芄辉谧芴宓淖ㄒ邓胶统删蜕铣�55级的。有人把这概括为“55级现象”。试想中国当代文学界、学术界，没有北大中文系55级会怎么样？如此说来，我们还能说这一代是“没有”的，是应当被隔过去的吗？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北大中文系55级是个特例。在整整一代的苍白中，他们显示出了一枝独秀的辉煌。这也许有道理，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但毕竟是有这么个“55级现象”，它确实是从那个特定的年代生长起来的。而且我相信，它虽特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这一代独有的某种精神风貌。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精神风貌并不被人看重，但现实和历史将会证明它的价值，尤其是在社会越来越功利、学术越来越失范的今天。
要解读“55级现象”，最好还是去看黄教授的《我的“三角地”》。作者既坦然承认这一代的不足，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一代的优长。他们进校于建国之初，“身上有一股‘开国气象’，一个国家新生之际那种兴奋和蓬勃进取的干劲，大家都有一种献身精神，从入了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认定要以我血荐学术”。他们幸运地直接受业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学人，不幸的是很快就被政治裹胁着去搞大跃进式的集体科研，去编什么“红色文学史”。然而我们看到，这批青年精英，即使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也没有完全丧失独立思考，没有割断自己与上一代学者的血脉联系。他们编了不足取的“红色文学史”，但很快就在老师的启发下修正错误，对备受吹捧的“科研成果”大动手术，实现了一次大幅、快速的自我超越；还要再接再厉，继续贡献了《中国小说史稿》《近代诗选》《汉语成语小词典》等学术上有影响的作品。就是在大炼钢铁的举国狂热中，在“十年动乱”的文化荒芜中，他们也没有放弃读书，没有泯灭对学术工作的崇高感、神圣感。黄教授在“文革”中，有“三个馆员陪他一个读者的故事”，这就使他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能以一人之力编出现代文学史，接续间断了二三十年的个人编史的传统。说他们“思想不解放”、“僵化”吗？可就是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在“文革”中批判“文革”，留下了专制年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见证（《一场没有胜方的辩论》）。谈到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黄教授做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不但见过‘文革’之类的大动乱、大灾难，也见过新中国如初升旭日的光辉灿烂；不但见到腐败和腐烂，也见到廉洁和公正。所以，我们能用比较全面的眼光审视历史，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这段概括相当精辟、准确，不禁使人想到王蒙。王蒙也是“十七年一代”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早期小说就充满这种“开国气象”，对历史在批判的同时，也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看到与上一代对时代的“隔”不同，他们是相当“人世”的；与下一代对时代凌厉的批判不同，他们是温和的，顺应多于否定。作为二十世纪人他们对这个大时代充满感情。黄教授说：“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也许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变化最快，变动最激烈，于民族命运关系最大的时期。能在这个时期潇洒或不那么潇洒地走一回，尽管会遇到很多磨难、痛苦，也还是值得的。”
我是“77级”，属于许教授说的“二十世纪第五代”。因为迷恋张中行他们那一代学人的行世风格和学术风貌，我也曾很赞同陈平原教授“隔代遗传”的说法。但黄教授的书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上一代，觉得轻言“隔代遗传”是不够慎重和严谨，对我们的父辈是有失公允的。就我个人而言，上大学时就曾听过北大金开诚、孙玉石老师，人大叶朗老师和我校王景山等先生的课，对我们这些从知青入学的学生影响很大；毕业后，因工作关系，又接触了袁行霈、谢冕、蒋绍愚、黄修己、柳斌杰、张传玺这些北大教授，接触了杨义、樊骏、何西来、林非、吕晴飞等社科院的研究员以及陈丹晨、孙幼军等文化名流，他们都属于“十七年一代”中的佼佼者，继续用他们的学问和人品影响了我们。怎么能说他们是没有的一代，是应当被隔过去的一代呢？应当说每一代都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尽管我们的上一代有时代造成的种种遗憾和不幸，有“一种无法补偿的永远的幻灭感和失落感”，但他们“在很不利的环境里，挣扎，彻悟，经历了波澜，绕过了曲折，才有了一点创造的可能。”“在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几个方面，跟我们的老师接上了关系”，对于这种悲壮的努力，作为后辈的我们，不是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吗？
