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计算好，仪器、设备放置好。当时按计划定了，主控站地下室里有个控制台，当时是张震寰、忻贤杰负责。当时人很多，还有地方上的人，都安排了位置，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有１２个副参谋长，我是第一个。张蕴钰是试验委员会的参谋长。张蕴钰跟我们说，等了那么长时间，心里都有点着急，主要是怕出事。几百条电缆都通着原子弹，控制电缆，连通各个单位仪器的电缆，到处都是，有地上的有地下的，坏上一根就是问题。过去打仗也是这样，都准备好了，就是最后命令不下，攻击的命令不下，这个时候最着急的就是下边指挥员。何况第一颗原子弹，又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底。所以这个时候是最着急的。
１０月８日晚，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乘专机从北京来到核试验场区。
１０月９日，试验委员会根据试验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正式试验时间在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之间选定。１０月１０日凌晨３点，张爱萍签署了一份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建议的书面报告，并立即派２０号办公室主任李旭阁飞往北京，呈送给周恩来。张爱萍说，因为搞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候，哪些人走，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的。总理在西华厅开会就讲，不准告诉任何人，他说邓大姐是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她。你们的妻子也不要告诉，所以大家都保密。我自己也是什么都没讲，到那里去家属都不知道，就走了。开始几次，李旭阁和我们一起回来到西华厅汇报，最后一次，周总理说你不要回来，让李旭阁回来就行了。
李旭阁说，那时候副总长确定我回来我出乎意料，因为这么大的事儿，派我一个人去，就我一个人，连第二个人都没有，一个机组，一架飞机就我一个人。但张副总长决定了，你就得执行啊。我就带着全套文件，往北京飞。我回来的时候，碰到好多很怪的事儿。先是我从罗布泊旁边走的时候啊，天气很黑，一台车就送我一个人，就我和司机两个，去罗布泊里面那个机场叫孔雀河机场。路上跑着跑着，他那个车啊前一天刚维修，换了轮胎，他也没检查，跑得正带劲的时候啊，一下子这车啊倾斜了，差点儿翻了，就那一个轮胎跑没了。这时天黑了，摸不着，找不到轮胎，最后还算不错，把备胎弄上了，快天亮时赶到了那个土机场。当时空军作战部一个副部长叫恽前程，他在那儿专门等我，很着急，说这么久没来，我说轮胎掉了。上了飞机，飞了半天，到了这个包头机场往下落，包头那儿刚下过雨，下过雨那个地方田鼠很多，那个鹰啊都抓这个田鼠。这个飞机盘旋下降的时候，一只鹰叭的一下就撞到机头上了，把有机玻璃都撞裂了，以后那只鹰捡到了，真危险啊。到了包头，天快黑了，风沙大作，无法继续夜航，军委接到报告后当即派了一架里－２专门接我。
李旭阁说，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１１点了，飞机场有几个人等我，吴法宪那时候是空军司令，还有刘杰，都这儿等着，等这个文件，我交给他们以后就回家了。第二天罗瑞卿召集开会，布置防空，那是周总理布置的，让我也去参加。我也专门去看过叶副主席，那是陆阳还在的时候，陆阳当办公厅主任。我从前边回来，去跟叶副主席讲讲前边情况。本来当时已经定了叶帅也去看，我们在前边都给他准备了，连住的地方都弄好了，后来中央不同意。我在那个核试验场的时候，曾经抠出了一颗化石，不太完整的一颗，叶副主席觉得很宝贵，我送给了他。我捡了好几个，挖出来的，原来是海底化石，鱼化石，鱼骨头，十来个排着。以后就不知扔哪儿去了，搬家搬的。回到北京后，过了两天，周总理那秘书王亚志给我打电话，说总理讲，告诉李旭阁同志可以回去了，这个报告，已经送给毛刘两位主席看了，有些问题他跟张爱萍同志已经在电话上讲了，说你走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我第二天就走了。
这份报告送了上去，周恩来看完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他又将这份报告呈送给毛泽东等人审阅。王亚志说，根据我观察到的情况，从１０月１０号到１６号这几天，总理的工作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核爆炸以后的事，周恩来抓了几个问题，一个首先是烟云对地面的影响，再一个是二线不能生产的设备的情况，再一个是总参要密切注视空情有什么问题没有。爆了以后，要把仪器转移到一个县城，备存一些设备，一旦独生子被毁了以后，我们还能制造。在张爱萍走了以后，又把乔冠华和龚澎叫过来，让他们起草好公报，再就是起草一个贺电。从１０号开始一直到１７号，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留在那个地方。１０号那一天李旭阁坐飞机回来送材料，先前我不是给他打电话说总理有外事活动嘛，是老挝爱国阵线党的主席苏发努冯和他的总书记富米冯维西来，那天晚上周总理接见。我说你到了以后总理回不来，也批不了。