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据说舒婷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福建文联。舒婷在当时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地位,有如当今歌迷眼里的F4。所以我常在盘算如何把她诓过来搞一次讲座。计划正待实施,却听一个家住文联的朋友说,舒婷的模样整一个工人阶级,酷爱搓麻,而且一搓麻满嘴都是有违五讲四美的发音。我一听,万念俱灰,歹念瞬间云散。
其实真正让我万念俱灰的是十年前的10月8日。那天,一个叫顾城的人在新西兰奥克兰岛用斧头劈死了他的老婆谢烨,然后自缢。据说起因是他老婆给他戴了顶绿帽,勾上了一个德国的气功师。德国人和中国人抢老婆,居然是靠中国的国粹气功,这委实是一大国耻。我估摸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气功师一边念念有词,唱着德国版的十八摸,一边伸出魔爪上下其手,谢烨抵抗不住,终于委身。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风化案,但偏偏这个叫顾城的人是写诗的,而且此前不少诗人纷纷自杀,比如海子、戈麦、蝌蚪等等,所以许多人都说诗人全是疯子,要防火防盗防诗人,搞得我很有思想压力。虽然我在家里不是独子,我疯了还有我哥,但住在精神病院会很有压力的,不仅伙食不好,据说还要挨电棒,所以还是不疯为好。
1993年10月,我写了一首诗悼念顾城,然后,封笔。
看到伊沙的访谈,想起诗歌,想起顾城的十年忌日近了。那时他的死,对我的震撼是多么大,但现在每个人的生或死,在我眼里都只是一只蝼蚁的来去。我冷漠了,或者说,我老去了。
回想起来,不写诗已有十年。我依旧倚靠着写诗时培养的语感和触觉码字、挣钱。在功利的年代,我摇着船橹向黄金海岸叛逃,渐行渐远。而诗歌仅仅是一座曾容留我的城堡,它那长满青苔的石阶躺在空旷的年月里,独自寂寞。
黄埔的逝水
当阿村这鸟人的催稿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玉树临风地站在渡轮上,江风像泥鳅般游过我额间的沟壑,实在倜傥得不行。事实上,已经有两个村姑开始冲我眨眼了,她们有可能在酝酿电波,也可能是患了砂眼——这种病的病因是液体分泌不够,干涩,因此有痛感。我的目光愈来愈忧郁,她们的眼睛眨得愈来愈快,但就在这时我的裤裆边忽然铃声大作。一段因缘还在前戏中就被天杀的阿村扼死了。
那天我去的是长洲岛,如果你恰好也去了,就会看到有个家伙在烈日炎炎下攀扶着高射炮搔首弄姿。当然我不是去打炮的,你不要把我想象得那么俗。我去长洲是因为长洲有黄埔军校。
岛上有兵器。不是冷兵器,是驱逐舰、扫雷艇、潜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和火炮。伸头闻闻炮管,有硫磺的味道,可见不是像明思克航母那样拿模型来蒙人。有一艘驱逐舰曾于60年代在东山群岛跟国民党舰队干过一仗,将敌军的一个少将打到海底喂鱼去了。一役过后,据说附近海域的鲨鱼都日夜兼程往东山赶,那盛况,着实叫人神往。
我懒洋洋躺在轰炸机的机翼上,看着操场上军训的小学员们,忽然想起孙中山当年把校址选在这里真是明智。八十年前的广州虽然还没有这么繁华,我居住的杨箕估计也就一农田,但是,无烟工业是肯定有的,兵哥哥们走在街上,只怕要被娇嫩得一掐出水的西关小姐邀请去抽一袋烟土。思想工作是很艰巨的,教官们养上百条狼狗恐怕都不够。于是国父一拍脑袋,设址长洲。我估摸了一下,从校门游到对岸,考虑到水流的速度,少说得游上三公里。一般来说,你纵然能游到对岸,估计也办不成什么事了,你又不是比昂迪或者索普。
国父的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前些年在海埂,很多球员一到晚上就爬墙去市区普降甘霖,所以不妨把他们空投到南沙的一个孤岛上,洗涤一下肉体和心灵,为了防止他们生活枯燥,也可以每人发一把小木剑,闲得慌就去海边像杨过一样剁剁海水,没准创造出一套辟邪剑法来。
黄埔军校那群猛男没练辟邪剑法,他们北伐去了,将星如云,把敌人打得哼哼哈哈。北伐是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词汇,前些天,我们的报纸也开始北伐了,几个兄弟在离别宴上喝酒,咕噜咕噜的,从前我们的报纸有个口号叫“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江湖是什么?江湖是拿来快意的。
