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说明没有眼睛能更容易看出人类的亲情。假如如此，我可以告诉他，视力恢复后他能看得更清楚。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有时我能很容易地正视自己的残疾。我不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瞎眼的男人；我不是教授，我是一名盲人教授。萨克斯医生的一位病人雷伊曾说：“假如你能摆脱疾病会怎样呢？疾病就是我，没有它我也荡然无存了。”萨克斯的结论是，雷伊认为没有疾病就无法生活，因此不在乎病魔缠身。后来有一种药物能够抵抗雷伊的病痛，但他逐渐拒绝服药从而回到了以往的状态。萨克斯的另外一位病人把他的残疾归结于卫生和医疗条件所致。此外，陀斯妥也夫斯基1有一句闻名于世的话，他说：即使人生的所有欢乐也换不走疾病带来的乐趣。
对于残疾的这种看法，尤其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补偿之后，往往使人感到欣慰。然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欣慰之情被一次以意外的手术夺走了。它使我回到了光明的世界，无法继续在幻觉中沉迷。我被迫看到了健康与残疾合二为一的事实。我们在生活中既是赢家，也是输家，此一时，彼一时。有时活蹦乱跳，有时病魔缠身；有时明察秋毫，有时双目失明。因此，我的一个盲人朋友说，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暂时没患残疾而已”。
此刻，如果任何人能和我一样思考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复明比失明更富有悲剧意味。盲人和世上所有的明眼人一样，他们能够爱。如果没有爱，仅仅减去残疾人的所得税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盲人像勒梅特所说的那样，对于一切都很冷漠，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黑暗至少是有方向的，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光明，虚无飘渺之中无法辨别方向。光明和黑暗对于无所谓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奇迹创造者不理会人们是否愿意，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让盲人复明。从耶稣开始乃至用蜜蜂为波托克治病的女人都喜欢把治疗失明作为奇迹。有多少人曾告诉过我失而复明是一种奇迹？如果他们的意思是为了表达祝福，当然无可厚非。我喜欢海伦·凯勒1的说法，当安娜·沙利文走入了她的生活之后，她突然产生了出现奇迹的感觉：
我走出埃及到达了西奈。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及了我的灵魂，使我看到光明，见到了众多奇迹。我听到一个声音从神圣的山上对我说：“知识就是爱，知识就是视觉和光明。
倘若海伦·凯勒能够见到光明，她将写出多么伟大的文字啊！
萧伯纳在《圣女贞德》一剧中说：奇迹是创造信仰的任何事件。如今，我对医学科学无疑有了更多的信任。然而我懂得，我之所以能够重见光明并非完全由于科学。时机在这里似乎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护士打电话约我第二天就诊；我与基利恩医生之间的缘份；眼压突然增高要求必须进行手术；多年的感染居然没有破坏眼内的清澈，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我不想说明哪些是科学，哪些是奇迹。我知道我能重见光明，或云失而复明，应该完全感激人的信念，其中包括对科学的信念。
除了意外因素之外，改变生活方式似乎应该成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起点，我是在体验了十五年失明痛苦之后获得新生的。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失明也好，复明也好，不论考验何时到来，我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和提瑞西阿斯一样，经历过两个不同的世界。
和提瑞西阿斯不同的是，我不会向众神说出我对性的看法（尽管我现在穿的是一双新的绿袜子），甚至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如何看待黑暗与光明的。如果有人问起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认为我用明眼人的观点解释过去的失明，我将含混地告诉他们一些有关事物双重性的理论。也许我会引用那句有关失明和不失明的老话：我们都是不健全的。过去，我曾希望在盲人的国度里充当一名小小的国王，为此我请求原谅。我要向他们背诵一首“百鸟齐唱，不知谁鸣”的诗，诗的出处虽然已经忘怀，但诗中说：“蝙蝠热爱黑暗”。
由于本书未做任何脚注，因此我在书后附上一份带有注释的引文参考书目，它们取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河畔图书馆，可以外借。
我对阅读过手稿和/或提出建议的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们是：H。G。吉姆·伯恩斯、约翰·麦克·法拉格、凯西·菲施巴赫、奥古斯特·弗吕热、埃德温S。高斯塔德、玛丽·盖兹利、米歇尔·霍夫南、珍妮L。基利恩医学博士、罗·马苏尔、沃纳·马尔蒂、斯蒂芬·芒兹医学博士、詹姆斯B。帕森斯、罗伊·哈维·皮尔西、奥利弗·萨克斯医学博士、费德里克·施罗德、唐·斯图腾博鲁夫、戴维·沃伦、堪达斯·沃特，以及朱迪丝·萨拉格萨。我要特别感谢威廉·布兰登对我始终一贯的鼓励。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斯坦利·霍维兹对我的热情关怀（“跑，不要走，一直跑到最近的邮箱”）。能和他以及米歇尔·诺顿、戴安娜·法因贝格和希拉·勃格等编辑一起工作确实非常愉快。
本书的所有篇幅都表达了我对雪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