黄教授书中用了一个词“弑父情结”。我们这一代是否有“弑父情结”呢？在许教授的“六代论”中，对前三代中的“五四一代”和后三代中“知青一代”评价最高，是从思想启蒙意义上说的。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也是拜时代所赐。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要说优长与不足，是每一代都有的。我们这“知青的一代”，虽说在打破思想禁锢上表现不凡，但在学养上，在知识结构上，不也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吗？如果说我们上一代是“摸书”的一代，那么我们呢？可不可以叫作“乱翻书”的一代？
黄教授书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精神断层”——“这些尚能保持住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人，已经淡出历史。”“他们认为值得不顾个人安危去保护的那些神圣、高尚的东西，已经被‘解构’得差不多了。”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道德日下、学术腐败，学术失范，这与我们急于翻过了“共和国的一代”，失去了某种道德的传承；与世纪末的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是否有关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热中“颠覆”、“解构”的同时，是否也应多看看我们的上一代，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医治社会以及学界病疴的营养。正如黄教授概括的，“没有的一代”是“没有账本的一代”、“没有声息的一代”、“没有愤怒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没有垮掉的一代”。他们真的该是“没有的一代”吗？
（《我的“三角地”》，黄修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26．00元）
“飞入寻常百姓家”
陈梧桐
王春瑜先生一向主张，历史学家的作品，应当“飞入寻常百姓家”。认为如果历史作品仅在史学圈内孤芳自赏，那是一种悲哀。他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躬行实践，相继写下逾百万字的雅俗共赏的明史札记、随笔、杂文，先后出版了《“土地庙”随笔》《牛屋杂俎》《老牛堂三记》《老牛堂札记》《续封神》等几部历史随笔集。最近出版的《看了明朝就明白》，是他践行这一主张的又一部新作。
普通百姓往往觉得，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离今天已很遥远，现在为自己的生计还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去读什么历史作品。其实，历史与现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人们虽说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却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为了纠正一般人的错误观念，作者延续他长期坚持的“古今一线牵”的做法，通过明朝的大量史实告诉人们：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开门七件事”、“三百六十行”、“父母官”等等，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才定型，成为千家万户的口头语的；在国破家亡时奋起抗争，反抗压迫，不屈不挠，坚持民族气节的顾炎武、金堡等人的高风亮节，正是我们今天提倡的爱国主义传统；今天江湖上出现的用蒙汗药迷人、作案，流氓、黑社会势力的种种骗术，不过是明朝江湖流氓骗术的花样翻新；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其遗毒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沉渣泛起，贻患无穷……这种将谈历史与谈现实杂糅在一起，熔古今于一炉的写法，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读者明白，历史离今天并不遥远，目下的一些事，原来是古已有之的，从而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取《看了明朝就明白》的书名，其立意即在于此。
历史随笔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历史作品，不仅要有文学功底，更需要有史学功底，所写的史实必须准确无误，史实弄错了，由此生发出来的种种议论将会谬之千里。最近读到一部历史随笔集，见书中将燕王朱棣说成朱元璋的第五子（实为四子），将宣府的今地注为山西大同（实为河北宣化），说它是雄镇西北的军事重镇，也是进出西域的重要通商口岸，对书中的议论便不免产生怀疑。王春瑜先生曾师从陈守实先生攻读元明清史，后来又曾与谢国桢先生同事，得到二位极重考据的史学名家的亲炙，具有扎实的史学功底，考据功夫。他的这部史学作品，所叙的史事，大至一个政治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小至一件具体的物品如蒙汗药、麻将、马桶等，都系统地爬梳史料，仔细考订，弄个明白无误，才写成文章。书中所引用的每条史料，都注明出处，涉及到正史、政书、实录和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诗词、文集、方志、族谱，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由于勤于发掘，精于考订，叙史准确可靠，由此生发的议论自然地也就令人信服。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先生具有锐利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善于对历史作深层次的思考，能知微见著，从一件件看似平常的史事中，引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经验教训。