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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内兹十分害怕，一想到要进行静脉注射和测量血压便全身发抖，因为这些使她想起了以前一次噩梦般的手术。我们并排地躺在床上，测量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然后用药。我含混不清地向她讲述我一年前的手术情况，她听了之后似乎不那么紧张了。她生于特立尼达，嫁给了一位瑞士人，并且对她的七个孩子感到十分自豪。静脉注射减少了她眼中的泪水。我很高兴她在我以前进行手术，减少了她担惊受怕的时间。
对于我，准备工作好比故友重逢。打针的护士多洛雷斯说她还认识我。当然，去年我只是感觉到她，因为那时我看不见。麻醉师戴夫听说过“阳光先生”的事，把我像一个知名人士那样介绍给大家。（别人记得你，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手术过程中，我看到了所有设备，看到了升降式的显微镜和血压监视器。我看到了一张张俯在我身上的戴着口罩的脸，去年我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如今我用那只好眼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大挂，不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白色的。她向瞳孔内观看。她说散瞳不够充分，因此要格外小心（指切除扇形虹膜）。手术的第一步往往是最关键的。
然后她动手开刀，我觉得她离我很近，仿佛就在我的眼球外面。我害怕之极，然后便失去了知觉。麻醉师把我麻醉了过去，这次，我没有看到蓝色原野上跳动的光线，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那里了。
尽管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我在恢复室里喝了两小碗汤，但我真正记起的第一件事是我在当天晚上在自己的床上醒来之后。雪莉说，我曾经和基利恩医生说过话，自己穿好衣服，然后从轮椅上走进汽车，到家后，我脱掉衣服，在雪莉的帮助下上完卫生间，然后上床睡觉。然而，我对这一切完全失去了记忆。
4月17日，受难节1。早上11时，我和伊内兹又在基利恩医生的候诊室里再次相逢，和她一起来的有她的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帕特为我解开绷带，她和去年一样穿着一件宽大的连衣裙。动了手术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从左边看到了一些物体发出的光。由于结核病变的缘故，这次手术没有植入人工晶体，要等下一次手术才行。右眼植入的人工晶体的屈光度为13。目前人工晶体的最大屈光度是30，而我的左眼却需要43度的晶体。
由于角膜还处于肿胀的发炎的状态，因此基利恩医生看不到眼底。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结核病变，视网膜多处发生褶皱，阻碍了光线进入视网膜的某些区域。只有等几周之后，眼内有了好转，我们才能掌握更多的情况。
基利恩医生说，以后可以通过配戴高度隐形眼镜藉此增加一些视力，这种眼镜是儿童切除了先天性白内障之后经常配戴的。我发现有一些黑点儿在视力下方浮动。基利恩医生说，那是气泡造成的结果，几天后会完全吸收。
伊内兹的情况不错。解开绷带后她便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女儿和外孙女。我告诉她，过几个星期视力还会好转。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地签字，准备在六月份摘除另外一只眼睛里的白内障了。
4月18日，圣星期六。昨晚眼睛很疼，直到今天早上仍然严重发炎。然而洗净眼睑之后，雪莉说眼睛看上去不那么红了，也许吃早饭时会比昨天看得清楚一点。然而除了左边看到的一些浑沌不定的光线之外，仍然一无所有。
失望！扫兴！和去年手术后相比尤其如此！奇迹往往引起人们不现实的奢望。手术前没人给我更多的许诺，但另外一只眼睛却好得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我必须闭上我的那只好眼睛想一想，玛丽·伯顿即使能看到这团云雾也一定会欣喜若狂的！我一旦睁开眼睛便可以写日记，我能看到纸上一行行的字迹，不用像一年前那样仍然需要叮叮当当地敲打盲文机。明天我可以自己开车去教堂，不会像过去那样手握导盲杆被别人远远甩在身后了。振作起来吧，朋友，难道这一切还不能使你满足吗？
4月19日，感恩节。圣乔治教堂里的庆祝仪式举办的十分成功。除了基恩神父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动了第二次手术，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然而，我还是告诉了玛丽·伯顿并祝愿她感恩节愉快。她扭过头，似乎要和自己一年前说过的话作对似地说“希望永远存在。”
