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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当时国内各大学都各自招生，北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有时去广州）几个城市招生，但北洋在校同学则遍于全国各地，远至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都有，江、浙、闽、赣、湘、鄂同学更不少。当然由于学校设在北方，华北东北近水楼台，学生来源当以此部分人居首位。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六十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六十人，多补习一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七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一百二十人，六年之后毕业时（经常三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中途落选的人有种种情况，如降级、病退、或因经济困难退学，也有因政局动荡（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被迫退学，等等。
“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
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之前先要点名，点名单放在学监处（即现在的教务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三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俭朴苦读的学风
北洋大学是一所比较贫穷的学校。校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造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苦的同学较多。当时学生每年交学费十元，新U形宿舍楼盖成以后每年收宿费十二元，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八十五分的学生，可以免交下学年的学费及宿费。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买，如不愿意要则可交还学校。学生的主要花费是每月的伙食费。伙食由同学自己经营组织食堂，一九二三年我初入学时每月伙食费五元，到了一九二九年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伙食费增加到每月七至八元。因此一个学生如果节俭度日一年有一百元就足够了。可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例如有些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一个学生每年要花费二百至三百元。北洋全部学生住校，校址在天津北郊，离城中心较远，学生很少进城，星期日也死啃书本或做作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惨淡经营的中流砥柱
刘仙洲是香港大学荣誉毕业生，专攻机械。在北洋执政的四年（一九二四—一九二八）期间，学生中毁誉兼半，但离校后大多数毕业生对刘仙洲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四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四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四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快临死亡，因之相互倾轧内乱频仍达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期，因内战学校两次被迫停课，而学校经费更是靠不住，经常拿不到。教师拿不到工薪，学校不能按期开学。记得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当时教师不仅不能及时按月拿到工薪，而且得到的纸币钞票又有不同的票面价值。北洋经费来自河北省政府，发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但一元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只等于中国银行（当时的权威银行）钞票八角，也就是说，河北省银行的钞票的票面价值应打八折。地质教授王霖之在课堂上就和我们讲，他收到了河北省银行钞票，就毫不客气地如数退还，并且威胁学校如果不给他换成中国银行钞票，他就拒绝上课，结果是学校只得给换发中国银行钞票。幸好其他教授、教师们都还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河北省银行钞票，如果全体教师都不接受这种只能按八折票面价值使用的钞票，那百分之二十的亏损学校又怎能担负得起呢？
刘仙洲在北洋四年，除日夜向当局索催经费延喘维持外，他最大的功绩是逐步聘请一些曾在国外留过学的专家以代替美籍教授。北洋自建校以来，几乎都是请的美国人当教授，他们工薪高，一般比中国教授高两三倍，而且按银两计（当时一元银币等于白银七钱二），合同一定就是三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却是滥竽充数，学问并不怎么样。北洋入学考试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到校后上课都用英语讲授，用的是美国大学用的教科书。毕业后如有机会可去美国继续学习，当时美国承认北洋毕业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这些美籍教授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学生受洋人熏陶，养成媚外思想和自卑感，师生间谈不到密切接触。刘仙洲看到此问题，大胆进行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教授以代替美国人。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情况下，多请中国教授也有必要。原因是中国教授可以枵腹从公，不发工薪也来上课，而洋教授按合同办事，月月一个钱也不能少。中国教授仍用英语讲课，同学和教授接近的机会则多了。不少当年聘请的中国教授正是新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如石志仁（即石树德，已故，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侯德榜（已故，化工专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何杰（已故，地质采矿专家，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茅以升（桥梁专家，曾任铁道研究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张含英（水利专家，水电部副部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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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寿昆：严格——北洋的学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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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仙洲特别重视英语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为此特请来了一些中国专家。因而科技名词特别是工科的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得以逐步地确定发展起来。
