酚�2003年2月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女博士后”原来是个男人》一文，就披露了一个叫戴某的上海男青年，因其面貌酷似女子，有点“奶油”味，又虚伪得没治，便以“惊艳”的外表为“成本”，干起行骗的勾当。既以“护花使者”的面目骗女性的情感，又多次“男扮女装”地骗取男性的钱财，直到2002年底东窗事发。这个案子里，戴某的虚伪已经成了其次，因为人们通过这个案子更能认清这样一个道理：内在平庸的男人必然是虚伪的男人；虚伪的男人是很危险的，一旦他有了“惊艳”的外表，那就更危险了。
“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
说到对外国人的谦恭，人们自然地又会联想到“崇洋”二字。这么一挂勾，似乎就可以给上海的男人下一个定论：既排外又崇洋。然而上海男人的崇洋与浑身充满奴性的崇洋又截然不同。奴性的崇洋属于那些一辈子都找不着自己的性格支点的人的生存形态，对于这种人，不要太多的阐述，一个“奴”字就够说明一切了。而上海男人身上反映出来的崇洋从文化角度而言却恰恰是延续了上海这座城市历史的惯性。
是的，当我们审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轨迹时，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她开埠时的背景；想起她的背景时又不得不将她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扯到了一起。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南京条约》，上海就没有外滩的洋房，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洋人到上海来传导西方文化，也就没有现代的上海人所自诩的“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之说。如此一来，上海男人与“洋”字的任何瓜葛（当然也包括崇洋）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国人尽管可以声讨上海男人的种种缺陷，但在批判崇洋时，还必须给上海男人予适度的宽容。当然，对于“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之说，上海男人并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是愉悦的。毕竟这句话真实地写证了外国人霸权上海给上海带来的历史沧桑。我很欣赏登琨艳说过的一段话：“城市的迷人常常是因为她曾经丰富的历史，不论她是摧残或沧桑。如果说我真的喜欢上海，实在是因为她有独特的历史。那段历史对我们的祖先是悲、是伤，时间过去了，她的伤痕记忆已经成为她丰富美丽的一部分，甚至是她的全部。而今天她再度风华璀璨，也因为那段历史的伤痕，增强她的可读性，只是人们健忘，只看见她美丽的外表，而我的建筑本位眼睛，却常看见她的历史，她像部史诗般的立体小说。”（①登琨艳：《上海历史的缱绻与哀怨》）我想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登琨艳的这段话算是对上海既璀璨又充满伤痕的历史的最好表白。上海的独特性全部反映在这段缱绻与哀怨兼具的表白中。哀怨自然始自于《南京条约》。《条约》中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但由于海域和地理位置的因素，洋人们更看重上海——这座人口众多却是一盘散沙的新兴城邦。上海口岸于是便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输往中国大陆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的最大窗口，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更是这个窗口中最廉价的“就地取材”的劳务资源。而与此同时，当年在上海稍有些地位的人纷纷向洋人攀亲，于是又有了上海人与洋人“共同制造”的混血儿一族。混血儿在国人眼中是要受讥笑的，惟有上海人会引以自荣。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大都是贵族或准贵族的后裔；二是上海一开埠就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人身为中国人，但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接受的教育的培养基，都直接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以至“上海人族”成为中国国土中独一无二的、多重性格组合而成的“半土不洋”的“部落”。对于形成这种“部落”的历史根基，有多少新生代的上海人不但不为其哀怨，反为“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的“美名”而沾沾自喜呢？其实与“洋”字关系甚密的本来也不是上海之独有。