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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说，后来他把这个流程一讲，我一听这个东西有门啊。可是当时听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东西不大理解。晚上讨论的时候，说他今天讲了一种原料两种产品，从流程上是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大懂这个东西，三强问，确实是这么讲的吗？他也不大懂这个东西，说赶快找刘允斌来。刘允斌是刘少奇的儿子，他做翻译，问问他是不是这样讲的。刘允斌回忆了一下子，说确实是这样讲的，因为他也是学化学的啊。然后我们议了半天，定下来明天由钱三强再问一遍。
第二天，钱三强找机会便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苏方也又解释了一番，说流程如何如何，一种原料进去怎么样出两种产品。这一下代表团就马上提出来：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铀－２３５呢？我们应该有铀－２３５，这样的话在流程上是最合理最经济的，不然的话我们的原料就是浪费。刘杰说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当时苏联专家没有做任何表态。但过了两天，苏方负责人便正式表示说，你们要求搞铀－２３５是合乎逻辑的，从逻辑上讲中国应该建设一个扩散厂来分离铀－２３５，这是合理的，因此这个我们可以考虑，但是你们要考虑生产的规模。并且，苏方还进一步讲到了机器的组合，谈到机器组合的时候，就谈到了生产铀－２３５用的最尾部的小型机器——刘杰他们是后来才知道苏联已经用上更先进的离心法而不用气体扩散法了，离心机比扩散机要省９０％的电。苏联人说，如果中国有兴趣，我们可以帮助建设一座气体扩散法富集铀－２３５的工厂，这个小机器我们现在没有新的，假如你们要新的话，就得用两年的时间来制造，不过我们眼下有多余的旧机器，是我们拆下来的，经过一点修理之后，是完全可以用的，你们要不要？
刘杰说，当时我没有答复，只表示我得请示一下，明天再做答复。苏联人所谈的这里边有两条意思，第一条是他原则上答应，第二条就是这个小机器，新做是两年，旧的现在就可以给，究竟怎么办？当时我们感觉到真是出乎意料啊，非常兴奋。可这个问题原来没有列入项目，没有经过领导批准，怎么办？当天谈判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中午饭也没顾上吃吧，我就和钱三强、刘允斌一起，赶快跑到大使馆去请示，向周总理报告说今天出现这么个项目，苏方也可以答应，并且还有小机器可以使用，可以加快步子。总理答复的很简单：现在先接受下来，回来再说。
至此，中国原子能代表团基本上完成了这次出访的使命，在又作了一些参观之后，除了留下几个人等待苏方起草协定草案之外，其余的人员便都陆续返回了国内。７月５日，正在苏联的李富春副总理和原子能代表团团长刘杰应约去见扎维年根和斯拉夫斯基，这两人分别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原子能工业部部长。会见中，苏方说明协定草案已经得到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批准，现在交给中国政府，待中方批准后双方再正式签字。
这一谈判成果的重大意义，是后来才慢慢显现出来的。而刘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这之前不久，法国因为请英国帮助建设一座铀分离工厂，也进行了谈判，但两国代表正要签署协定时，美国却横插一手，明确反对这一合作计划。这样一来，由于英美间订有保密协定，英国就没办法从出售技术与设备中获利，法国也无法利用英国在这方面的现成技术——法国自己建造的铀浓缩厂直到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七年之后的１９６７年才投产。
先搭台，再唱戏
建立原子能工业，牵涉到千头万绪，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所以，还在刘杰他们和苏联就原子能援助一事谈判之际，周恩来就开始考虑筹建这样的部门了。当周恩来问到刘杰的时候，刘杰说，成立原子能委员会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实一些，还是建立一个职能部为好。后来，周恩来又征求了薄一波和科学院张劲夫等人的意见，最终决定成立一个实体的原子能工业部，随后又吸取了公安部主管原子能的苏联保卫专家意见，即直接用原子能事业部名称太有些突出，不利于保密，因此就设了个名称叫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来改名称二机部。部长由宋任穷担任，刘杰为常务副部长，袁成隆、刘伟、雷荣天和钱三强都是副部长。
宋任穷和刘杰两个人很早以前就相互熟悉，１９４８年刘杰任察哈尔省委书记，准备南下时，刘少奇就把他介绍给了宋任穷，因为他原先曾在苏皖一带活动过。现在他们又因为原子弹的事情走到了一起，宋任穷对刘杰说，干脆，我们就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吧，就这一溜长桌子，既做办公室，又做会议室。宋任穷坐在南边，刘杰坐在北边，两个人在这排长桌子前研究处理了核工业初建时期数不清的问题。
在二机部，宋任穷常说，我这个名字不好，穷。解放初期当南京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南京市说我们来了个穷书记。后来调到云南去当省委书记，云南又说我们来了个穷书记。他走了以后谢富治去了，他说穷的走了富的来了。姚乃兴提起见到宋任穷的第一印象，说宋部长来之前，我想他是将官，上将啊，一看他穿着件绸子的香港衫，一顶巴拿马草帽，一把折扇，像电影里演的广东资本家一样。他平时不大讲话，自己带两个翻译来，但他们从来不发言，只在旁边听着，从军队带来的两个。他有时爱跟人开玩笑，说我们二机部是贫下中农。
二机部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和科学院联系，科学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也是不久前才调去的。他当时搞经济工作，在地方工业部当书记，有一天安子文打电话，点名让他去科学院，说中央常委定了，你工作马上要调动，张劲夫说我不懂科学，不去那个地方不行吗？安子文说不行，党已经定了，你还能讲价钱？马上去。张劲夫说去那里找谁呀？安子文说找陈老总。张劲夫便找陈毅报到，陈毅说，我已给郭沫若打过电话了，郭老表示欢迎，今晚就在北京饭店召开欢迎会，你得去。他的调动手续是后来拖了很长时间才发的。
