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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婴儿屡屡发现乳房消失）时，他就把乳房当成了一个“对象”，对它作出了一部分原始的自恋性的利比多精神输入。这个最初的对象后来转向母亲整个人而得到完善，母亲不仅哺育他，还照料他，从而在他身上激起一系列其它的肉体感觉，有愉快的，也有不愉快的。母亲由于对婴儿身体的关心而成为婴儿的第一个引诱者。母亲作为第一个、也是最有力的爱恋对象和后来所有爱恋关系的原型（男女都不例外）的独特的、无可匹敌的、终生不变的重要性的根子，就在这两种关系之中。在所有这些关系中，种系发育的基础远远超过个人的偶然经历，以致不管婴儿是真正从乳房中吸奶长大，还是靠奶瓶养育从未享受过母亲关怀的温柔，都没有区别。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婴儿的成长发育走的是相同的道路；也许在第一种情况下，婴儿后来的欲望会变得更为强烈。无论婴儿受母亲的乳房哺乳时间多长，在断奶之后他总会留下一种哺乳时间太短、哺乳太少的感觉。这段绪论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提高我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程度的了解。当一个男孩（从两岁或三岁开始）进入利比多发展的生殖器时期，在自己的性器官上逐渐感觉到快感并学会随意通过手的刺激获取这种快感时，他便成了对母亲的爱恋者。他期望用他根据对性生活的观察和直觉推测的那种方法从肉体上占有他的母亲，并力图通过把他引以为豪的男性生殖器暴露给母亲看的方式来引诱她。一句话，他早早觉醒的男性本能总想在同他母亲的关系上取代他的父亲；由于他从父亲身上感觉到了肉体的力量并发现了父亲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他的父亲在此之前一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被他嫉恨的典型。到了现在，他的父亲成了阻挡他道路的障碍，他想摆脱的竞争对手。假如当他父亲外出时他被允许和他母亲同床、而当他父亲回来时他又被重新从他母亲的床上赶走，那么当他父亲不在眼前时他的满足和当他父亲重新出现时他的失望，也就成了感受深刻的体验。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思想，希腊传说把它从一个孩子的幻想世界移入了假设的现实之中。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这是永远注定要落得可怕的结局的。男孩的母亲非常清楚他的性刺激与她本人相关联。她迟早会认识到不该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她认为禁止他玩弄自己的生殖器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她的禁止不起什么作用，至多只是略微改变他获得满足的方法。最后他的母亲采取了最严厉的办法，她威胁他要把他用来跟她捣蛋的那个玩意儿割掉。为了使这种威吓更令人害怕、更为可信，她通常把执行权委托给他的父亲，声称她要通过他的父亲，他父亲就会把他的阴茎割掉。说来奇怪，必需在这前后实现了另一个条件，这种威吓才起作用。在男孩自己看来，这种事情能够发生仿佛太不可信了。可是，如果在威吓时他能够回忆起女性生殖器的样子，或者不久以后就看到了它们，也就是说，看到了那种真正没有这个最宝贵部分的生殖器的话，他就会严肃对待他母亲说过的话，并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经受他青春生活的最严重的伤痕。阉割的威胁所造成的结果是多种多样、变化莫测的；它们能够影响一个男孩子和其父母以及后来和一般的男女之间的一切关系。一般说来，一个孩子的男性力是经受不住这种最初的打击的。为了保全生殖器，他或多或少完全放弃了占有他母亲的想法；他的性生活往往会永远地受到这种抑制的妨碍。如果他本身具有一种较强的、我们称之为女性成分的气质，其力量就会因这种对男性力的威吓而增强。他不知不觉地对他的父亲采取被动的态度了，正如他母亲采取的态度一样。的确，这种威胁使他放弃了手淫，但并没有放弃伴随着手淫的想象活动。相反，由于现在这些成了他所保存的获得性满足的唯一形式，他就比以前更深地沉溺于这种想象中了，而且在这些胡思乱想中，虽然他继续把自己和父亲联系在一起，他却同时而且或许是主要地也把自己和母亲联系在一起。这种早期手淫幻想的衍生物和变相产物往往会进入后来的“自我”，并在他的性格形成中起作用。除了他身上的这种女性气质的促使外，对他父亲的畏惧和憎恨也大大增强。可以说，孩子的男性力变为对父亲的敌视态度了。这种态度会以一种强迫的形式支配他以后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他对母亲的性固恋的残余通常会以对她过多依赖的形式保存下来，并成为女人无法摆脱的枷锁。他不再大胆恋他的母亲，但又不能冒险不被她爱，因为这么一来，他就会处于被她出卖给他的父亲并遭受阉割的危险之中。这整个经验有其它完整的一系列前因后果（我在这里仅能择其一二加以描述），它们都是从属于一种非常强烈的压制的，而且，由于在无意识“本我”中起作用的法则的支配，那时产生出来的一切相互抵触的感情冲动与感情反应便有可能在无意识中保存下来，随时准备干扰青春期以后的“自我”的发展。当身体的性成熟过程把新的生命力带入已经被显然地压倒了的过去的利比多固恋中时，性生活将终于受到一定的抑制，消除了同性欲念和分化为相互冲突的冲动。阉割的威胁对一个男孩萌芽时期的性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总是导致那些可怕的恶果，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将再次取决于量的关系，即造成了多少危害，避免了多少危害。这整个事件可以被看作是童年时代的中心经验，早期生活的最大问题和后来的性机能不健全的最有力的渊源。它被成年人全部忘却了，致使精神分析期间的重现遭到他们最确凿的怀疑。事实上，人们对这一经验的反感非常强烈，以致千方百计保持沉默，避免提及这个犯禁的问题，能够让人回忆起这一经验的最明显的现象也被一种奇怪的智力空白所忽略。比如说，我们可能听到这样的反驳：关于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事实上与精神分析得出的结论毫无关系；两种情况全然不同，因为俄狄浦斯不知道他杀死的是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娶的是他的母亲。这里被忽略的是，假如是试图对这种材料作出富有诗意的处理，这样一种歪曲是无法避免的，并且这种处理并没有采用任何不切题的枝节材料，而只是对这个主题所提供的要素作了巧妙的利用。