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他们所带的仪器是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组装的全国第一台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曾卓荣后来回忆说不知是戴传曾还是王淦昌弄的。这个仪器是木头盒子的，相当笨重，需要两个人操作，杨士文和曾卓荣一起搭伙弄这个东西。
去东北，行程是保密的，到了那里，杨士文才发现，这个地方恰好是他的家乡。但问题也恰好在这时出现了。
杨士文说，我们都坐着马车，是雇的当地的，就这样到矿区了。那时候很保密啊！很巧，这个赶马车的人呢，就是大河沿我们村的，姓郝。你保密怎么保啊！他就我们村的，我们家在海城北五公里。哈，第二天，我爸我妈就拿一筐鸡蛋上山来看我了，哎呀，弄得我挺尴尬的，这保密保密得怎么老头儿老太太来了。没办法，见面说几句话，赶紧打发走了。
杨士文和曾卓荣在东北工院就是一个班，到了地质学院还是一个班，如今到了地质部，又分到一起了。杨士文说，我们学的还是比较快的。那时候，我们基本上什么都不懂，见什么测什么，在野外碰见个羊粪蛋儿，专家也要我们用那仪器测一测。我们说这粪蛋儿测它干什么。专家说，羊粪蛋是有机物，羊如果在有铀矿的地方吃了草，铀矿就会有吸附，或者下雨时会将铀冲到一个地方，吃进羊肚子里再拉出来，就能从羊粪蛋里测出那一带有没有铀。
后来到了６０年代初，杨士文在外地指导铀勘探时，也曾照猫画虎讲过这个关于铀矿与羊粪蛋的事例，却被当地一位官员抓了辫子，说他讲话有问题，是认为当地没有铀矿，只管整天拨弄羊粪蛋儿，要报告周总理。
杨士文说，拉祖特金大约４０来岁，比较胖。他走一走啊，他就看岩性，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要看岩性，他跟不上我们，他喘，看岩性他不站下了吗，可以坐那儿休息休息。那时候我们年轻啊，不知道照顾人家，就噔噔噔往前跑，不懂事。最后高之硏叫我们了，杨士文你们慢点走啊。
提到这次行程，曾卓荣说，我们毕业以后从事铀矿，这可以说是头一次实践。大房身这个长石矿，是座大型露天长石矿采场，下采已低于地面百余米。专家领着我们一块去检查这个异常点，这个点在花岗岩里头。拉祖特金年龄比我们大得多，爬上爬下非常辛苦，最后发现最高的地方，一打打出铀矿来了，非常高兴。挖了几块好标本，回到我们住处以后，他高兴得要刮掉自己的胡子。当时他鐾刮脸刀，把皮带拿下来，这么一擦，一下子把皮带刮断了，结果就没有裤带系了，哈，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由于发现了铀矿，在中国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拉祖特金非常重视。他和中国的几位年轻人一起圈定这个矿体，计算储量。但最后计算出这个点只有８００公斤的铀储量，价值不大。这对他们来说，当然非常失望了，拉祖特金还白白损失了一条牛皮腰带。不过，对杨士文和曾卓荣他们来讲，从找点到圈定矿体，直至计算储量，这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
东北海城找铀无望，这条线索一断，就只能指望另一处地方了。两个月之后，已是金秋十月，拉祖特金由高之硏陪同去广西的黄羌坪勘探。不久，在同一岩体附近的杉木冲果真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矿化，局部很富集，原生矿残体和次生矿很发育。拉祖特金非常兴奋，一再向高之硏和曾卓荣他们竖大拇指，说是难得的发现，高兴得当晚就上山搞荧光探测，并亲自参加编录、详测、部署揭露工程。拉祖特金叮咛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要把最好的标本送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他认为这个地区是很有找矿希望的。
曾卓荣说，到了广西杉木冲这个现场，当时确定的那个点并不高，最后我们在勘探过程里头啊，在隐伏的地方发现一条带，这条带净是矿，次生矿，黄黄的，里面如包着原生矿，那就是黑的。这个矿一挖出来啊，强度很高，所以，我们就连忙给它挖了几个大坑，把这个好矿石取出来。取出来以后呢，拉祖特金和高之硏很高兴，这是中国自己发现的很有价值的铀矿标本，比我们在东北海城的那个价值要高。
他们如获至宝，把铀矿标本从杉木冲带回了北京。这两年，地质部发现了很多矿产，但从来没有像发现铀矿这样备受青睐。情况刚一报告上去，上头就让刘杰亲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详细汇报。这样一块沉睡了亿万年之久的石头，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它竟然会在一夜之间身价倍增，继尔登堂入室，成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座上宾。