弟兄们在三万英尺的云端时,我在黄埔。波光粼粼的江水穿过码头,笔直地远去。我想起林彪或许也曾在这个码头上发过呆,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击溃了众多的黄埔一期,乃至教师爷陈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林彪曾因在深夜打手枪被关过禁闭,当时他训练完后未上交枪和子弹,放在枕头下,迷迷糊糊一摸就开了枪。黄埔的禁闭室里,曾蹲着一个元帅。
傍晚,我在暮色中爬上了琶洲塔,看见落日的余晖将长洲岛涂抹得像一尊金黄的卧佛,忽然想起林彪的枯骨在温都尔汗埋了三十多年了。那些勋章,那些逝水,存在过,然后远去。今天的阳光,已无法照见昨天的功名。
陪着80年代一起老泪纵横
九月,树叶簌簌地落,这样的时令适宜悲秋,适宜像砂眼患者一样迎风流泪。所以,他准备歇斯底里地抒情。
一个不再年轻的老男人,笨拙地挤上公共汽车,从杨箕村到天河体育中心,仅仅一站。他的掌心里,有一张被汗浸湿的演唱会门票。他借着灯光看着票,上面印着一些曾经熟稔的名字,他的鼻子忽然无声地酸了一下。
他叼着烟。天河体育中心的观众很少,偶尔来的,也多数是中年人。稀稀拉拉的,像冬夜里的萤火虫。光景不好,谋食艰难,怀旧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他把脑袋搁在膝盖上,无聊地等。
简陋的幽蓝色灯光浮起来,在中信广场巨大的阴影投射下,舞台如此缥缈。也好,怀旧不需要华贵。老人们来了。伍思凯、潘美辰、费翔、张洪量,鱼贯而出。
有一些衰弱的声音迎接他们。当年被他们电流般的歌声击中的人,已从弱冠少年变成了臃肿而冷静的中年人,肺活量早已锐减。当年华老去,舞台上的歌者只能用老歌来温暖聆听者冻僵的记忆,像寒夜里的壁炉。
80年代。连蝉声都是若有所思的80年代。那时随便拿一首歌,都可以震住现在那些像镀金马桶的歌曲。那时的吟唱,能在二十年后依旧抨击人们的内心。
他捧着脸。潘美辰在唱《我想有个家》,这么多年,她的声音一点没变。他想起自己两年前刚到广州时,去买床准备住进出租屋里,在村里的音像摊边听到了这首歌,心里打了个寒噤。
他想起八年前自己蛰伏在乡下,时常去城里找工作,但永远碰一鼻子灰。有一次,他怏怏地坐末班车赶回乡村,太困倦,在车上昏睡过去,忽然就醒了过来,因为车里在放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歌声像针一样把他扎醒了,他望着车窗外,夕阳正无力地向山冈上的树林坠落,暮色越过田野扑过来,他咧了咧嘴,想哭却哭不出来。
他想起十多年前自己在福州念大学,那时对岸的潘美辰、童安格、齐秦等来开演唱会,他很想去,但最低的票价也要八十元,思忖了许久,终于没能下决心花半个月饭钱去享受耳朵。十多年的时光,像一块石头急遽地沉没在海底,他终于看见潘美辰在三百米外挥舞着双手,如同招魂的巫师。青春能招回么?他抖抖索索地弹了弹烟灰。
潘美辰走了。姜育恒来了。这个曾经清癯忧愁的韩国华侨,如今一张胖脸油光可鉴。他想起1987年全运会开幕前,有记者采访当时的跳水皇后高敏,问她喜欢听什么歌,高敏说最喜欢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那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姜育恒这个名字。十六年了,物是人非,那一年的全运会开幕式,就在眼前的天河体育中心上演。
姜育恒在唱《再回首》。无数观众在唱《再回首》。他也唱,他想起十多年前自己曾在学校凭这首歌拿过卡拉OK比赛的奖。可是,仅仅唱了几句他就哑了——这么多年的烟酒无度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嗓子。
他张着嘴,老泪纵横。
一切的从前,都焊死在时钟上了。姜育恒红极而衰,后来潦倒、酗酒,债台高筑,连女儿的学费都交不起。
过尽千帆。今夜,当那个谁在唱《十五的月亮》时,赖昌星正在加拿大蹲大牢;当谭咏麟唱《捕风的汉子》时,二十年前与他各据山头的张国荣已在墓床里躺了半年。80年代,死的死,伤的伤,如同一地的月光。
那个在天河体育中心看台上老泪纵横的男人是我。如今我在深夜孤独地敲打着键盘,这篇专栏将成为收录进我第一本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80年代那个蜷缩在草丛中睡去的少年,至今一事无成,只有病痛、白发和满腹的怅然。
窗外是天籁,夜雾愈发浓了。我想起80年代已经永久地逝去了,而自己十多年来漂流的里程已有数十万里,不知怎么的,就流亡到了这座城市。
体育篇
听听不同的鸟叫
最近我对凤凰台的陈鲁豫仰慕得紧,她对许多名女人的访谈很见功力,阴险而不着痕迹,聊着聊着就冲隐私去了,别人还傻不拉叽地当她是闺中密友,开始倾吐苦难情史。璩美凤啊,郎平啊,都先后中招。
