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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话，可能被绑架者蒋本人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的最忠实的助手马上向南京的孔博士带来紧急命令，要求立即停止调动军队，而孔博士刚刚发布的命令却是所有军队不得停止进军。这就令南京陷入窘状，从而需要宋子文的才能。著名的宋先生向来有“中国的摩根”之称，上海不少传言说哥哥宋子文与妹妹蒋夫人的关系一向并不十分密切。宋氏家族将他们维系在一起，有时也会出现摩擦。
独裁者是否拖延了足够长的时间，或相当长，或太长，难以定论。“中国的摩根”处在权衡中国公众舆论、世界舆论和日本局势的较为有利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他的妹妹和妹夫蒋。
据西安最后消息，几乎所有人，包括日本，都努力在绑架事件中保持克制。西安正变成一个论坛。宋先生可望坐飞机前来。有消息说蒋夫人也将飞来。中国北方地方军阀阎锡山元帅已经派来代表，其他地方军阀也纷纷派出“顾问”抵达西安。如果被绑架者蒋还活着，那么他就有了难得的机遇来表现他的卓越才能。（《时代》，1936年12月28日）
日本也在关注着西安事变局势的发展，按照《时代》的说法，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与苏联的联合：
东京本周最大的担心与恐惧，是宋子文先生判断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目前的现状，正是中国进行战争的最佳时机。日本人尊重宋子文的判断，如果他倾向于战争，那么他们肯定会马上听到来自左边的隆隆声。斯大林肯定要回到中国，每时每刻，苏联的轰炸机都有可能从海参崴飞来，在未宣战之前对东京进行轰炸。当年日本在旅顺口对沙皇尼古拉的军队，采取的就是这种不光彩的计谋。（《时代》，1936年12月28日）
张学良石破天惊的出拳！兵谏真相、蒋的生死、局势前景……西安的一切，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乃至整个世界。有谁会想到，1936年的中国会以这样的局面辞旧迎新。
6 目击历史，改变历史
从《时代》的报道可以看出，西安事变爆发时，没有一位记者——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立即从现场发出消息。诸多现场细节、经过，要等高潮过后才慢慢被披露，被描述。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是亲历者之一。
史沫特莱刚到西安时，在华清池迎宾馆居住。1936年11月底，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她和所有其他客人不得不离开，住到城内的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西安城内当时最现代化的宾馆，在12月12日之前，它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这样，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进住，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招待所，但被史沫特莱拒绝了。还未等蓝衣社采取下一步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便联合“出拳”了。
12月12日的夜晚，史沫特莱在西京招待所经历了兵谏过程。她回忆说，她对那天夜晚爆发的事件毫无准备，开始甚至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
史沫特莱讲述在房间最初听到的招待所里一阵骚乱的情形：“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她听到的声音，显然便是西北军士兵开始的对张群、卫立煌等人的搜捕。
在亲历了骚乱和抢劫之后，史沫特莱很快就抛去不快和恼怒，沉浸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毕竟是一位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热衷于革命的人，更是一个对历史突发事件有着特殊敏感的记者、作家。她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通电声明提出了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以上参见《中国的战歌》）
不过，真正亲自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直接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是澳大利亚人端纳（William Donald）。
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作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走向，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他顿时也成为世界媒体聚焦的对象。
1936年12月28日报道西安事变的这期《时代》，选用了端纳的一幅照片。他头戴礼帽，背着手，平静地站在那里，看上去颇为悠闲。经过图片处理，周边镂空，只有他的身影。图片有一简洁的说明：“张的端纳。亚洲和平也许掌握在他的手上。”夸大了的表述多少也反映出当时外界对端纳重要性的看法。
关于端纳，《时代》在报道中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写到他中国的经历，以及他与张、蒋二人的特殊关系：
……当时正值华盛顿会议期间，心怀感激的中国政府决定聘请端纳先生，每月支付一千五百金币请他撰写经济公告，其中大部分相当出色。他拥有可能是北平最豪华的住宅，还有用昔日辉煌的庙宇改成的美轮美奂的避暑别墅。他收藏中国工艺品，包括吸鸦片用的各种古老烟具。法国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古巴雪茄，他应有尽有，虽然自己从不抽烟喝酒。