张劲夫说，宋任穷一当部长就打电话要来看我，我说哎呀老大哥你怎么来看我，我去看你呀。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你。他非来看我不行，那我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住在北太平庄，一来之后他就说，劲夫啊，你可知道我部的任务？我说我知道，搞原子弹嘛。他说多重要啊，是中央的任务，国家的任务，你要帮忙啊。我说这个事大家都应该尽力嘛，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办，你讲好了。我说中央已经定了，科学院原子能所全交给你，一个人不留。我说我们国家的力量最主要的集中在原子能所，所长是钱三强嘛，我说都交给你们。我说有一些工程师的问题你们管工业部门要吧。他说那个我已经跟他们商量了，想办法，最难的是科学研究，因为这个工作开头没有的，要研究出来。我说数理化学部有个学术秘书叫邓稼先，他在西南联大时和杨振宁他们同学，在美国得了博士，大家喊他娃娃博士。人非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我说这个人我们平常对他印象很好，而且他学过物理的，可能他在这一方面有用处，我可以给你，那当时可是科学院顶尖的年轻人啊。还有一些人，钱三强比我了解得多，让他提出来，可以都调给你。
就在宋任穷和张劲夫谈论核工业亟待解决人才问题的时候，钱三强还在苏联进行访问考察。在这期间，科学院受命拟定了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十二年科技规划，有５６个项目，对中国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提出了一定目标和措施。不久，钱三强从苏联考察回来后接触了这方面的有关文件，当他看到加速科学发展的四项紧急措施中竟没有包含原子能项目，心里便有些着急。因为十二年科技规划是由张劲夫领头制定的，他便找到张劲夫，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不满。张劲夫说，钱三强他有书生气啊，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很直爽，有学者风度，有话就说，说得很带感情、很严肃的。订规划时钱三强在苏联，回来一见面他就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有什么意见？原子能的战略意义如此重大，你怎么搞四项紧急措施没有原子能紧急措施啊？我对你有这个意见啊。我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啊，国家最大的事啊。在这么多人里面，你们怎么讨论原子弹的紧急措施啊，这怎么行啊。我说另外秘密地搞，找一部分人另外搞，而我这四项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搞原子武器要保密，你不能向那么多人公开，向全世界说我们搞原子武器。那不能这样做。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懂了，很好很好，我也没意见了。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急需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些只能从各个地方和部门以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抽调。但是，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展开，到处都需要人才，谁都想首先把自己的队伍建立起来，二机部要从人家那里抽调本来就稀缺宝贵的人员，难度自然很大。刘杰看到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弄不好会误事，便赶紧向薄一波和周恩来反映情况，最后还是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和部门坚决执行命令，责成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现这一抽调任务。这样一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使得原子弹制造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当时，各方对二机部大都是一路绿灯，非常支持，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不过，既然是这样一件大事情，就难免不发生一些问题，比如二机部在调集人员时，有个别人在外边吹嘘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宋任穷听到后便告诫大家说，我们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要把困难先跟人家说足，要靠事业吸引人才。
无论如何，先把搞原子能的一个最基本的班台搭建起来了，才会有后来的文来武去，唱念做打，上演一出接一出的悲喜故事。
斯拉夫斯基部受了批评
１９５７年初夏的一天，担任二机部生产科技局局长的白文治刚上班，宋任穷便找到他，让他一起去聂荣臻办公室。去了之后，聂荣臻的秘书安东出面接待，赵尔陆和王诤也在场。不多一会儿，聂荣臻走了进来，坐下就谈起了原子能工业建立起来之后再如何进行的事情。聂荣臻说，下一步该怎么搞，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如何搞都没有明确，要慎重研究一下。几个人讨论了半天，聂荣臻当时就给李富春打电话，说了很长时间。白文治记得聂荣臻对着电话强调说，按照协议，铀－２３５和钚－２３９搞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怎么搞法很不明确，我认为要向苏方提出核武器问题，如果他们不给的话，那么打起仗来我们只能小米加步枪了。我建议这个协议要暂缓执行，不然的话，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核武器，造成损失。
白文治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聂荣臻想推迟费了很大劲才和苏联达成的援助协定，也不敢随便打听这个问题。直到４０年之后，他才从当年原子能工业驻苏商务代表陈征那里了解到，为什么聂荣臻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陈征说，援助协定由中央批准后，周总理让我把那份全权委托书带到莫斯科，交给李富春。８月让我去，说你去的时候要带个批件，富春同志在那儿，马上要签字，你要把这个委托书带去，你可不要丢了。我说丢不了，要丢连我一起丢。１９５７年４月，聂荣臻同志到黄金海岸参加加纳共和国开国典礼，聂总就代表中国人民共和国去出席典礼，回来时到了莫斯科，作短暂停留。他告诉刘晓大使，说我要找苏联原子能工业部的部长谈一谈。我们八点钟出发，我们就坐到头里那个车等着聂老总，阿伏宁出来接我们，就上去了。坐了一会儿，斯拉夫斯基大概是八点半才来，我们给他介绍了一下就坐下来谈。聂老总是很客气的，说我这次出去有点儿事路过这里，我想有个事情谈一谈。现在这些事都完成了、都进行着呢，下一步还有什么问题？意思就是想深入一点儿嘛，搞这些东西干什么，还得深入一下吧。结果苏联原子能工业部的部长斯拉夫斯基就说，我是搞民用的，别的我不知道。这弄得聂老总就不好说话了，坐了一会儿，正好送咖啡的也来了，聂总说那我们告别吧，再见。起来就走了，大家还是很礼貌地握握手，咖啡也不喝就走了。出来后，我们都议论说，他们太无礼了。后来才听说，刘晓把这事告诉了苏联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