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系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克莱尔那张黑色的笑脸，然后是康妮漂亮的金发。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我心情激动，声音断断续续说不出太多的话。会客室正中摆放的桌子看上去比我过去围着它感觉出的尺寸要小。我看到了热水器并且走上前自己泡上了茶。过去，我只能等待别人代劳，生怕被开水烫伤。
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奥利弗·约翰逊站在大厅外面。我注意到他的脸上已然出现了皱纹，但没有告诉他我的发现。他陪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加百列1来到了天国之门一样。墙上印第安招贴画和内瓦霍挂毯的柔和的深褐色逐渐透过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很多小事令我惊讶。罗伊斯的《加利福尼亚》（很多读者都对我提到它）摆放我的办公桌上的一角，封面上赫然画着查尔斯弗里蒙特的画像，以前没人告诉过我出版社以他的画像为封面。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那台说话电脑上连接着的打印机不是想象中的黑色，而是白色的，磁盘驱动器也比想象中的大两倍。
在我恢复视力后的最初几周，不仅是物体颜色和图案，而且它们的大小和比例都一次次地使我惊讶。我已经注意到公路的宽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如今会客室里的桌子和磁盘驱动器的尺寸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所熟悉的房间在大小上总与我的想象不同。门的宽度尚属意料之内，但高度却太低了，几乎必须弯腰才行。以前失明时，门的高度与宽度一类的比例问题对我关系不大，因此逐渐遗忘。
对盲人复明后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时，物体尺寸的混乱是一种常见的问题。盲人的空间意识与明眼人完全不同，它取决于手臂的伸展和导盲杆的长度。视力恢复后，物体与明眼人的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只有通过多次观察后方能确定。这个道理好比一个人无法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外语一样。
我和主讲加利福尼亚历史的多恩·黑德利一起向1102教室走去，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仪表堂堂2。电梯外面，我习惯地拉住他的手臂，然后又放开手，自己从中间打开的门走进了电梯。我手里拿着那根扎着蓝色缎带的导盲杆，或许是对它有点儿依依不舍，或许是我认为它可能还用得着。尽管需要慢慢建立信心，但无论如何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它了。我在你来我往的人流中寻找着自己的道路，心中感到一阵狂喜。
我走进教室，五十多个学生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我能看见他们所有人的脸，一排一排地面对着我。教室里灯光明亮。我平静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决没想到你们长得这么漂亮。”因为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恰当的词语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平静之后，我开始讲课，这节课的内容好在是一般性介绍，不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幻灯演示和精神高度集中。
我和哈里·劳顿（他可比以前发福多了！）一起走回办公室，一边走一边闲聊。我必须承认，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了从我们身旁经过的学生身上，我注意着他们的脸和他们走路的神态：“姑娘唇如玫瑰，小伙儿步履轻松”。哈里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继续前进，我一个人走路，感到十分伟大。
在四层的大厅里，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路，微笑着向我做手势，让我猜猜他是谁。我判断他是本系人士，因为大约有十三四个我十分熟悉的新同事仍然只闻其音未见其貌。现在他正在考验我，我猜了几个名字，但风马牛不相及。直到他笑出了声，我才意识到他是主讲中世纪历史的马克·史密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长得如此健壮。后来，我没费什么力气便认出了阿奇·格蒂，虽然他的大胡子把我吓了一跳。我辨认肯·巴尔金的时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夏伦长得很漂亮，头发出奇的黑。约翰的模样让我想起英国的一名摇滚歌星。罗恩总是在各个房间里忙碌地走动。罗杰似乎更年轻，个子更矮。琼娇小美丽。我的助教伊丽莎白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和一双发亮的眼睛。