4月20日，星期一。昨晚眼睛很疼，似乎是眼药膏在作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切开的虹膜晚上在膨胀的缘故。白天疼痛减弱。眼睛仍然很红（用雪莉的话说是“血红的”）。但我确信我比昨天看得清楚一些了，或许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发现走路时闭上我那只好眼后看到了一些粗糙的图案（白墙、图片、床铺和厨房的桌子等）。
4月21日，星期二。昨晚几乎没有感到疼痛。我打电话给基利恩医生的护士帕特，询问眼睛为什么仍然发红。她说是眼内轻微出血的结果，几天后会自然消失，不用担心。视力依然如故。
4月22日，星期三。早上去校园和办公室。视力可能有所好转。我能用左眼看到白墙上的手指。
4月24，星期五。今天基利恩医生十分高兴。事实上，直到我们离开之前她可爱的面庞上一直挂着笑容。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葡萄膜炎，尽管无法完全看清视网膜上的癍痕，但基本上完好无损。帕特护士记录下视力检查结果：三英尺外可以看到手的移动。基利恩医生认为，鉴于目前角膜依然肿胀，因此以后的视力还会好转。由于怕影响恢复伤口，没有测量眼压，但估计不会太高。
我问基利恩医生将来是否能移植人工晶体。她回答说，由于晶体的作用不大，因此不愿再对那只眼睛做任何手术。但如有必要进行角膜移植，倒有可能随便移植晶体。她寄希望于八周后配戴永久性儿童隐形眼镜，与玻璃眼镜同时使用。
我可以洗头发，但不要做任何运动。
4月25日，星期六。我的视力为我创造了一个彼此分割的世界。我的左眼看到的是莫奈1笔下干草垛上的迷雾或杰克逊·波洛克2笔下的混乱朦胧的状态；我的右眼却使我欣赏到威廉·哈尼特或诺曼·罗克韦尔3细腻的作品。我在这两个世界的伴随下在山坡上漫步，四周的景色随着我的思绪随时变换，或者像一只鸟一样看着两个互不融合的画面。在左眼的视力中有一种中间的部分，它不如外部边缘那么清晰。外面的部分如今经常让我想起一年前我刚刚解开绷带时的情景。
晚上我们参加了由约翰·菲利普斯、阿奇·格蒂和萨拉·斯特奇为沙伦·塞林杰举办的聚会。当他们向我询问有关手术的情况时，我借着酒意作了一番十分乐观的讲演，不知道别人是否相信我的话。
4月26日，星期天。眼睛非常不舒服，视力似乎没有任何好转。尽管亲戚们打来了电话，但生日过得仍然很冷清。我们去了教堂。晚饭后格雷伯一家到我家品尝雪莉做的蛋奶酥。
5月11日，星期一。基利恩发现角膜康复得非常好，但仍有轻微的水肿妨碍光线完全进入视网膜。她发现的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右眼眼压为17。她说话时仍非常乐观。她说6月1日可以验光配戴隐形眼镜。现在可以游泳，但要避免眼睛进水。可以进行体育锻炼。睡觉时朝左，可以不用眼罩，不用上软膏，但要继续滴眼药水。
对于目前的状况，我不知道应该失望还是欣喜。但我怀疑我的情绪使我的日记逐渐中断了。自此以后大约一个月没有记日记。
7月13日，星期一。在配镜师的指导下我戴上了专为左眼定做的隐形眼镜。
下午，我看到了基利恩医生。她帮我重新摆正隐形眼镜的位置，因为它已跑到眼睛上方去了。说实话，我感觉不到眼镜是否处于中心的位置上。然而，手术对于她来说十分成功，角膜恢复得很好，没有任何并发症。几周前为了使眼睛更加润滑，她在我左眼的泪管里放入了一个泪管塞，为了避免刺激，这次将其取出。从今天起，我每天使用氟甲龙眼药水（一种效力较弱的可的松类药物）。
右眼的眼压为17。视力检查结果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惊讶：尽管十分费劲，我居然能看到20/30水平上的两、三个字母了。
7月14日，星期二。验光师在我配戴了一夜隐形眼镜后为我复查。他验完视力后宣布说，我左眼的视力目前为20/750，是配戴隐形眼镜之前的两倍。因为分泌物增多，他要我早、晚各一次用生理盐水冲洗眼睛并且每两周来此一次接受清洁指导。再过两个月，他将考虑为我配制一副新的玻璃眼镜，将右眼的视力提高到最大程度。
日记到此结束。1987年春天，我接受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并非全部成功的悲惨事实。隐形眼睛的实际用途不大，几周后为了避免麻烦，我把它们抛在了一边。拉彭泽尔的眼泪不会永远能使王子失而复明。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动过两次白内障手术。戴维·布莱克霍尔在完全失明之前经历了四次失败的手术。瑟伯也是在四次手术失败后才彻底放弃努力而完全失明的。我的成功机会是二比一，至少比他们都好。
我只能永远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了。我甚至可以见到司快尔先生在他的《尼古拉斯·尼尔克莱比》中说：“他只有一只眼睛，而人们往往大多不喜欢独眼的人。”一只眼睛看东西时没有立体感，但也没有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因为我是从完全失明的路上走回来的。假如我双眼健全而突然失去了一只眼睛，那么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严重了。