那天我看见她对面坐了个女人,做娇柔老柳状,仔细一看,居然是我上大学时与全班男生集体爱慕的杨钰莹,多年不见,杨姨显然老了。杨钰莹不停地扭动玉脖,甩动秀发,说:
“我跟他分手时,约好将来谁也不许变老,……”我当时在喝啤酒,被呛了一下,我心想不知哪个道士又发明了长生不老的炼丹术,改天自己也去买一粒。后来我听了半天,才知道她在说自己跟一个大走私犯的侄子那个什么的经历。杨钰莹还说要连生三个孩子以便把汽车后座填满,看来走私确实来钱。郝董够有钱了吧?也就生两胎。在沈阳的世界杯庆功会上,郝董吻了杨钰莹一下,我们应当视为已生两胎者对欲生三胎者表达的一种景仰。
令我称奇的是杨钰莹居然声称自己毫无过错,还抨击媒体污蔑她,我想这个女人够刚烈的,不简单,若早生几百年又是一个杜十娘。
看完电视我又看小说,有个据说是作家的人写慕绥新,一张口就称其“老慕”,把这个大贪官描绘成一个身患癌症还四处招商引资的人。我想:这世道真的乱了,我们从此辨不清黑猫白猫,也辨不清妓女处女。
《汉书》云:口含天宪。所以公孙龙说:白马非马。所以克林顿说:口交不是性交。
不过这种声音的存在很重要。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鸟叫都有存在的理由,你不能因为喜欢八哥就割了乌鸦的音带。所以我们可以存疑,可以冷笑一声,但不要轻易下定论。
我想提出的观点是: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的话语权,尤其是在许多真相解密之前。几天前年轻编辑王星约我写稿,说要弄个“妖魔化甲A〃的专题,我一听就急了,这些年我也没少往甲A身上泼污水,这专题不是扇我耳光吗?他约我写这稿是典型的与虎谋皮。我说甲A就是烂就是脏,咱们不仅没妖魔化它,还手下留情,只把烂疮上的膏药掀起了一角……
后来我回想起来,“妖魔化甲A〃其实是中国足协的观点,他们还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发帖子反妖魔化。客观地看,足协的论调也有一定道理,这个社会有许多阴暗面比中国足球肮脏得多,而足球只是因其曝光率高而成为靶心。假球确实猖獗,但一年的总交易额还抵不上一个贪官的家产。所以,听听足协的声音或许能使我们的灵台更清明。
同样应当被倾听的还有王治郅和周宁,这两个人最近被渲染成了坏孩子。但我没觉得他们有多坏。作为当事人的王治郅至今保持沉默,这是一个很大的疑团。按照篮协的说法,王治郅是被小人带上了邪路。但按我推测,多年前马健的遭遇肯定给王治郅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也许王治郅和马健的最终结局是一样的。两个巨大的身影相继倒下后,我们可以简称为“马王堆”。
还有周宁。我无意为他那一柱擎天的中指辩护,但我一直认为,对极个别犯贱的球迷,反击是必要的。我们都知道贝克汉姆也曾用中指捍卫了自己的妻儿,周宁为什么不可以?像这种事情应当球员球迷各打五十大板。我们迄今听到周宁的声音只有道歉,没有愤怒,这是一种在生活压力下扭曲了的声音。正如龚晓跃所说:生存的压力比生命的尊严重要得多。
我喜欢听不同的鸟叫。在禽类中我比较厌恶鹦鹉,因为它永远没有自己的声音。曾有朋友想送我一双红嘴鹦鹉,我说好啊我还没吃过鹦鹉肉,吓得他不敢送了。在我看来,乌鸦和猫头鹰的啼叫更能揭示自然界的黑色规律,这是我拿弹弓打鸟多年总结的深刻经验。
烂人,你为何不忏悔
在南方体育鸡飞狗跳的编前批判会上,我始终对刘大嘴心存恐惧。主要是他声如破锣,常把我从梦中惊醒,而且不知为何,他一说到璩美凤就会流口水,让我想起巴甫洛夫著名的动物实验。在我睡眼迷离时,经常出现一幅情景:刘大嘴用纸巾擦擦嘴,痛心疾首地说:我是一个烂人。
“我是一个烂人”——多么质感、精准、传神的语言,就像夏夜的一道闪电,映亮了我
们欲盖弥彰的内心。自从多年前某罪犯歌星推出华语专辑《铁窗泪》之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如此深刻的自我批评了,而且这一经典反省是出自台湾传奇荡妇璩美凤之口,更令全球华人羞赧。有谁敢像她那样在电视上为一次正常健身运动而忏悔?没有。生猛如成龙大侠,能把扫堂腿舞得跟电风扇似的,也不敢承认是吴绮莉孩子她爸。当然,所有男人面对隆起的肚皮都会满脸惊恐,继而绝望地喊:“不是我干的……”约克对乔丹也这么说来着。
所以说,承认错误不容易,承认自己是个烂人更不容易。有些人明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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