还有长远保障。当然也认为他们为人诚恳，办事稳妥，而忽视了法律的尊严，使我贪婪而又糊涂地再一次触犯了刑律。
李真糊涂倒不是太糊涂。他已经非常理智地分析过了。只要没有导火索，工程质量不出问题，305 万元的这桶炸药就不会爆炸。
人，总是在进行着一种心理的较量。心理优势没有了，垮了，就一切都垮了。当他吃“回扣”的时候，他就设想了一个导火索的敌人，然后把这个敌人消灭掉，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他就敢吃了。
现在需要李真承受的远远不是一根导火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一个地把问题想明白。他自己跟自己在进行着一种心理较量。他的《心灵的忏悔》洋洋万言，有表面文章的地方，但大部分说的是真话。他得把自己顺过来。
“回扣”的问题这样顺了一下以后，紧接着又被“不干出格的事情”的情结占据了。这时候他才更加觉得，那种见到钱时的谨慎、小心，甚至害怕的心理，是多么地可贵！如果总能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下来就好了。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下场了。没准又向“封疆大吏”的目标跨进了一步。
他想起李国庭曾给他的5000块钱。这位张家口烟厂厂长，“中国四大烟王”之一的人物，算是很看得起他的了。那时候他还是省政府办公厅秘书。虽然地位也不低，但李国庭什么没有见识过，完全可以不把他一个小秘书放在眼里。但是却屈尊给他5000块钱。
他不敢要，再三推辞，但李厂长硬是塞给他，那么大年纪的人，都要不高兴了，他只得勉强收下来。收下之后很痛苦，很难受，好像旧社会妇女失去了贞节似的。一连好几天都不能摆脱这种折磨，就干脆把这件事向领导汇报了。
领导犹豫了半天，最后说，还是退给他为好。他就把那5000块钱还给了李国庭。李国庭先是生气，继而悲伤，差点流出眼泪来，说：“某某某瞧不起我啊！”
他当时很奇怪，李国庭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可能这不只是简单5000块钱的问题吧？这里边的问题很复杂吧？
对于这种复杂，他还不甚了了，还不如司机明白。
他在《忏悔》中回忆说：“当初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一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等小礼品，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