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那么就问，都找自己对口的专家来问，都把它问清楚，还得内紧外松，你外表还得看着跟苏联人不那么紧张，实际上很紧张，日日夜夜都琢磨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也有些东西是苏联资料中没有的，而是在苏联的笔记本里头，或者是在他的头脑里头。这经验，他告诉我们，比如说扩散厂发生流体波怎么处理，流体波发生了以后气流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会出不来产品，出不了合格的产品，那么怎么处理流体波。后来我们发现中国还没有发生过流体波，这个可能是我们机器少一点，短一点，没有那么长，流体波没有发生，或者是我们保养的好，没有漏气，等等现象的原因，流体波还没有发生，但是他教给我们发生流体波时怎么处理，这也是很重要的，是资料上所没有的。他的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就曾经表示，你只要按我们说的去办，你们就可以取得合格的产品。
在几个核工厂里，兰州铀浓缩厂最为关键，苏联专家也最多，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从北京赶到了那里。袁成隆说，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得挤出点儿东西来，做做他们的工作，能挤出点儿东西来更好。就算挤不出来，我们也要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我去了扩散厂蹲点，跟厂里领导王介福、王中蕃那几个同志一起研究，当时就确定第一别怕花钱，可以买点礼物啊什么的；第二要对人家友好。车间里头好些技术人员跟专家磨得很熟悉了，都出马了。厂里领导也出马了。有的就给这些专家送点儿礼物。有的送钱。他们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接受的也就接受了，没人管。我们普遍跟专家座谈，个别谈、集体座谈，就说你们帮助我们，很感激你们。很惋惜的就是你们现在要回国了，我们的事业怎么办？这是很惋惜的事情，这受影响了。这点儿打动他了，这些专家啊，是同情我们的，他们愿意把这事业完成的。他们认为这搞的半半拉拉走啊，这心里也不安宁，因为这技术人员啊，他就是有这责任感啊！所以，这就谈到一起去了。有些专家就哭啊，他们说，现在让我们走，没给人家完成，差这么多事情，我们有好多工作还要做的。有的老专家对中国友好，不赞成上边撤，但是他没办法，说撤上边有命令就得撤。所以，连着几天，都黑白做工作。这里头有些专家啊，都很好，嘱咐我们：你们一定要继续搞下去，你们要注意什么问题，你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好多专家都挺留恋的，他说我们还要回来，我们还要把这事情搞完，将来还要回来。不少专家说，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走了，这儿有什么，这儿还有什么，给了我们不少意见。
王中蕃说，扩散厂的主工艺厂房不是刚盖起来了嘛，盖好后就等苏联把几千台机器运来安装了。苏联专家去了，说你这个条件不够，因为他去现场检查了，他估计，这个工程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达到设备安装要求，到那时图纸、机器和专家才能进来。那时候我是现场指挥，我问，你们要求安装机器的条件是什么？他说，清洁度。我和他一点冲突都没有，哈里东诺夫这个人是太好了，一心一意想着把咱这个厂帮着启动起来。我们每天都见面的，我说你们走了，我们这个厂启动问题太大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样，假如是我走了你再不会，你可以写信给我，我还告诉你们。我说，这个清洁度问题你要求多长时间达到标准，他说一个月之内，必须满足这个条件。我当时笑了笑，我说，还要那么长的时间吗？不用，至多一个星期，你三天以后来看。他说哈拉索，他高兴得不得了，他以为我上圈套了。他那个时候就住在兰州专家招待所里头，他们回去了等着。他走了以后，我就动员。我召集党委副书记刘他们这些人，包括土建、安装队伍开了个会，我说，咱这个工程啊，他要求三天之后必须弄出来。大家听了也有点儿怵，你这不是胡闹嘛，你怎么能说三天之后。我说有办法。他们说有什么办法？我说清洁度不就是把它擦干净而已嘛，墙漆它一下子不就得了嘛。那三天以后，咱这些工人擦来擦去，俩月也弄不干净。我说这个东西啊每个人都会做，把男女老少动员起来，一千多人。我说，起来，进厂，给它布置，分区、分段、分地方。我让刘来监督。我说，老刘你在这儿指挥，我去对付专家。我还怕苏联专家看见，那个东西你还得多个心眼。后来连夜把人都动员起来干。我老伴她都能知道，她怎么去擦的，所有的地方擦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得超过他，我说这个清洁度一定得超过他，不超过他不行。后来，赶到第三天我请他来了。他寻思你这不是开玩笑嘛，还真叫他来检查。他是专家，他来按一套一套工序，一边看一边查，一边查一边说哈拉索。合格了，而且还超过了他那个标准。最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真是怪呀，我真是不理解，你这不是变戏法吗？你怎么弄的，你三天这不是变戏法吗？这在我们苏联得一个月的东西，你竟然三天就搞完了。到了晚上签字、会餐，专家都来了，他问我，他说你给说一说，这个在我们那里得一个多月的工程，你怎么用三天就完了，他说这你可得说说，你的方法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他说简单是什么东西啊？我说大跃进，毛泽东思想路线和群众运动，一结合就成功了。他高兴得嗷嗷的喊起来了。第二天，他马上派人到满洲里去催要设备。那个时候，我们追着专家学，人盯人挤牛奶。怎么来挤呢？有几个方式，就是在开会的时候，速记，因为人家不给资料，那开会的时候你记它没事儿，是吧，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是现场检查的时候，你也可以速记，速记不了，心记。回来马上追记，是什么什么给它记下来。苏联专家平常这样那样的活动，他一会儿说这么一句，一会儿说那么一句，你怎么办啊？也是心记。那个时候，保密可真是厉害。我们都不能把东西放家里了，你问问我那个老伴，她连我们的厂房都不能进去。那时候很严格的，她哪能随便到厂房，后来我们都走了，调离了的时候，才让她到厂房参观参观。那时候很严的，那时候保密可不得了。把这个人怎么挑啊，挑了又选，选了又挑，指定你你就得去，而且不准告诉家里你到哪里去。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在对待中印边境战争问题以及台海紧张局势问题上批评中国，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发出公开指责，把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中国人明白，所谓兄弟般的关系已经就此结束，而指望别人的施舍来铸造核盾牌更无可能。
事实上，撤退专家在苏联的照会未到之前便已开始行动了。在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苏联专家为数很少，但撤得最早。６月上旬，几位苏联专家同时提出要回国避暑，从此就一去不复返。７月６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８名专家聘请合同尚未到期，也奉命提前回国。７月８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５名专家突然奉命离开。在这个厂工作的设计、安装、生产工艺专家接踵离去，８月３日全部撤完。到８月２３日，在核工业系统的２３３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与此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至此，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