刘杰说，哎呀，这块铀矿拿到部里头去了以后，确实我们都感觉到很突然啊！李四光部长也非常的兴奋啊，他那个时候已经６０岁了。他说，哎呀这是铀矿。那个时候，苏联专家库索齐金看到了铀矿，也是睁大了眼睛，非常的惊异。他把那个铀矿就拿到手里边，说他要把它保存起来。我说你等一等，这个时候马上就报告周总理，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铀矿。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到周总理当时很快就回应了，说是明天让我带着这个铀矿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很惊异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普查当中发现了很多的矿产，但是像铀矿这次头一天报告，第二天就要向毛主席汇报，我能感觉到这其中的重要性。到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这块矿石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了。我们首先向毛主席报告说，我们现在找到了矿石，铀矿。那个时候，把铀矿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毛主席还亲自拿着铀矿石看了看。看了看以后就问到我的情况，紧跟着就问这个矿石。我向毛主席报告了，说这块矿石是从广西普查来的，仅仅是个次生的铀矿，还不能说明它是不是个矿床，有没有开采的价值。毛主席看着这个铀矿石，说你怎么样证明它是铀矿啊？我们已经带着盖革计数器，就是探测的仪器了。一探测，发出嘎嘎的响声。毛主席就很高兴，说我们发现了铀矿了。他紧跟着就讲啊，现在我们有了铀矿，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铀矿还没有发掘，还没有勘探啊，我相信我们中国还有很多的铀矿，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毛主席当时的话不多，但是很肯定，就是我们要发展原子能。这次汇报的时间并不长，毛主席最后就强调我们要进一步勘察铀矿。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和总理送我到门口，毛主席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刘杰，要好好干啊。这就是当时发现第一块铀矿的情况。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是决策性的话，但是对于毛主席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这句话，我就不大理解，心想毛主席这句话说得太重了，毛主席在１９４６年的时候就讲原子弹是纸老虎，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却说这样的话，这是不是鼓励我呀？所以这句话，多少年了我就从来没讲过。
中国是联合国军的敌人
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５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到了北平。先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和妻子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使人们对铀核分裂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何泽慧与钱三强是清华同学，先前是在德国柏林留学的，所用的钱还是阎锡山给的，因为当年阎锡山有一条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子弟，都供给三年的出国留学金，每年给一千块大洋。钱三强的回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鼓动，因为在此前的一两年间，胡适就到处张罗人才，企图实现一项国家大计，钱三强和何泽慧即在他所邀请之列。其他几个人是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士俊和袁家骝。胡适还向白崇禧和陈诚写信，请他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此事。但等到钱三强在北平安顿下来之后，他试图把北平现有的原子核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曾找过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北京大学的胡适校长，而此时他们却不再积极推动了，令钱三强既失望又困惑，后来只是归因于国内的人们都想各立门户，其他方面条件也不具备。但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而是美国此时已经获悉北平有一些科技教育人士正在试图搞原子能，并由钱三强参与其中，他们欲向中国政府施压，萨本栋随即分别通报了胡适和梅贻琦，计划就此夭折，而这些内幕情况，钱三强至死都没能了解。
比钱三强先行一步回国的彭桓武是留学英国的，曾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他和王大珩当时在路过巴黎时，也和钱三强议论过，相约回国后大干一番。所以，钱三强回国不久，即请彭桓武到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来工作，同时还请了浙江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