比如福建、广东二省，与海外关系的密度远在上海之上，所以福建、广东也“崇洋”。但在上海人眼里，福建、广东的“洋气”与上海相比却差一大截，理由不由分说：福建、广东的“洋”或多或少地搀有“偷渡”之类的歪门邪道意味，而上海人的“洋”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是“阳光大道”的，是值得张扬的，是可以居高临下地“沪眼看人低”的。当然，上海人有理由为自己的“洋”而骄傲，只是别傲不到点子上。比如若逢得不同地域的男人们在一起夸自己的城市，上海男人大抵会“大拇哥”一翘，曰：我们上海有外滩，有浦东——那多“洋气”呀，谁会不说这就是中国的威尼斯、中国的纽约、中国的巴黎？这时要逢上福建、广东的男人，他们自然也会竖起他们的“大拇哥”，曰：我们有陈嘉庚、李嘉诚、林少良、王永庆等数不胜数的挣洋钱、做民族事的“洋男人”。而上海男人“全民皆洋”究竟“洋”了什么呢？是“洋”了西装领带，还是“洋”了绅士风度，或是“洋”了投资理念？不错，外滩地处上海，她是上海的标识，是什么标识呢？还不是“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的标识吗？上海的男人无疑不会为“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而气馁，因为他们已经又有了新“洋味”的骄傲资本。浦东的崛起就是例证。然而人们在浦东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又可以清晰地分出这样两类人：一类是土里土气的外地款爷，一类是气度非凡的上海工薪族。上班族平素里不把款爷放在眼里——这也只有上海才能成为普遍现象。原因还出在上海人对土里土气的外地人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在上海，“土”是很要命的，人一旦“土”了，即使再富裕又能怎样？有多少财产属于你，你也还是鸟枪放大炮的老土一个，别看“阿拉上海宁”，每月只是领着薪水，日子过得虽清贫，但穿着十几二十元的着装走在街上，那也透着一种你们外地的“老土”所不具有的洋气呀！尽管上海男人自诩“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但他们心里无疑是脆弱的，自诩的目的无非是对外来诟病者的一种守卫。在这种守卫的同时，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①余秋雨：《文化苦旅》）
审视“上海绅士”
绅士（Gentleman）这个词本系泊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指旧时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过去人的理解是指地方或退职官僚。按现在人的理解，绅士便不再仅是地方或退职官僚，而是既有大将风度又不失对女士文明礼让的、有学问又不随意卖弄的、长得比较帅气的中青年男士。中国虽是以礼仪之邦著称，但像现在人所理解的这种绅士风范的男人却并不多见。中国的男人对这一点固有自知之明，所以，一般都不敢在他人面前妄以绅士自居。竟有上海的男人是例外。
据说上海男人自称绅士的理由是惟上海男人“入得厨房出得厅堂。”但我却不认为这就可以成为一个绅士的全部内涵。其实要评价一个人是不是绅士，首先要看他有没有绅士的风度，绅士的风度包含对绅士文化的充分理解和表意。一旦在理解和表意上达到了一定水准，就会自然地产生绅士的气质和气量，如果一个男人在气质和气量上都能征服他身边所有的人，那么他就具有了绅士美誉的资格。上海男人似乎生来就和“爱算计”和“爱计较”这两个词结上了缘，谁不知道爱算计别人或爱和别人计较都正是由于缺乏气质和气量使然？因此，“上海男人”的名字根本就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模糊概念。“上海男人”再加上“绅士”这个称呼，那就更模糊了。上海男人吃不得任何的亏，爱占人小便宜，这用上海男人自己的话说是精明，用外地人的话说是算计。精明算不上什么气质，但爱算计就自然是没气量了。没气量的男人不是绅士，所以上海男人不是绅士。上海男人成不了绅士几乎与全国人民都格格不入。有一位海派网友提到这个话题时声称：“上海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男人，谁更‘坏’来着？”我看这话说得就很不绅士！不是说“只有上海的男人才能享有绅士的美誉”吗？既然是绅士，而全国男人都不是，你就让不是绅士的人“诽谤”去吧。你一计较，说明你的气量小；你气量小，说明你同样也够不上绅士的资格。再说了，中国的大城市有很多，为什么全国各地人都和上海男人过不去，而不和北京男人、广州男人过不去呢？原因还在于上海男人总是在自己的本土和来自各地人过不去。绅士是不和众人过不去的。上海男人和全国各地人过不去，所以，上海男人不是绅士。乍看上海男人的外表，尤其当他在女性面前时的那番谦让的态度，你还真的很难说他不像个绅士；一旦他与哪个互不相知的同性发生了利益上的摩擦，那可就不依不饶了。因此有人认为，上海男人的绅士风度只是献给身边的女士的。上海男人自称很尊重女性，然他们所谓的“女性”来路要正，若是遇上村姑进沪或乡嫂进城找他办什么事，躲还躲不来呢！