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书了。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是这些老先生的封建修养特别到家么？是考进清华的中学年龄的孩子们特别调皮么？我看都不是。有些“特别”，是可以肯定的。我虽没有进过别的中学，无法作具体的比较，据一般观察，在别的中学里，汉文课目不景气的情况似乎要好些。乃至教会办的中学在这方面也要比清华“规矩”些。尽管那是伪装，有它的作用，清华倒是老实的，老实得突出。但无论伪装或老实，都是现象。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风气在转变，急剧地转变。上面不说过，距此不过十多年以前，上海附近地区一般读得起书的人家还不很愿意把子弟送进洋学堂，更不必说出洋留学了么？到此，这种态度似乎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从“不屑”一变而为“追求”。这种变化的所由发生，远之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失败，近之可以归结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七十年间，量变达成了质变。这其间的过程当然用不着我在这里说，用得着我说的是这番质变的某一些集中表现。清华这一学校的开设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集中表现的典型事例。老先生们，无论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赞成不赞成，当然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转变，认识到，除了本国的文学和一些历史地理的基础知识，不能不姑备一格似的加以传授外，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责与息事宁人的态度。同学们，一般地说，当然更自然地随着风气走，正好用汉文课堂上的“逸”来补偿英语课堂上的“劳”了。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的怪异场面。
但少数同学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意的，说他们爱国也罢，封建保守也罢，看来都有一些。他们总想多学习些汉文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他们一进清华就看到，依靠课堂教育，这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自己想些办法。清华的汉书藏书似乎一开始就不太少；老先生们，平时在课堂上受气，在课余时间，有学生肯到“古月堂”质疑问难，当然特别欢迎。就时间说，可利用的也还不少。汉文和用汉语上课的钟点都可以利用，你不听讲就是了。晚上自修时间也很好，这主要是为了准备第二天的英文课而设的，但英文课既多，一门拆成了许多门，课堂上已经搞得够细致熟练的了，往往在晚饭前大致复习一遍，加上做些数学习题，也就可以了事。因此，有少数同学就把自修时间全部移作读线装书，临大小楷之用。这两种时间我是一贯地利用的，因此也曾和教课与辅导的老师发生过一两次小冲突，但只要各课目的大小考试成绩都不受影响，他们也就让我自由处理，终于不再干涉了。其次是漫长达将近三整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的寒假，决不轻易放过。我的计划是每个暑假学习一种经书或史书，也曾搞过一整暑假的“说文”。这样，除了生病以外，搞过七八个暑假，算是对汉文和旧文献获得了一些认识，打上了些底子。这一段回忆可能没有太多的代表性，但清华毕业生中，凡是汉文程度较好的人，一定是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不肯随波逐流而独自下过功夫的人，初不问这功夫如何下法，是可以断言的。其中有些同学在最后出国的时候，还带上一些经常要翻翻的老书。我至少带过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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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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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科的课程说来就比较简单了。所谓国文，或汉学课，还是每年有些，有固定必修的，也有部分选修的。但主要的是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学基础课程，后者包括英文文学、西洋史和第二外国语在内。不用说，全部用西语上课，采西文课本，也开始习用指定的西文参考书。在我读书的几年里，高等科最后两年虽已有“大一”、“大二”之称，还不分科系；教师在最后两年帮助学生选课时，参酌学生的意向、兴趣与过去的成绩，至多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文法，一类理工，从而在专业方向上稍稍加以指引而已。至于选定科系，则是出洋前夕的事。这时候年老些的美国教师就有更多的事可做了，要约学生谈话，决定要进的科系和美国大学，也通过他们，和美国大学事先取得联系，谈话自不止一次，其中必有一两次取家庭便饭的方式，好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刀叉和一般社会交际的规矩。入国问禁，未入国门之先，就有机会在“美国地”演习一番。
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国外，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其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我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的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杜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1iberaleducation）的道路。（一）课程与上课钟点不多。在美国，每学期一般是五门或六门，每周上课十五至十八小时；在清华，当时也不过六七门，二十几个小时；学生有着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二）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又所谓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三大类的一些入门课、基础课，虽不是每门必修，总是鼓励学生尽量地多读，每一类选上几门。