今天最惊奇的事：打开电动剃须刀发现里面是白色的胡子渣；身体在T恤衫或衣服里移动时布料产生的褶皱；从饮水器喝水时不会喷一脸水而感到的兴奋；家里墙上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一颗高大的棕榈树直指蓝天白云。晚上我用白话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句：
在灰暗的年代里，世界几乎消失，
我高兴地见到了苍天，看到了我的国家，
我像一只黎明前的百灵鸟，
从沉闷的黑暗中赞美着光明的到来。
4月2日至3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早上我为春季开学的美国西部研究生班的学生第一次上课。一共有十名学生。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熟悉，但却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流行发式、他们的T恤衫及其上面的图案。（一个学生的背心后面印着一个大写的字母“C”，我立刻联想到视力检查表。）很快我便觉得看着他们的脸和动作记忆他们的名字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我在课上使用的是盲文笔记，因为还没来得及把它们转化为普通文字，但我已经在盲文旁边用圆珠笔写新笔记了。
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将很快发生变化。失明期间，为了保持研究生的数量我吃了不少苦头。看到本应在我的指导下读博士的学生选择了其他系，作为一名导师无疑十分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是听了别人劝告的结果。同事们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肯定认为，明眼人对博士论文提出中肯的建议尚且十分困难，对盲人来说则几乎不可能。学生们也许抱有同样的想法，生怕他们宝贵的论文变成别字连篇、语法不通的废品，被人家瞧不起。我无法证明学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是否认为我很危险，也许他们自己尚未完全意识到我的种种不利因素，但失明后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急剧减少，这一点却是毋庸质疑的。
我与沃尔夫妇一起回家。欧文剃掉了胡须，脸变得比我记忆中的尖了一些。萨拉看上去很可爱。通往停车场的路非常漂亮，芳草茵茵，景色宜人，和记忆中的荒芜景象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到家之后沃尔夫妇进来和我们一起喝雪利酒。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欧文无数次驾车送我回家，冬天的晚上他常常围在炉火旁与我喝一杯再走。此时，我们不禁想到这样的时光是否就要结束了呢？
星期四的课进行得十分成功。我在题外讲了一些有关手术的情况，这是星期二本来想说但由于太激动而没能说出的话。学生们十分安静地听我讲述。
课上我们观看了一部名叫《艾什》的影片。（多年来我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课上放映这部影片藉此说明印第安人在加利福尼亚遭受驱逐的情况。）我听了无数遍的影片全然不见了，影片平静的场面给我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印第安人耐心地打磨石器、晒凉兽皮。我看到了艾什那张皮革似的脸，上面流露着怜悯和迷惘。
有趣的是，看完《艾什》之后我又出席了历史系与两个真正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之间的会晤。这对名叫鲁珀特·考斯托和珍妮特·考斯托的印第安人正在探讨他们是否可以当教师讲授印第安历史。我到场时谈话已经开始。过去迟到时，我只能用导盲杆四处乱敲，然后听从别人拉着我的手把我按到一个空座位上。如今，我能轻而易举地自己找到座位，没有给别人造成任何干扰。
然而，对我来说这毕竟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系里的很多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会议进行时，我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一个个地扫过。其中一半左右几天来已经见到过，其余却是陌生的。我看到了卡罗斯·科尔特斯和萨拉·斯塔奇。我感到我对萨拉十分了解，她的那张热情圆脸立刻吸引了我。埃德·盖于斯塔和蔼削瘦的面颊透过时间的迷雾慢慢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对会议内容没有太注意，但也没有因此而内疚。
晚上，我和雪莉点燃了壁炉。我出神地望着那些跳跃不定的蓝黄色火苗，仿佛以前没有看到过一样。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声音依旧那么动人，然而火苗的颜色和动感使人更加心旷神怡。
在浴室里，我像青春发育期的少年那样仔细观察着我的身体。我发现我的体型并没像我想象的那样臃肿，对此我惊喜交加。视力仍然在作怪。我老了，但我希望手上的血管、皱纹和皮下的关节看上去不像现在这么明显。我看不清胳臂和身体上的毫毛，它们像一片片的黑癍。我搞不懂为什么有的东西看上去无比清晰，有些东西却模糊不清呢？我知道我已经脱发，但没向想到前额会变得如此突出。在灯光无情的照耀下，我从浴室的镜子中看到了一张只要稍微一动立刻皱纹密布的脸。
