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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来到九所后，分工主管爆轰试验工作。在陈能宽提出瓦片聚焦方法之后，他提出另一种聚焦方法——炸药透镜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分散的球面爆轰波调整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讲，这种方法肯定能够实现爆轰聚焦，没人怀疑。后来经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当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弹就是这么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药的及时研制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弹技术攻关时的常规做法。九所领导对两种爆轰聚焦方法都很重视，都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专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时争论很大。对此，二机部党组研究后认为：对哪一种主张都不能压，对专家们的分歧要进行疏导，要根据实际科研工作情况，依靠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进退和取舍。据此，所领导组织力量对两方面的攻关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起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获，进展较快；炸药透镜聚焦研究进展也不错，但因高低爆速炸药研究难度比较大，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１９６１年７月，由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主持召开聚焦技术途径决策讨论会，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所领导和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具体负责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内爆聚焦方式，以起爆元件聚焦研究为主攻方向，炸药透镜聚焦研究为辅。
１９６１年下半年，起爆元件聚焦研究继续获得进展的同时，高低爆速炸药工艺的研究也有进展，实现炸药透镜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艺制成的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比较肥硕，体积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药工艺的研究客观条件差，一时难以成功。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第一个试验性产品内爆聚焦方式采用起爆元件聚焦。由于决策的科学、民主、周到、稳妥，王淦昌虽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采用，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炸药透镜聚焦方案，转而和陈能宽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设计、调整起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导的泡沫炸药等后来在７０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并在其后的核武器研制中派上了用场。上述决策后，九所爆轰实验室集中力量开展起爆元件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打了百余炮，设计调试成功了第一个起爆元件，并通过爆轰传播规律与驱动规律的研究，于１９６２年底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
刘文瀚说，在１７号工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炮，有时候还没有水喝，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地方过去经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发现有一头灰狼进来了，就绕我们那个大通铺转了两圈，猛然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窝里面，吓了我一大跳，大叫一声狼来了，结果把其他人都吓醒了，说刘文瀚你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原来是我旁边那位同事叫谢志忠，他冷，脚丫子伸到我被窝里来了。我过去从来没看见过炸药，第一次看到黄色炸药的时候，让我抱着走，非常害怕，好像这个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一次，我跟刘敏一起看着炸药，等别人没有来，又害怕它炸了，我们就把门给锁上了，后来别人取炸药开不了门，只好用锯锯开。炸药工房冬天非常冷，还不能穿皮鞋进屋，怕你把沙子带进去，我们要把皮鞋脱了，光着袜底儿进到里边去安装。有一次王淦昌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安装，到里边看了看。哎呀，这里边实在太冷了，怎么这些同志都是光着袜子进来的。这样好了，给他们一人买一双棉鞋吧，专门做工作鞋。这王淦昌说了话了，我们的工号里头于是就有棉鞋了。科学家中，一个王淦昌，一个邓稼先，平易近人，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别的人没法跟他们比。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气候里，不说违心话是很难生存的。
天下第一大事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当然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４０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７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３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３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２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摄氏零下２５．５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１３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１月２日到１１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１０５０吨煤，至今只收到２００吨（正常情况２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２３５吨煤，其中１２５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６日５０１２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１９５７年７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我们那时住在帐篷，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另外喝水也很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时候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我们在帐篷里怎么睡觉呢？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就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到了１９６１年的冬天，粮食就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特别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５０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食，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３６００里，十五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二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我们那时到处去求援，我原先是三五九旅的，所以新疆我很熟，王震在那时嘛，我到那儿求他们支持，他们问我你要什么，我说凡是能吃的我都要。这时候确实特别紧张，因为危机一直存在，中央就让我们赶快疏散，上边甚至说，你们再晚一些撤的话，去飞机运也来不及了。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我们那里几十里地没人烟，最紧张的时候只剩了几天的粮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向外边跑。但是这么大数量的职工向外疏散很困难，又是冬天，在路上那是很困难的，不饿死也肯定会冻死，所以走出去也很困难，再说也找不到地方安排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分析了整个情况以后，我们向上级提出来，说我们在这里坚持，希望尽量给我们支援，我们想办法渡过难关。因为真要一撤走，损失太大，将来再恢复，那得耽误好多年的时间。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正好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所以，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两厂子。所以，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没有粮食吃，哪儿弄粮食去啊！后来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如果一撤人，原子堆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所以，我们一考虑啊，整个的工作不能撤走，一撤走，设备也坏了，将来再恢复那就难了，那就得拿炸药把它全部炸掉。后来我们跟甘肃省的人谈，汪峰那时候是甘肃省委书记，他也到我们那个厂去看，我就在那儿，我接待他。后来还是让地方想想办法，挤点儿粮食，给我们，保证我们这两厂子，我把这意见跟部里也谈了，部里也同意这个意见。当时费多大劲啊，几万人在那儿，从零搞起呀，在戈壁滩上搞出这么一个厂子来，搞成这样了，现在一下子要撤，那设备多不容易啊，这帮人都多不容易啊。后来，中央从外地调粮食，我记得从新疆那儿调来一些粮食，从武汉调来一些咸菜什么的，就是有点儿营养的东西吧。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２１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人们那时候吃饭都愿意最后去，因为有时候会剩下一点土豆渣。可以多吃个一星半点的。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到那个时候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这个问题很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也是大局。聂帅说你没粮食的话，我调军粮给你。可是在那种情况下，确实是难以处理的。两个大局，都是国家的大局，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适当的减了一些。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职工，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及在这里施工的建筑队伍的职工约有五千来人跑了。这些人也确实是出于无奈啊。当然，那时我们部里也有一种提倡，鼓励人们自谋职业。但不管怎样，我们减的结果，并没有影响我们工程的进展。当时有些厂子，不仅仅喊口粮的问题，还讲到了困难，说我这个地方生小孩都不够分量了，我现在急需要奶粉，我急需要苹果。我接到电报以后，我说我哪儿去找奶粉、找苹果去啊！我那个时候曾经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去过。到了以后，哈，部长来了，特别招待啊！招待什么东西呢？在保卫科里边，有一个花盆，里边种着一颗青菜，他们给我炒了炒，说这是我们惟一的青菜。那个时候聂荣臻元帅和周总理就下了极大的决心，要海军去捕虾，从商业部调黄豆，请各个地方支援。那个时候给专家一个月一斤黄豆和白糖什么的。我们提出来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情况下，那疾病都来了，浮肿啊，你没有这个人的话，你怎么行呢？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没办法啊，只能想尽法子把这个难关渡过去。另外，我也批评了他们的一些现象，我说你们一边困难，有人一边成天打麻将，我说不打行不行，憋不死人吧。
西北的厂子没吃的没烧的，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虽然多少比其他地方似乎要好一些，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