俄狄浦斯的不明真相正是无意识状态的合理表现，因为对于成人来说，这整个经验已经进入无意识；而且，使得或应该使得这位主人公成为清白的。那个预言家的强制力，也说明了注定每一个做儿子的都要经历俄狄浦斯情结的命运。另外，精神分析家们也曾指出，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决另一个戏剧性主角，即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之谜是多么容易，因为这位王子是在惩罚另一个人所犯的正好和他自己的俄狄浦斯式愿望的本质相同的罪孽的任务中遭到不幸的——但文学界对这一点的普遍缺乏理解则表明了人类大众是多么容易牢牢保持其婴儿时期的压抑的。早在精神分析学问世前一个多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就在下面这段话中通过揭示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不同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假如让这个小野人任意成长，保留他的全部愚昧，并在一个摇篮中的婴儿的幼小意识中添上一个三十岁男人的强烈情欲，他就会勒死他的父亲而和他的母亲睡在一起。”我敢大胆地说，假如精神分析学所能引为自豪的成就仅在于发现了这种被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那么单是这一发现就赋予了它跻于人类珍贵的新成果之中的权力。阉割情结对女孩子的作用更为一致，并且也同样深刻。自然，一个女孩不用担心失去阴茎；然而她必须对她未曾得到阴茎这个事实作出反应。她从一开始就妒忌男孩拥有这个器官；可以说她的全部发育全是在这种妒忌阴茎的色彩中进行的。她首先是徒然地试图做到与男孩平等，后来则更为成功地努力弥补自身的缺陷——这种努力最终会导致一种正常的女性态度。假如她在生殖器阶段像男孩一样试图用手刺激性器官来获取快感，那么结果常常是她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于是就把她因没有阴茎而产生的自卑臆断扩展到她的整个自身。一般说来，她会很快放弃手淫，甚至会完全放弃性行为，因为她不愿意再想起她的兄弟或朋友的优越性。假如一个女孩始终恪守她的最初愿望——变成一个男孩的愿望——在极端的情况下她将最终成为公开的同性恋者，否则她就会在以后的生活行为中明显地表露出男性特征，比如选择一个男性职业，等等。另一条道路是导致她背弃她曾热爱的母亲，认为是她的母亲把她送到了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世界里而不能原谅她。在这种怨恨中她背弃了她的母亲，而把另外一个人当成她爱的对象，放到她母亲的位置上，这就是她的父亲。假如一个人失去了爱的对象，最明显的反应就是以这个对象自居，可以说是通过自居作用从内心取代它。这种作用如今帮了女孩的忙。以她的母亲自居可以替代对她母亲的依恋。就像在游戏中经常做那样，年幼的女儿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她试图在和她父亲的关系上取代她的母亲，而开始恨她曾经热爱的母亲。她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动机：对被剥夺的阴茎的妒忌和由此蒙受的屈辱。她和父亲的新关系起初也许只含有一个任意使用他的阴茎的渴望，最终则导致了另一个愿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个宝宝作为礼物。于是对宝宝的渴望代替了对阴茎的渴望，或者至少是从后者分离出来了。有意思的是，在女性的情况中，和男性的情况相比，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之间的关系竟会发生如此不同的形态——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形态。在男性中，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阉割的威胁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束；而在女性中则正好相反，我们发现，正是她们缺少阴茎这个事实，迫使她们陷入俄狄浦斯情结。这不会给一个女子带来多少不利，只要她继续保持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态度。〔“厄勒克特拉”
（恋父）
情结这个术语就是为此而提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会根据父亲的特点来选择丈夫，并愿意承认他的权威。她的占有阴茎的渴望，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如果她能成功地完成把她对这个性器官的爱扩展到拥有这个器官的人身上，恰如从前她从依恋母亲的乳房进展到依恋母亲的整个人的情况一样，这种渴望还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假如我们问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的经验表明患者身上最不易影响的精神结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将会是：在女人方面是对阴茎的渴望，对男人来说是对他自己性别的女性态度，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对失去阴茎的恐惧。
第八章精神器官与外部世界
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所有总的发现和设想，当时都是经过我在前一章中举例说明的那种艰苦、耐心的详细研究才获得的。如今我们也许迫切想要全面思考一下我们通过这样的研究工作已经获得的知识的增长，并考察一下我们已经为更进一步的进展开辟了哪些道路。这样联系起来一看，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竟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迫超越心理学的边界。我们所对付的现象并不只属于心理学，它们同时也具有有机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意义，所以在我们努力创立精神分析学的进程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些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