有时，一只眼睛确实使我感到烦恼。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有关一种原始文化的故事：人们害怕独眼人，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孩子。这种反常现象说明一只眼睛是恶毒的，它能带来死亡和毁灭。记得书中说过，在那个社会里，父母有时故意毁掉孩子唯一的一只眼睛，因为人们宁愿变成双眼瞎，也不愿成为恶毒的独眼人。我试图证实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但徒劳无获。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故事，令人感到害怕。我认为，即使它千真万确，但每种文化现象都有其相对性的。在丹麦的盲人学校里，比亚恩霍夫看不清物体被认为是“过于邪恶”的结果。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属于怪物，而长了一百只眼睛的阿耳戈斯也是如此。还有一句话是：“盲人国里，独眼为王。”
我开始注意历史上只有一只眼睛的人物。泰摩兰1率领过蒙古的千军万马。汉尼拔2跨过阿尔卑斯山劫掠了意大利。在哥本哈根，纳尔逊3为了避免执行令人反感的命令而把他的盲眼放进玻璃杯；在特拉法尔加，他甚至靠一只眼睛取得了胜利。大比尔·海伍德为了西部矿工像老虎一样斗争。现代人物莫伊舍·达扬4在指挥以色列保卫战中为戴眼罩的人增添了光辉。以上这些独眼人似乎都是大英雄，但也有像小萨米·戴维斯这样喜欢用自己的毛病开玩笑的人。在一次高尔夫锦标赛中，人们问他什么地方有残疾，他回答说：“我是一个独眼的犹太人，属于有色人种。”
和萨米·戴维斯一样，如今我对只有一只眼睛能够坦然处之。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再次失明，失去唯一的一只眼睛。
失而复明后的更多乐趣接踵而来。我注意到我和学生谈话时发生的变化。对于任何人来说，同遇到麻烦的研究生谈心都是一种挑战。他们在上课、写论文和考试方面出现的问题往往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父母不和、恋爱失败、资金不足、死亡、恐惧和不安全感等等。打开面巾纸的盒子必须从上面开口。在这种情况下，我能通过观察发现他们落泪的前兆——撇着嘴或紧咬双唇、目光下垂和眼眶发红等。失明期间我错过了多少观察这些表情的机会呢？当然，我能听出声音上的变化：言语停顿、清喉咙、叹息和喘气——声音毕竟能向你传达很多信息的。但看不到面部表情依然不够。如今所有的暗示一览无余，我能保持主动，在需要的时候取拿出面巾纸。
我看到人们在微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经常笑容满面。朋友告诉我，我看上去比以前快活多了，显得更有信心，也许这就是原因。我能向别人报以笑容。胡尔说，盲人向别人微笑好比发出了一封收不到回音的信。现在我可以收到回信了。霍肯的视力恢复后，朋友们说她“比以前更有生气，面部表情更丰富了。”她学会了使用以前不会使用的面部肌肉。
走路时，我的身板比以前直。动完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从百货商场的大镜子前面走过时发现，我走路的时候向前弯着腰。失明期间，由于害怕不小心碰到半开着的门因此总是向前伸着双手，因此形成了弯腰的习惯。有些盲人为了避免在走路姿态上形成难以改掉的习惯而尽早参加了使用导盲犬的训练。如今，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腰板比以前直了，走路时挺胸收腹，心里感到十分振奋。
走路数步子的习惯很难改掉。对于盲人来说，形成这种习惯十分自然，无需过多的解释。要想掌握从车库门到大门口或者从办公室到厕所的距离，数步子是一种简单而效的方法。而且，当你下楼梯时，数台阶能确保安全。现在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了，但积习难改。我发现只要走路时不考虑别的事情，不论去哪儿，我仍然在数脚下的步子。
过去失明时，姓名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对方不够大方，说话时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我是无法辨别出他们的声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单刀直入，询问他们的尊姓大名。姓名对我来说，好比大海里漂浮着的一根桅杆。如果对方是熟人，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名字对号入座，从脑海里搜寻过去的形象。如果是陌生者，我也要根据他们的名字创造新的形象。如今，和那些想不起姓名或不认识的人交谈时我感到自如多了。我意识到，别人的名字在需要的时候会自动出现，有了丰富的视觉线索精神可以十分放松。
别人的形象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