（三）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随意挑，考不及格也无关宏旨，下学期另选一二门，来凑满毕业时所要求的学分总数就行了。这种选修课在某些美国大学里有的已流为“烟斗课”，师生都可以叼着烟斗上课，清华的选修课当时还差一点，没有到此境界。（四）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自己，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不太少，当时推为国内最现代化的馆屋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了，环境更引人了，借阅更方便了，于是这种美其名曰涉猎的读书风气更趋于泛滥。（五）无目的地与缺乏指导地提倡所谓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一到高年级，很多课上就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以我个人为例，在出国前的一二年，我就曾经乱抓一阵所谓“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写的《小青传》，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写缴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在奖饰的评语中勉励我“成就其一”，不要学他自己那样的“泛滥无归”，即只要泛滥而有归缩，一个人就是“专家”，而此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同时，一个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认为我在小青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资料，比西洋用来证明这派学说中的同一论点的资料好得多，又向我灌上大量的米汤。任公先生所欣赏的是“方法”，而这个美国教师所赞许的是“资料”，“方法”与“资料”都对了头，岂不是前途无量！所谓“自由教育”的内容与终极，大概言之，就是这一套了。我自己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就自己当年的感受多说了几句，我想是可以容许的。
谈到这里，似乎有必要说一说清华当时“创用”的一种课业成绩计分制，称为“WeightedCreditSystem”，可译为“权衡计分制”。说“创用”，因为，据我所知道，在国内只是清华用这方法；但我又加上引号，因为这方法一定来自美国的某些大学。这计分法主要的内容是把学生成绩分成五等，超、上、中、下、劣（英文符号是E、Ｓ、N、I、F）。劣就是不及格，不得补考。在此法实行以前是容许大、小考不及格的学生补考的。更主要的是这五等的评给有着一定的比例，一班一百个学生罢，“中”的当然最多，“上”“下”次之，“超”“劣”最少，各占百分之五；即一次考试，或年终考绩，一班之中，总得有几个幸运的“超”，几个倒霉的“劣”，初不问成绩好的学生真好到甚么程度，和坏的学生真坏到甚么程度。换言之，这种评分法认定成绩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而并无绝对的标准；因此，无论他对一般学生有多大激励的作用，对根柢差而学习能力一时还难以赶上的学生是个打击，无论他如何用功，总归是个“劣”，终于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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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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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清华的课业与教师的评分，一般是紧的，中等科的汉文课尽管拖沓，学生也总得在大考时努一把力，免得陷于“劣”等。五等的计算背后当然还得写个分数，在别的学校，一般以六十分为及格，即够得上一个“下”，而清华却要求一个七十分的总平均，才算及格，才够得上升级与毕业出洋。
下面该说说当年清华学生们的课外或课余活动。但在这以前，有一种活动应须先谈一下，因为在我读书的年月里，它的地位是介乎课与非课之间的，而过了不多几年，它就正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同时负责教导的人员也从职员改成了教师——那就是体育活动。清华一开始就以注重体育，高自标榜，大力号召，特设了一个部门，重金聘请了教练专家，这种专家更必然地是来自美国了。当我在校的几年里，前后两任主任都是有博士头衔的美国人，马约翰先生担任部主任，是又过了几年的事。起初只有户外的田径和各式球类运动，应有尽有。后来又添上所谓“国术”，就是我国固有而我们现在更认真提倡与推广的各种武艺，主要是拳类，但在当时只有很少的学生选习，像汉文的学习一样，姑备一格而已。不久以后，体育馆，包括户内的游泳池建成了，在规模与设备上在当时国内也算是首屈一指的，不用说，除砖瓦以外，它的全部建筑物料都来自美国。从此，又添了许多户内运动与锻炼的方法，可以风雨无阻地进行活动了。
学生的体育活动，几乎从开办之日起就用强迫的方式进行的。学校规定下午四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全部课堂、自修室、寝室都给锁上，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敞开着。平时最不爱活动的小老头子似的学生到此起码要在马路上或荷池边溜得上一个钟头；只要在这时间内照章活动活动，其余倒也不作硬性规定。更硬性的规定是在后头。不是人人想出洋么？出洋是末日，末日要有一番审判，审判取测验的方式，称为“矫捷测验”（这是我在这里拟的一个译名，当时我们都用惯英文，称为（AgilityTest），包括五项，每项要够个标准，即跑得够快、跳得够高、游得够远……你才能取得出洋的资格。每年毕业生中，被搭救一两把而过关的例子也是有的，但一般说来，这一条章程是执行得十分严格的。因此，它的强迫性实际上是大于每天下午的那个钟头，就是中等科生在七八年之内，高等科插班生在两三年之内，平时总得强勉自己，锻炼锻炼，免得临时上轿发生问题，有碍出洋大事。这种例子还不太少，如现在还在重庆任大学教授的西洋文学专家吴宓先生。也因此，平时，就个别学生说是最后的一年半年，急来抱佛脚而锻炼得极为艰苦的“老先生”们也还不少，往往为平静的校园生活点缀上一些喜剧性的场面；到时总有跑场的人奔走相告：某人某人又在苦练什么啦，赶快去瞧呀！后来，不知在我走后的哪一年，体育终于成为必修课目的一种，和其他课程同样地排进了课程表。成为必修之后，平时要评分，周期有考试，其为带有强制性，是不消说的了。
体育比赛活动是频繁的。春秋两季的校内运动会、平时班级之间的各种比赛、校外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运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