如《“吃他娘……”》一文，从李白成起义军进军河南后传唱的一首民谣，说到明朝官场越刮越凶的吃喝风，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导致广大饥民的揭竿而起和明王朝的土崩瓦解，然后联系到当今的吃喝风说：“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风虽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竟有人一桌饭菜花去35万人民币，真是热昏。而官场吃喝风的蔓延，更使识者忧之。”“愿三百多年前吃喝风的悲惨结局，使国人有所思有所悟。”《张居正的悲剧》一文，记述张居正的改革，虽然惩治腐败，却未持之以恒，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未能洁身自好，遂使改革半途而废，死后不久被追夺官秩、查抄家产，使改革成果付之东流，最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明朝前期的经济改革家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149），改革家更不应当稀里糊涂地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书神之吼》一文，记述古代史籍中所载的书神之吼，指出所谓书神同一切神一样纯属子虚乌有，不过神话归根结底是拐了弯的人话，“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不读书，相信知识无用论，迟早必遭惩罚”。然后联系当今的现实，不无愤懑地写道：“眼下铜臭熏得时人醉，大量青少年弃学、失学，新华书店改成服装店、火锅城，安得有‘书神’发雷霆之怒，连连大吼，振聋发聩，不亦快哉！”这一桩桩凝聚着前人血泪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无不发人深思，令人警省。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长期以来未能彻底批判和肃清，十年“文革”中沉渣泛起，使许许多多老干部深受其害，百姓遭殃，作者也“从死地走一回”。因此，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尤其着力，也尤为深刻。《明清神化皇帝一瞥》一文，用犀利的笔触，揭露明清时代神化皇帝的各种手段，指出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皇帝同常人一样，也是肉眼凡胎，也有七情六欲，所不同的是，“他们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且绝对不容分割，总想把家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重复做着秦始皇的千年皇帝梦。为此，他们不惜制造冤狱，株连九族，切人头如切西瓜”。书中的许多篇什，即通过具体的史实，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与残暴。《阉不掉的诗情》一文，提到万历年间的太监王翱的一首诗时写道：“‘曾入皇家大网罗’，真是可圈可点。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其实就是一张黑暗的大网，插翅难飞的宫女、太监，像笼中的鸟，失去自由，消耗尽青春年华，直到无声地死去，他们是何等的不幸。”《明朝特种监狱——诏狱》一文，利用署名“燕客具草撰”的《诏狱惨言》之记载，揭露三百多年前由皇帝亲自操纵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直接把持的诏狱的种种罪行，指出“它从一个侧面，照出了封建社会法外之法的可憎可怖”，“它更是明代大肆膨胀、高度发展的皇权，在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充分暴露的腐朽、野蛮、残酷的一个缩影”。当然，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这种批判，也是为现实服务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并没有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退出历史舞台而宣告终结。作者沉痛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对个人的神化，事实上也不过是历史的残梦”，“‘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几被砸烂，‘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一、二、三办专案组，疯狂迫害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革命，几是变相的诏狱”，“明清神化皇帝的旧梦，虽然早已随风而逝。但是，大大小小的续封神现象，人们见得还少吗”？提醒人们，应该彻底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否则“文化大革命”或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祸患就可能卷土重来，给国家、民族再一次带来灾难。
古人云；“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时下的不少史学作品，虽有精辟的见解，却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更多的则是思想平庸，毫无创见，文字呆板枯燥，艰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会有多少人问津。有鉴于此，王先生继承我国“文史一家”的优良传统，多年来致力于文史结合的写作，追求把史学文学化，把文学史学