但是后来晚上１１点他们才送来，那时总理已经回来了，就批了。这是１０日，实际上批这份材料已经是１１日凌晨了。周总理的工作习惯是凌晨２点到３点，把文件都批完了，叫我们去交代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把灯一关就回到房间去了。他要回去洗个澡，然后拿着一沓子新闻资料、外电反映什么的上床，在床上翻。但是他先不翻，他先放下，或者他说我批的那份文件你给我拿来再看一看。我们又拿去他看看。因此尽管他３点钟把灯关了回到住处，你还得等着，大概等到４点钟以后我们秘书可以休息一下，一般还得等１个钟头。他一般是４点钟睡觉，睡到９点钟，大概能睡四五个小时，这是他的工作日程。白天不睡，他从来中午不午睡的。１１日总理批了以后，一个是要把报告送毛主席，送刘少奇，送林彪、邓小平，这是中央常委，还有彭真、贺龙、罗瑞卿、聂荣臻共八个人。他批了以后，他说你们先留着，等到上午我去一下主席那里。我记得是这样。除他自己报告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外，还亲笔写了一封短笺，装入信封，写上送阅领导人的名字，传阅那个文件是我和赵茂峰中午以后才传的。先打电话，要去哪儿，就问首长在不在，休息了没有？午间首长都休息嘛，如果没休息，我们趁这个机会赶快坐车去。除首长一人外，办公室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文件内容，把机密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大概传阅到晚饭以后，６点多以后，按总理交代传阅完以后，再把刘杰那个文件再给他。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批准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报告。
文件虽然是秘书们传递的，但王亚志他们并没有看到文件，７个秘书都不知道传递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周恩来将信封用订书机钉了起来。周恩来同时也给刘杰写了封信，由秘书王亚志面交给他。信上说，张刘两同志１０月１０日３时１０分的书面报告已阅。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１０月１５日到２０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在决定后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须通过保密设备以暗语进行。
周恩来发了大脾气
虽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媒体都曾披露说中国将很快爆炸自己的原子弹，但国际上更为普遍的态度是对中国核能力的怀疑。就在中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几天，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与赫鲁晓夫会晤时，询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核试验。赫鲁晓夫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爆，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许多核技术和核设备，并向他们示范了如何去做这些事情。实际上，赫鲁晓夫只是提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如果苏联不撕毁合同、协议，不撤专家，中国恐怕到今天还爆炸不了原子弹。这是１９６６年３月２日邓小平和李先念会见罗马尼亚大使乔治乌的时候说的。
１０月１５日，约翰逊总统借三国核禁试条约签署一周年的话题，发表电视演说，特意强调了美国的核优势。
１０月１４日晚上，刘杰处理完１７７办公室的事项，回到住所刚躺下不久，周恩来打电话要他到西花厅去一下。
刘杰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１０月１４号的深夜，总理给我打来了电话，总理这个办公都是在夜间。后来我就开玩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总理后半夜来电话。马上穿衣服，赶紧要车，迷迷糊糊穿上衣服赶快去。去了以后，总理说前方来了电报，你看到了没有？我说看到了，就是上午张爱萍他们发电报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他们担心核爆炸万一不成功的可能，这原子弹本身呢，会不会发生异常？这个异常第一是说外边的炸药爆了，没有引起里边的连锁反应，原子弹本身没有爆。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自己引起了这个中子的连锁反应，而不是在你主动控制下它起爆的。总理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你马上来考虑怎么样解决。我当时就提出来说，第一个问题，炸药爆炸而里边不引起核反应，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做了多次爆轰实验都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发裂变的问题，我说这需要科学家他们来研究一下。