所以，上海男人不是绅士。或许上海男人以绅士自居的还有一条理由是他们把自己列为全国各大城市的男人中素质最高的男人。但这个定论是上海男人给自己做的，并没有得到全国各地的认可。据我得到的一份资料表明：有70％的没本事的上海男人正是仰仗着30％素质较高的男人而充作绅士的派头。况且这30％素质较高的上海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只是外地移民，抑或叫“新上海男人”。如果实在是要找些绅士的感觉的话，也应该到这类人当中去找，而不是到那些成天以“阿拉”为“荣”的“老上海”后裔当中去找。诚如易中天所说：“尽管上海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①易中天：《读城记》）不过，我并不是反对上海男人“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做派，而且恰恰认为上海男人身上承袭下来的这种传统的优点很值得国内许多以“大男人”自居的男人们学习。是好的就是要得到人家的承认，并供人学习，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上海男人不要为此自己炒作自己，自己炒作自己反而让人反感。
啥叫“新上海男人”
在人类语言文字中，一个“新”字是很令人动容的。因为任何事物只要被盖以“新”的含义，它就会显示出勃勃的朝气与活力，价值也就会自然增长。最近以来，国人爱讲“新”、爱学“新”、爱求“新”，诸如新知、创新、新人、新解、新话题、新理念、新思路、新新人类等脍炙人口的时髦新词，人们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偏爱。在社会上处处在求新下，上海也出“新”了。出了什么新？“新上海男人”。那么究竟什么是新上海男人呢？我在相关资料中找到了一些专家的解释。
著名学者俞吾金教授说，“新上海人”乃至“新上海男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人，他们在生态和心态上发生“形象转型”，成为“新上海人”。“新上海男人”，可指为出生在六七十年代，成长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飞跃成为他们造就事业的良机，他们的人生获得成功，但仍在继续奋斗。“上海男人”变成为“新上海男人”，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变化有关。俞吾金认为，“新上海人特别看重生活的质量，这在他们的品位观念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这种品位观念主要蕴含着三种意识：一是潇洒意识；二是时尚意识；三是宽容意识”。（①在《“新上海人”论坛》讲话摘要）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新’字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我们塑造未来上海人的一个目标。新与旧不是以地区来分的，将来山东人、广东人包括外国人来到上海而认同上海就是新上海人了。上海一向是多元的，但多元的总有一元为主。上海过去的多元是以江浙一带的移民为主，再吸收其他各地的，所以不能抛开现在主要的一元，即现有的上海人再来创造一个新上海人的概念……我们今天讲的‘新上海人’，还是以现有的上海人为主，融合了其他的新移民，并不是把新移民单独作为‘新上海人’。”（①《“新上海人”没有地域特色》讲话摘要）余秋雨则对“新上海男人”也提出了忧虑。他说：“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尽管如此，余秋雨对现在的上海男人仍是满怀期待。这种期待，并不是急于向国人宣称自己是多么的优秀，多么像“国际男人的样板”，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弱势。“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①余秋雨：《文化苦旅》）应该承认，专家学者对上海男人赋予“新”的诠释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至少，他们都以良好的愿望，努力给上海的男人打造一种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吻合的模型。这种模型与旧海派男人相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祖根混杂和思想开放。殊知常人所理解的“新”在上海男人中仍有两解：一是移民带来的“新”；二是本土求的“新”。移民之“新”与本土之“新”无论在文化认知上还是性格上都仍存在着极大的落差。也就是说，如今的上海男人虽然在祖根上有些混杂了，但由于移民的和本土的男人各自的处世行为方式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在对“新”的理解上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