后来一直对自己没能做一名木匠而耿耿于怀的彭桓武说，要搞原子能，包括这个原子弹，在那个时代，不管老的人新的人，科学界里都有这么个问题，都是要搞的。蒋介石的国防部不是曾经派好几个人到美国去，想学这个嘛，结果人家不教，就都散了。我和钱三强就是在巴黎认识的。钱三强和王大珩是同班同学，我比他们高一班。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回国的时候，钱三强已经回来了，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和地下党有联系，所以当时就开始参加人民政协的筹备工作。我见他之后，他跟我说他有个建议，要成立近代物理所和应用物理所，就以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做基础。然后近代物理所再加强，从清华让我去，还从浙大把王淦昌调去。近代物理所就是为搞原子能做准备的，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实际上就是准备干这个事儿的，干核工业，核科学研究。所里人马都是钱三强弄来的，有一位金星南是留法的，找了他，后来还有邓稼先等，这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搞理论工作的。黄祖洽、于敏都是国内的，黄祖洽是清华的，于敏是北大的，都是研究生，老师推荐过去。大家一块学吧，我们也没学过原子核物理。这种原子核物理我在国外也没学过，我是回来才开始碰原子核物理。所以大家在那里一起学。搞核科学，就需要好多人改行，其实也无所谓改行，我认为这种变化也叫发展嘛。
钱三强回到北平不久，南京方面便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而走了一条另外的道路。１９４９年３月，他由中共组织安排，参加由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这时，他想到这次去巴黎是个机会，可以通过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仪器和图书。可是，这需要用外汇，钱三强便把这一想法向组团的联系人丁瓒提了出来，并说数额大约在２０万美元。事后他还颇有些后悔，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内政很紧，提出用如此巨款去购买仪器和图书是否适宜？但出乎他的预料，不久他接到了要他去中南海怀仁堂面谈的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待了他，并对他说，中央认为你的意见很好，国库还有部分美元，在代表团的费用中可先拨出５万美元使用。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批的。后来，由于法国不给中国代表团去巴黎的签证，钱三强没有去成巴黎，便从这笔款项中提出５０００美元，设法转交给约里奥·居里先生，并请其转交给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委托不久即将由英、法归国的杨澄中和杨承宗代购仪器与图书。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女儿海伦后来到中国访问时曾告诉钱三强说，他父亲收到这些美金之后，特别慎重，包得严严实实的，埋藏在小花园的一棵树下。
等杨承宗拿到这笔钱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１９５１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在巴黎的一名代表找到了杨承宗，告诉他说我们组织带了５０００块美金来，要买些研究原子能的器材。这人叫李风白。一开始，因为杨承宗还没收到钱三强的信，就很奇怪。同时他想到刚建国，能交给他这么一笔钱，那个时候５０００块美金也不是个小数，感觉到责任很重大。但没过几天李风白又来了，说他有用处，又把这５０００块钱收回了。杨承宗那个时候已经有一部分买了东西了，定货的也订了，但也只得给他了，因为钱是人家的。过些日子李风白又还他了，却只交来３０００块美金，还有２０００块美金用在别的地方了。
杨承宗收到钱三强的信，大概是在六月初。那个时候信慢得很，航空也得要个把月，跟船差不多。信中要他买几个同位素，是何泽慧要的，要买和研究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药品，还有一种计数进位器。那个时候，一般的计数器是二进位，最好的计数器只有１６位计数器。在５０年代的时候，苏联给中国的计数器还是二进位，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出品的一种是１００进位，杨承宗要买这样比较先进的进位器，必须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特批。那个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中国是联合国军的敌人。凡是各种军用物资及尖端技术都要得到在巴黎联合国军总部一个机构的批准，才能够运出来。买要得到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的批准，运出来要得到联合国军总部的批准，非常困难。
杨承宗说，有布歇士先生的帮忙，我购买的许多珍贵物品全都顺利带回了国。直到现在，有一笔账还没清，当时有些货没交到手，我先给居里夫人的秘书签了４万法郎的空头支票，但后来也没有交货。我后来对他们说，我不欠你们的钱，只欠法国的情。当时买了不少东西，都比较宝贵，比如，这些东西里就有碳酸钡镭标准源。这是以前我向那个实验室买的。我当时想，我们国家要做原子能，要有铀，要有铀就要搞铀矿，要有铀矿就需要知道怎么来，就需要一个标准源。我找到这个管镭源的，一个大概是法国人吧，不过他的名字很奇怪，他的名字叫Ｒｇｏｒ（依高），像俄国名字一样。我说要买点镭，他说行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