白文治说，临爆前只有四十多个小时了，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报告提的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在原先的设计中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不但这个问题，连原公甫加工核部件时可能引起的超临界这一类的危险，以及仓库里头怎么操作，怎么储存，相隔多远，都考虑得非常细致，不考虑就是大漏洞。
刘杰说，那个时候啊，我想前方他们不一定就是非要北京来解答这个问题。可能只是说现在要爆炸了，万一出意外的话就这两种可能性。
核试验委员会在报告中，针对可能出现的两种不正常爆炸情况，分别提出多个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比如，一旦只是发生了炸药爆炸试验，那就利用装配工房，将另一颗备份的核装置装配起来，稍加清理整修场地，３—５天内重新进行爆炸试验。万一起爆前突然发生自然走火，可在铁塔南２—５公里处修建简易装配工房，１２—１５天后进行地面爆炸。首次核试验用的原子弹和铁塔都有备份。
九院理论部因为彭桓武和邓稼先已于１０月８日去核试验现场了，刘杰就把周光召找来，要他论证原子弹自发裂变引起提早核爆炸的几率。并且告诉他时间紧迫，８小时内要做出回答，要高度保密。周光召一听任务如此紧急，心情紧张，就提出请长于中子理论的黄祖洽和秦元勋一起来完成。刘杰说，当天夜里呢恰好周光召在家，其他的同志都上前方去了，我就马上请他来，就谈到总理交代这个任务，前方也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怎么样，现在已经非常迫切了。我说这个东西也来不及详细计算，就从各方面做个推算，来估计一下子，看究竟怎么样。
黄祖洽说，他们说的自发裂变，就是这个铀啊，它有一定的概率可以自发裂变，自发裂变就是你不需要中子去打它，它自己也会裂变，它有个这样的概率。但是这个自发裂变的概率比较小，如果你这个系统没有到达临界呢，这自发裂变根本没有关系。关键就是你在这个由次临界到这个超临界的过程中间，这个当然是，因为它是冲击波进行的，时间很短，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那么多铀里面的自发裂变的概率有多大，是吧。那这个很容易估算出来。原来就专门有一个小组负责这个事情。所以，对行家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么领导人他提出来有这个事情，当然觉得问题很大了。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征求前方那些科学家的意见？也可能征求了，也可能是那一次到前方去的科学家里边，没有包括原先做这个计算工作的小组的人。像我搞中子，搞了那么多年，那我知道没有什么问题，并不是很复杂。粗略的估算嘛，里边那么多铀，在那么多时间之内有多少自发裂变产生的可能性，算一算，并不需要什么很复杂的公式。因为这个事情重要，我们当时估算总是给它留有相当的余地，估计它的杂质，比如说大概在什么范围之内，我们就取它的最大值，最大可能杂质有多少，然后，各方面都往最坏的方面去估，结果没问题。
秦元勋说，我在九院时是数学、计算和计算机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又按产品的物理过程，分工负责威力计算。爆炸前一天，刘杰让周光召、黄祖洽和我进行估算，他们俩是搞核物理的。当时资料也不全，有的已经带到试验场去了，时间紧迫，８小时内要回答，又要高度保密，因为爆炸时间是绝密，不许其他人参加计算。三个人特别紧张地估算了一天，我们最后写出报告，三个人都签上了名字。
刘杰马上拿着周光召三人关于自发裂变的可能小于万分之一的签字报告赶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了之后，又问，现在你考虑试验结果会怎么样？刘杰说，当时我的心情也是很紧张的，究竟这个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到最后决策的时候，还在看这个究竟怎么样。我说总理啊，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干脆利落。第二种就是拖泥带水。第三种就是完全失败。我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这个时候总理的表情好像觉得问题比较复杂，最后说现在还是要确保万无一失啊。那么零时就定在１６号的下午３点钟，这就确定了。下午１点半的时候，我向张爱萍传达了总理１２时的指示信后，就把零时已定的信息分别通知二机部几位副部长。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但总理指示过，说知道的人不要太多了，所以关于起爆时间确定的情况，先前都没有告诉过。现在，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恰巧钱三强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说现在已经确定了今天下午，我看看表，我说三点钟，快了，还有个把小时，这个马上就到了。我说这一次呢，这个爆炸看起来是会响的，但是也不排除万一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