一些年后，中国不再向他支付报酬，端纳靠出租他在北平的房子作为收入，其房客是今日张少帅的花花公子式的弟弟。此位年轻人在不同肤色的女人中间猎艳有术，为公众舆论所唾弃，直到张少帅从沈阳来将这个花花公予驱逐出门。端纳先生心疼地看到他的漂亮房子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不过，张少帅从他那里找到了友情，并延续下来。如今，他们的关系几乎如同父子——或曰如同儿子和严厉教导的大叔。事实的确如此，在张大帅遇难之后，张少帅在北平仍未根除毒瘾，因为他的妻妾们总是偷偷地往医院里送毒品。于是，严厉的大叔端纳转而求助于为人非常善良的中国人宋子文，端纳带张少帅到上海一位公谊会的传教士医生家中，宋先生派士兵守卫，禁止妻妾入内，强制病人戒毒。后来，少帅为了感谢，向公谊会捐款七十万元。接着，他前往意大利，学习驾驶飞机，并陶醉于崇拜墨索里尼。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了上周端纳在东亚的重要性，这位有名的猎艳高手，现在脾气变得阴郁，坐着少帅的豪华专机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是否能寻求来一种智慧的、缓和的方式解决危机，决定着中国的全部未来。任何一种意想不到的分裂爆发，都会被日本利用，过去十年间在独裁者领导下实现的中国巨大的进步，也将毁于一旦。端纳大叔一直都采取“守口如瓶”的态度，但他审慎地透露出来的片言只语，暗示出西安扑朔迷离的局势。（《时代》，1936年12月28日）
从后来其他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叙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端纳在解决整个事件中的经历：
12月13日下午，尽管未能收到西安回电，端纳仍决定立即乘飞机前往洛阳，与他同行的是颇受宋美龄器重的黄仁霖上校，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官，也是特务组织励志社的总干事。当晚，宋美龄收到张学良发来的致端纳的电报，欢迎他前往西安。
转机由此来到。端纳先与张学良见面，再与杨虎城见面。然后，在两人的陪同下来见蒋介石。经历一番惊魂之后，见到端纳，蒋介石落下了眼泪。端纳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也是经端纳等人的劝说，蒋介石才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见。斯诺这样说：“在此之前，蒋一直拒绝见他。主要是蒋夫人，还有端纳和张学良说服了蒋。”
当晚，宋美龄接到端纳的电报，她在日记中写道：“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从她个人的角度甚至这样说：“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苫上房顶的则是我。”
张学良12月12日的“出拳”石破天惊，同样，他释放蒋介石并执意“负荆请罪”，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又一次让世人感到不可思议。
史沫特莱在西安机场目睹了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这一天是1936年12月25日：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中国的战歌》，第158页）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部下。史沫特莱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中国的战歌》，第158—159页）
东北军年轻军官的预见，不幸很快被证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直接的代价就是张学良反被蒋介石关押、判刑，叱咤风云十几年的少帅，从此在幽禁的处境中彻底与世隔绝，寂寞地走完一生。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他为何这样做？他的内心到底想的是什么？直到他去世，也永远是个谜。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最大的历史之谜了。
可以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中，来揣摩一下张学良从果断兵谏到执意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大起大落、瞬息万变过程的内心世界，或者说难言之隐。
本文前面写到过，1936年的苏联，对德、日两个军事强国签订军事同盟协定感到恐惧，它希望看到在东方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与日本对抗，以使自己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的这一战略考虑对于自身来说非常现实和英明。可以想象，如果在纳粹德国大举进攻的同时，日本也从东部压来，它将面对多么严峻的危机。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支配下，从西安事变一开始，苏联就主张和平解决，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促使与南京政府团结的前提下组成统一战线。后来事态的发展，基本上与苏联的思路相吻合。
12月14日，《真理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西安事变的消息，标题是：“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该报还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对事变本身公开进行指责，特别是对张学良个人进行猛烈抨击。社论指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该社论甚至认为，是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策动了事变：“（汪精卫）这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走狗在流亡国外期间依然不忘为其主子效力，他……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参见《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第238239页）
同一天，苏联的《消息报》也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其中写道：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社会的所有力量相当可观地团结在南京政府的周围……很清楚，无论它（指“西安事变”——引者注）打出什么旗号，提出什么主张来伪装自己，它代表着一种危险，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且也是全中国的危俭。人民统一战线……不应被看作反对南京的阵线，而应当是与南京团结的阵线。（转引自《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第240页）
12月19日，苏联驻中国代办代表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苏联政府“自满洲事变以来无论直接间接，未曾与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