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学校行政企图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治校，同学争取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北洋校徽是一个钟形红棕色铜牌，中部镶以景泰蓝的工科大楼图样，两旁镶有“实事求是”四个篆体字。由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的校训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北洋的校风是死读书，学校用严格的考试制度压学生，很少顾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头脑里充满了个人奋斗的思想，在动乱的那个年代努力学得一些技能和知识，期望在毕业后取得糊口之计以立足于社会。纵然如是，北洋大学有着严整不苟的教学计划，丰富完整的课程体系，充实认真的实验设备，认真教学的师资阵容，在过去年代中的确培养出来不少国家建设需要的栋梁人才，在全国矿厂、钢铁基地、铁路，土木、水利、机电以及工程教育各阵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缅怀过去，瞻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校友们定能发扬“实事求是”校训的传统精神，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最大的贡献，愿与校友们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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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回忆我在北洋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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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学在全国大学中，是建校最早的，因而素有“老北洋”之称。所谓老，不一定是美誉，老干部、老科学家是尊称，老官僚、老学究就是贬词了。但北洋属于前者，历史虽老，教学不旧，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绝大部分都能顺应潮流，时有建树。特别在政治上，学生运动也是勇往无前的。北洋校内的几次罢课学潮是可歌可泣的，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北洋学生也素不后人。
这里，谈谈我与北洋大学的历史渊源：
一九二六年夏，我在北京，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来访，约我去校授课，因为结构学教授美国人阿罗克（O。Rouke）合同期满回国，经李书田先生推荐，要我去接他的手。我于一九二○年自美回国后，曾在唐山交大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后在南京东南大学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对于教书向来有兴趣，刘校长来约，正中下怀。但那时我在北京有任务，一时走不开，就商定先去兼课，度过缺人难关，每星期去天津一次。到了一九二七年夏，才接受北洋大学专任教授职。那年去天津时，就住在老友罗英先生家。一九一六年，他和我以及郑华先生同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桥梁系研究生，那时该系除了我们三个中国人以外，并无美国研究生。我每星期去津时，与罗先生晤谈，颇得教益，后来我就约他往钱塘江桥共事。
我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主讲结构工程及有关各科，每星期授课二十几小时。我将每星期课程，安排在四天内，每天上午授课，腾出三天时间（包括星期日）搞科学研究，这就给了我时间来研究如何改进教授法。在这以前，我在唐山及东大授课时，曾创立了几种教授法，其目的在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深入钻研，如学生提一问题而我不能答复，就给学生满分。这个方法获得成功，我就带到北洋，同样受到欢迎，因而听我课的，除了本届学生，还有些上届学生已经学了一遍再来补习的。
一九二八年夏，天津陷入战区，北洋大学停课，我回到南京老家。十月间有北洋学生专程来南京访问，劝我回北洋大学任校长，我婉却之。十二月初，北平大学区成立，将北洋改称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校长李石曾来电，约我为院长，学生亦来电表示拥护，我不得已北上。到北平后，学生代表一再敦劝，云我不去则复课无期。天津北洋校友会张务滋、徐绍裕先生等专程来京恳劝，备言学校停课已久，极盼我去收拾局面。我辞不获已，向李石曾声明，前往暂就，仍请另觅继任。于是我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天津就北洋院长职。除聘谭真先生为秘书外，其余教职员，除辞职者一概未动。
我何以不愿当院长呢？因为在北洋军阀专政时期，全国混乱，即学校亦动荡不安。我在唐山及东大，饱受派系倾轧之苦，视行政职务为畏途，故就北洋院长职时，即存“五日京兆”之心。
我就职后，目击院内停课多时，百废待举，即动员各方力量，逐步恢复旧观。北洋不但历史久，而且教育新，所聘的教授皆国内外知名之士，历年来教诲不倦，辛勤培植，故功课严格，力争上游，在国内与唐山交大、上海交大齐名。教授中不论本国人或美国人，教务均甚繁重，每星期授课二十小时以上，故人数较少。教本采用英文原版，内容完备而有系统，同时亦给学生外语训练。校风淳正，学生大部分都能刻苦勤学，但亦不忘政治。我通过考察，竭力维持各种优良传统，并欢迎学生提意见，能办者即办。天津北洋校友会，关心院务，常有校友来院访问，特别是张务滋、徐绍裕、齐璧亭先生等指教尤多，深得其惠。
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晚，院内一座主要建筑的教学大楼，突然起火，因距市区甚远，施救不及，竟致全部被毁。北平大学校部派谢树英先生来院协同调查起火原因，终未查明。
各地北洋校友会，闻火灾消息，莫不震动，纷纷来信慰问，并表示愿为恢复大楼尽力。
我当即收起辞职之念，决心尽我全力，筹募工款，以恢复校舍，重建一更好大楼为己任。不久，南京大学院取消，恢复教育部，本校亦改称“北洋工学院”。这年夏，我往南京教育部接洽筹款，时部长为蒋梦麟，对北洋颇表好感，因校友王宠惠、王正廷等均其旧交，因授意此项恢复经费，可在“中比庚款”（比利时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中设法，因此项“庚款”尚不为多数人所注意。这时黎照寰先生为铁道部次长兼上海交大校长，曾一再向我表示，希望我去交大，任木工工程院长，适巧他是“中比庚款”董事会的董事，我因往沪求教，他一口应承，表示负责办到，并笑说：“我给你十万元，你给我一个院长！”于是我向中比庚款董事会正式提出，请拨十万元，恢复校舍。其时该会负责人为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我找他多次，他都表示冷淡，但我钉着他不放，并同董事会其他董事分头接洽，他们散居南京、上海两地，我分头相访，沪宁奔驰，有一段时期每晚都在沪宁火车的卧铺上过夜。最后，果然该董事会通过，补助北洋十万元，恢复校舍。其时又有天津电车公司（比国投资）捐款一万元，估计恢复原来大楼而有余。于是一面交一比国建筑公司设计（此系中比庚款董事会中比国人的要求），一面请几位北洋校友组成保管委员会保管此项建筑专款，免被挪用。保管委员会主任为赵天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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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回忆我在北洋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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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请款成功，校内对我信任益坚，我辞职的话提不出来了，于是安心整顿校务。北洋为国内最老的新式学校，因而也有一些旧的传统习惯需要打破。最妨碍教育进步的为“贷书制”，即将教科书借给学生，于毕业时交还。其时由于学校经费日紧，无力每年购换新书，于是教本日益陈旧。我在南京时，遇到一位方鸣皋先生，他能将原版书不经照相来翻印，成本甚低，我就请他来北洋，主持翻印教科书事，印出的当作讲义，无偿发给学生，于是全校所用的教科书，每年可以全部更新，师生都很满意。
我在沪宁接洽“中比庚款”时，乘便延揽新教授，果然请得科学界老前辈胡敦复先生主讲物理学，卢恩绪先生担任土木工程学。胡先生是清华学校（后来发展为清华大学）创办人之一，在我国科学界负有重望。卢先生是辞谢清华大学工学院长职不就而来北洋的（后来仍去清华任院长）。得到两位名师，院内师生兴高采烈。
在南方时，杭州北洋校友约我去报告院务，他们本来准备发起募款运动，为母校造大楼，因知“中比庚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