端详自己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我欣赏。虚荣心与人的视觉息息相关。梳理头发时，我已然小心翼翼。但这些年来我凭手指感觉出来的发式究竟如何呢？我希望我的身体看上去更加年轻，肌肉多一些，腹部的脂肪少一点儿。我在理智上认为，为了雪莉我必须这样做，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自我和不存在自尊。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脸一样，是我们自身的体现。我们身体的清晰形象是我们自身的全面写照。盲人没有视觉，他们是否因此而依赖于人的精神范围呢？“盲人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卡尔·比亚恩霍夫曾说，“这是造物主特别的恩赐。”说这话的不是小巨人，而是一名超凡脱俗的盲人萨满教徒。难道视力健全者，尤其是重见光明的人，必须更加借助精神的力量吗？
身体还是性的体现。刚才我把新获得的视力比喻成青春期的萌动。我从盲人天真无暇的心理一下子跳跃到青春期的自我崇拜和跃跃欲试的状态。对于性我不必讳莫如深。我很高兴自己能够结婚，雪莉也愿意嫁给。我们一起阅读过亚历克斯康福特的《男欢女爱》及其续集，并且我很喜欢这部书。欣赏人的身体是一种高度的视觉享受，它在性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知道，盲人在销魂的一刹能够自我补偿，他们凭借内在的思维、幻想和想象，而明眼人的感觉也不过如此。性的主要感官是触觉，不是视觉。但视觉能够增加彼此的亲密程度。对能满足自己性欲的人完全抛弃视觉渴望是不容易的。对此，胡尔也不否认。香水的气息和温柔的嗓音与亲眼看到女人相比显得极不真实。
不论人类的身体对性本身有哪些含义，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抱有浓厚的兴趣。盲人把自己囚禁在他们的身体里。他们的身体对其周围环境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动，却看不到山峦树木正向他们走来。如今，我既能从外面看到自己的身体，又能从内心看到它的存在。我不仅能感到它在吱吱做响，而且看到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日益臃肿起来。我把我的身体与其他人的相比，幻想着能和他们那样生机勃勃。人类的身体不仅是自由自在的化身，而且是每个自我和整个环境的伸延，使自己和他人的意识得到升华。
4月4日，星期五。雪莉把我送到凯泽的候诊室之后就回家了。我能自己找到男厕所，并且能一直走到小便器前，对此我颇有些沾沾自喜。过去，我必须费劲地寻找马桶或小便器，用导盲杆在四周敲敲打打根据形状确定它们是否是我所寻找的目标，然后摸索到上面的手柄，最后就位开始方便。
基利恩医生很高兴。眼压为12，呈下降趋势。检查发现虹膜有轻微感染，但她认为是那是手术后的必然结果。我想，这也许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每天早上我都感到眼睛有些疼痛的原因。我问基利恩医生，为什么晚上遇到强光时我会产生一种看到水晶状的放射式光线的感觉。她回答说，由于葡萄膜和虹膜长期发炎，虹膜已经变得僵化而失去弹性了。为了通过开口摘除白内障，必然留下裂痕，因此造成缺口处不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她在虹膜的不同地方造出一些小的V字形凹槽，让光线通过这些凹槽换一个角度进入晶体。这个问题，如果能称其为问题的话，不久便会得到基本解决。不过，晚上灯光四周将出现光晕，并且我的虹膜再也不会正常地张开闭合了。
到基利恩医生那里去最令人兴奋的结果是她提出了一项有关阅读的试验性方案，至少能阅读正常大小的字体。内置式人工晶体主要是为了看远处。如果可能，只需四到六周的时间。届时，她为我验光配镜。简直无法想象我听到消息后有多么高兴！我又能够读书、看杂志、看文件，直接进行学习了。我又能手捧诗集，为雪莉朗诵诗歌了。我能看着电脑屏幕，在上面打字，然后自己进行修改。也许，我又能在亨廷顿图书馆独立地进行研究工作了！
内心里，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即这里面也许隐藏着不利的一面。我对过去的工作做过很多反思。我在多大程度上由于身为盲人而因此受到特殊照顾？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双重标准，如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所取得的成就，那么在视力的支持下取得进步又将何其艰难呢？过去我是盲人，与众不同；如今我和其他人一样了。
4月5日，星期六。今天去逛哈里斯百货商场。观赏五颜六色的领带、仔细分辨着纹花呢中的浅蓝色和红颜色确实是一大乐趣。后来我看到了一双绿袜子，那是一种非常鲜艳的绿色。我想起了西尔维娅，但我认为我还没到穿绿袜子的地步。我帮助雪莉挑选了一些首饰，我想她一定喜欢我陪她一起挑选。我们买的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不在乎。
视力几乎在逐日好转。起床后我首先看一眼在耶鲁拍摄的那些像片，检查一下又能看出多少高楼，或者能否数清草坪上中央教堂有多少根柱子。然后我再用墙上的东方挂毯进行检查，我端详着上面的图案——在大圆圈里出现了新的圆圈，深色细腻的纹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宛如魔术一般。吃早饭时，我用客厅对面的蚀刻画作为视力表，我发现每天莱汶汉或埃里教堂的拱形屋顶都比前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