苏联毁约停援，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按照中苏协定，苏联应援助中国建设３０个核工程项目。但是有２３个项目（包括全部工业项目）都没有完成协定义务。由于苏联撤走专家，停止设备材料的供应，有９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其他一些即将建成的工业项目或者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者缺少某些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１６个项目中，还存在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存疑、图纸差错等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还有１４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完成很少，而中国设计人员对其中许多核心技术尚未掌握，须得从头做起，难度很大。设备、仪表、材料供货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据统计，在３０个项目中，已经供完或基本供完的有１３项，只供应了一部分的有１６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完全未供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致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力，迫使中国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生产。
在兰州铀浓缩厂，总工程师哈里东诺夫于７月２７日从北京接受指示后回到工厂，随即召开各组长和各专业专家的会议，当天下午便向王介福提出奉命回国的问题。第二天下午，苏联大使馆经济联络处党委副书记巴特拉舍夫和工作人员莫洛托夫也赶到扩散厂，当晚召开全体专家紧急会议，次日一上班，专家普遍表现沉默，只是各自埋头抓紧清理资料，焚烧保密本。但这种沉默并没有保持多久，当天下午至第三天，专家即纷纷下车间告别，把这当作一件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中国同行，普遍表示突然，认为工作没做完，没到期就走，很惋惜，很遗憾，希望继续工作，不愿离开，但没有办法，要听命令，叫走就走，不像你们，我们不讲群众路线，没有讨论余地。总工程师若尔尼斯基找到主车间工艺组长华戈旦说，我们的上级把我派来，现在又突然把我调回去，好像上帝在安排我一样。但我不相信上帝，我很遗憾，更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只有我们的最高领导才知道。过去都是按计划办事，早知道这样，培训工作是可以赶一赶的。现在回去了，但心的一半还在这里。机械师卡夫里京，仪表调整专家米哈依林，生产专家副组长阿布金等人在向工厂讲解了有关问题之后，向大家告别说，我们奉命要走了，但工作还没有完成，走的时候没有来的时候愉快，没有看到机器正式运转就离开，很遗憾。在工厂举行的两次饯别宴会上，两个国家的人频频为友谊干杯，在宴会完了送别时，不少专家夫人都流了泪。
刘杰说，苏联毁约撤人，其实我们也早有预料。１９６０年４月，扎吉江任期满了，他们让他回去，他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办法，来来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义，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儿子是搞导弹的。扎吉江走时我和陈毅副总理、宋任穷部长都去机场为他送行，我们一再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也很激动，很动感情，对我们说，中国人的格瓦拉（脑袋）是很聪明的，你们很早就有过四大发明，你们一定会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学技术力量，苏联没有援助的东西，你们自己可以搞出来，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从扎吉江的走我们就感觉到，苏联可能很快就要摊牌了。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态度怎么样，这些专家绝大部分跟中国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专家日日夜夜人对人地进行指导，他们也认为赫鲁晓夫这种措施是错误的，我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临走的时候我们都依依惜别来欢送他们。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专家不大友好，有些本应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了，又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有的专家讲，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不要两年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有的说离开我们，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２０年后你们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个时候的确一说撤退，确实问题是严重的，可以说绝大部分工厂，没一个整个完成设计的，那确实感觉到摸不着头脑，困难很大。我记得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大体的意思说，我们决不做父子党，父子国，即使你们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工业建设的困难，外贸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来搞计划，但是我们下决心来吞掉这个后果，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在北戴河听李富春同志汇报之后说，我们尖端的技术要抓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很好，给了我们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所以后来面对苏联专家撤出和设备停止供应的困难，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停顿。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要想按原先设想的于１９６２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了。
宋任穷说，１９６０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我们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１９６４年。康生听了，摇头说，１９６４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１９６２年爆炸。我当时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恼火的，因为他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时这样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他现在偏偏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我们实际上又绝对办不到，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说，１９６２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讲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再也不吭声了。
苏联人走了，九局原本为苏联原子弹样品所盖的仓库，派了新的用场。１９６０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干部坐在这间仓库的空地上，听宋任穷部长给他们作自力更生的报告。
朱建士说，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要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愤图强吗，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因为我们是搞流体力学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